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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搭上了一架由现代传媒和市场所构成的“双引擎”的快车，朝着新世纪呼啸而来。面对杂乱无章和瞬息万变的大众文化现象，中国知识界的应对从一开始就陷于捉襟见肘和言不及意的困境。 ●日常生活世界的事物在表面上为具体的物质的可感性所覆盖，而且事物之间存在的紧密的粘着性，都使得其文化意义显得暧昧不明。这是大众文化研究的困难所在。 ●对于大众文化的关照，究竟是指向知识的自我繁殖还是指向日常生活的批判实践，或者说，这些生活现象究竟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材料还是一种文化批判的对象，国内学术界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大众文化——世纪之交中国文化最清晰的变更线 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出现是近几年的事。尽管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也有过所谓“文化热”之类的现象，但这并不能称之为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申明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众文化在中国社会迅速勃兴，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文化最为清晰的“变更线”。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正与这一大众文化的兴起密切相关。 然而，所谓“大众文化”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也不仅仅是一般性地与精英文化相对立的民间草根文化。“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所指涉的是现代市民社会自主的、基于日常物质生活的公共交往关系，及其由此而产生的文化生产和传播过程。在中国，这一变化的出现，有赖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现代科技进步支持下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二是一定程度上市场自律的文化生产制度。而此前，国家主流文化压倒性地位制约着文化形态的生成和知识表达。传统的文史哲这些高度成熟的和被组织化的人文学术，长期寄生于国家统制的学术机构上，形成了一种自我封闭和自给自足的知识生产体系。观念化的高级文化成为其知识对象。处于自发性的萌芽状态的民间日常的物质生活方式，则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表达，处于一种隐性的亚文化状态。随着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和高科技的现代传播媒介的发达，大众文化开始形成自身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并由亚文化状态转变为相对主导性的文化形态。各式各样的大众文化现象是否应该和是否能够成为人文学术的知识处理对象，这将成为人文学界不得不细加审视的知识难题。 事实上，迅速膨胀的大众文化，直接刺激了知识形态和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传统的人文学术由面对国家统制的高级文化（如文学、艺术、哲学等）的知识生产，转向了对市民社会的日常的物质生活的关注，并力求寻找对这一杂乱的生活现象的知识性表达。 文化研究实际上是将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经验世界）的内容，纳入到知识分析系统中的知识生产方式，并为现实的文化批判实践提供了基本平台。 文化研究——黄昏时刻的起飞 文化研究的“猫头鹰”在传统的文学和人文科学的黄昏时分开始起飞。文化精神开始告别理性的正午，转入黄昏状态，理性辉光的永恒性成为旧梦。这是理性和知识的飞鸟回归日常生存经验的时分，在黄昏的辉光照耀下，知识渐渐显示出日常生活的暧意。而在现实的生活世界里，日常的物质生活更像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编织着其欲望化的文化形态。 如果这种欲望化的文化形态需要成为知识的对象的话，那么，以怎样一种知识生产方式来处理日常生活经验材料，成为文化研究方法论的基本问题。事实上，这个由物质所填充并由欲望所驱动的生活世界，事物更容易被处理为欲望消费的对象，而不是知识分析的对象。日常生活世界的事物显然不像那些已经被高度符号化的高级的精神文化那样，可以轻而易举地纳入到知识分析模式当中去。事物在表面上为具体的物质的可感性所覆盖，而且事物之间存在的紧密的粘着性，都使得其文化意义显得暧昧不明。这是大众文化研究的困难所在。 20世纪以来的文化理论，尤其是索绪尔以来的符号学理论，开始为解析这一文化难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符号学指向的是任何可能被符号化（或文本化）的事物，并不特指那些已经高度符号化的高级文化。符号学模式的普泛性效用，使得知识对日常经验的分析成为可能。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在试图发现日常生活经验的“语法”。与符号学模式相类似的是弗洛伊德的关于无意识结构的心理学模式。他为文化符号学分析带来了心理学的深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模式在方法论不仅与此相似，而且他为符号分析加入了政治性的强度。其他种种文化批判理论，在逻辑学和方法论上，亦大致相同。 知识的自我繁殖还是生活的批判实践？ 大众文化搭上了一架由现代传媒和市场所构成的“双引擎”的快车，朝着新世纪呼啸而来，一时间令知识界人士头晕目眩。大众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庞杂性，对传统人文学术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面对杂乱无章和瞬息万变的大众文化现象，中国知识界的应对从一开始就陷于捉襟见肘和言不及意的困境。1993年前后的所谓“人文精神讨论”，可以说是人文学者与初级形态的大众文化的最初接触。尽管这场讨论基本上是以“对话”的形式出现，但对立的双方操持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语言，他们彼此听不懂，甚至根本没有打算听懂对方的话。讨论停留在互相贬低和互相指责的阶段。这一情形与当初来自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们面对美国的大众文化的情形有一点相像。 在“人文精神讨论”以及此后一段时间里，主流知识界对大众文化现象的观察和评价，在总体上流于粗疏和粗暴。知识成见很容易将繁复的文化现象，化约为道德上“严肃——粗鄙”的分野和美学上的“雅——俗”分野，并为知识的居高临下价值审判提供依据。接下来便是表态和站队。 然而，精英知识界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大众文化并不愿意在精英文化所指引的通往道德“天国”的坦途上前进，相反，它们依旧沉湎于日常的欲求，在物质化的尘埃中撒欢和歌唱。此情形下，大而无当、似是而非的“人文精神”显得苍白无力，他们开始试图寻找相对有效的应对方案。学院人文学者们尽管表面上依然摆出一副誓死捍卫精英传统的庄重表情，暗地里却与大众文化市场眉来眼去，在半推半就地拥抱中，试图将大众文化纳入到他们的学院知识生产流水线当中。学院文化学者的这种暧昧表情，也是当下学院知识体系尴尬处境的写照。 在今天，大众文化能够成为知识生产的对象，这一点已经不成为问题。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对于大众文化的关照，究竟是指向知识的自我繁殖还是指向日常生活的批判实践，或者说，这些生活现象究竟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材料还是一种文化批判的对象。在这些问题上，国内学术界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我在上文中反复使用“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这样的表达，这表明在我看来，这两个概念近乎可以等同，或者可以替换使用。然而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既然等同，为什么又要使用两个不同的概念。问题的复杂性乃是因为这一学科的中西差异所导致的。在当代西方人文学术领域内，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文化批评。20世纪以来的人文学术的重要变革，即是试图建立批判性的知识体系，或者说，把现代知识生产作为文化批判的话语实践。这一点，从法兰克福学派到福柯的工作中，表现得很充分。 但这一重大的知识转型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完成。在这场学术转型过程中，“海归派”学者扮演了“学术掮客”的角色。他们从自己所在的西方大学课堂和图书馆里批发来大量的文化理论，兑上自己的口水，贩给国内的学院学者。这一情形跟1980年代文学和美学的新理论的大爆炸的情形同出一辙。当年，这些学者们暴饮暴食的文学和美学新理论尚未完全消化好，如今又来了新的文化理论大餐。依旧还是那帮食客，依旧还是那样暴饮暴食，当然，也依旧还是那样消化不良。 然而，即使那些原装的西方学院学者的文化理论，也不乏空洞肿胀的货色。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人文知识分子也多半苟安于学院空间内，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尽管他们依然还在不断地翻新他们的知识仓库，制造新的理论，但文化的原创性和现实批判精神正在严重退化。他们热衷于将学院变成不断翻新的知识生产“工场”，满足于制造一套又一套的新“产品”。而这些新“产品”更多的是虚拟性的批判性，并因缺乏与现实的短兵相接的搏击，而在实践的意义上丧失了批判的生命力。不可避免地等待他们的也必将是自我萎缩的命运。显赫一时的“伯明翰学派”的倒掉，就是明证。 “文化研究”试图将大众文化现象纳入到陈旧的学院知识生产体系当中，成为其知识体系的生产资料。并且，他们往往沿袭其文学研究的成规，文化看成是一种静态的知识生产，可以在封闭的“学术实验室”里进行研究和阐释。文化批评则将文化看作是动态的现实生活，是当下的、具体的生活实践。文化批评随时关注当下生活，并及时地对现实的文化事件做出有效的批判性的响应。它并非为了学术生产的需要而将生活现象处理为静止的和可供解剖的对象，而是要通过现场的话语批判，来纠正日常的文化精神的缺损，并保持文化本身的创造性活力。 原载：《文学报》2006年4月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