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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哀郢》中：“过夏首而西浮”是指——过“夏首”以后，长江有一段向西南回转，舟船随水路弯曲向西南而下，故曰“西浮”。 2、“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可译为：驾船顺流而下，来到洞庭地带，随后再进入长江继续向下游航行。 3、东迁的终点——陵阳（？）。不在赵逵夫先生所说的江西安福，可能在鄂渚江北，今湖北黄冈附近。 关键词 屈原、东迁、西浮、洞庭、陵阳 赵逵夫先生《屈原和他的时代》书中，有一篇《〈哀郢〉释疑并探屈原的一段行踪》，论文中的考证、结论，多不能令人信服。特此与赵逵夫先生商榷。 一、《哀郢》概览 对《哀郢》的理解从古到今一直歧见纷呈。有些解读文章，把诗文切割成若干小段，去考证字、词、句。就“字、词、句”的考证来看，可能有些道理，但是，从整体上、联系上下文看就对不上号了。 朱熹曰：“凡说诗者，固当句为之释，然亦但能见其句中训故字义已，至于一章之内，上下相承，首尾相应之大指，自当通全章而论之，乃得其意。”[朱熹《楚辞集注》1.P397] 《哀郢》中“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之前，都是诗人追忆当年被放东迁，离开郢都时的旧事。由近到远景物的描写，显示他“一步一回首，一步一挥泪”的悲痛之态。 《哀郢》中，从“方仲春而东迁”到“今逍遥而来东”，一路都是顺江“下浮”；从语句、意境上看，“东下”的连贯性很好，没有逆水上行的描述；没有向西、向南的意图；没有远离长江的迹象。而在“背夏浦”之后，即说“当陵阳”。故“今逍遥而来东”之目的地，应为离“夏浦”不远的“郢都东面某地”，既不是“安徽陵阳”、“江西安福陵阳”，也不在“南楚沅湘之间”。有这个总体的把握，在解读、分析词句时就不容易误入歧途。 二、屈原东迁的时间 （一）“楚顷襄王元年”论，不能成立。 赵逵夫先生说：〖屈原的被放应是在楚顷襄王元年秦兵进攻楚国，势如破竹，楚君臣仓惶辞庙之时。〗[2.P431] 赵逵夫先生引用《史记•屈原列传》说： 〖怀王至秦，秦留之，“竟死於秦而归葬”。下面接着说：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2.P430] 根据《屈原列传》顷襄王三年，怀王“死於秦而归葬”以后，顷襄王才怒而东迁屈原。 赵先生把“屈原被放”定为“顷襄王元年”，岂不是与自己所引用的史料矛盾吗？ (二) 顷襄王四年屈原被放逐。 《哀郢》中有“信非吾罪而弃逐兮”；“方仲春而东迁”。那么屈原“非罪而遭弃逐”的时间是哪一年呢？ 《史记》有载。《太史公自序》曰：“怀王客死，兰咎屈原”。[3.P949] 《楚世家》：“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3.P342] 根据《哀郢》与《史记》可以确定，应当在顷襄王四年仲春屈原“非罪而遭弃逐”、“东迁”。就是《史记》中“顷襄王怒而迁之”[3.P628]之“迁”。 王逸：“言怀王不明，信用谗言而放逐己，正以仲春阴阳会时，徙我东行，遂与室家相失也。[4.P132]”这里王逸只是把顷襄王时之事，错定到怀王之时，其它解释还是可取的。 三、“遵江夏以流亡”的问题 屈原东迁的路线，列来有“顺着长江”和“顺着夏水”两种意见。看来“顺着夏水”的说法，既与诗文文意不符，又与夏水的实际不符。 赵逵夫先生把“遵江夏以流亡”，译为“顺着长江和夏水到处流浪”[5.P812]。这种解释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并不融通。 第一、不可能在“出国门”、“发郢都”时，就进入夏水。因为从郢都到“夏首”还有五、六十里路程，从郢都乘船只能顺着长江“出国门”。 第二、屈原东迁的路径，不可能既“顺着长江”，又“顺着夏水”。若是说先“顺着长江”，“过夏首”后，再“顺着夏水”，则与“过夏首而西浮兮”不符。因为“过夏首”以后夏水向东南流，长江向西南流。诗文曰“过夏首而西浮”，必定是顺着长江走，才会“西浮”。若要“顺着夏水”，应当“东浮”，不该“西浮”。 第三、诗文曰：“方仲春而东迁”。“仲春”枯水期，夏水不能行舟。 《楚辞集注》：“冬竭夏流，故谓之夏”[1.P179]。 至于把“流亡”，译为“到处流浪”。似乎也不妥帖。“流亡”有目的地，不同于“到处流浪”。 “遵江夏……”；“出国门……”；“发郢都……”。三句都是写“离开郢都”。屈原用反复吟唱，来表达离开郢都时沉重的心情。 把“遵江夏以流亡”，理解为“顺着长江离开郢都踏上流亡之路”可能更符合实际。 四、“过夏首而西浮兮”的问题 （一）赵逵夫先生的“由江入湖”说，无法与“上下左右贯通无碍”。 赵逵夫先生在列举了古今十几位学者对“西浮”的看法，并一一驳斥之后说：“他们尚未弄清洞庭湖—带的地理形势，如果弄清，一定会很简捷地说：‘西浮’即由江入湖之谓也！”[2. P415] “诗人则是沿着长江走的。……过夏首以后，又走了一段”；“至洞庭湖口，便折而西行入湖”[2. P416]。 赵逵夫先生肯定诗人“是沿着长江走的”，对。但是，“过夏首以后，又走了一段”；至洞庭湖口，便折而西行入湖”之说[2. P416]，则难以成立。 首先，从夏首（今荆州市东南）“至洞庭湖口”，还有很长的路。正如潘啸龙先生所说：“‘过夏首而西浮’，说的是过了夏首即行‘西浮’，两者是紧相连接的行程”，与‘又走了一段’，再‘折而西行入湖’，有很大的区别。”[6.《屈赋研究三辨》]，更何况这‘又走了一段’，是长达六七百里的水路呢。 其次，《哀郢》诗文中，从“方仲春而东迁。”到“今逍遥而来东”，一路都是从流“下浮”。而“西行入湖”，却要逆水而上，这与《哀郢》文意不合。 第三，与“浮”之意不合，赵先生自己也说：“然浮乃指顺水或顺风飘浮（王逸注：‘船独流为浮也’）”[2.P412]。可见，把“西浮”解释为逆水而上，并不妥帖。 第四，赵逵夫先生的“至洞庭湖口，便折而西行入湖”，属于“添字解经”。而且“至洞庭湖口”之时，距郢都已经六七百里了。据《战国策•楚策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P 599]。长江上游水流较急“一日行三百余里”，郢都“至洞庭湖口”水流较缓，六七百里水路约需要三天时间。这时再去说“顾龙门而不见”，与情、与景皆不合。 第五，赵逵夫先生414页“西行入湖”的潦草插图——与屈原时代古洞庭的地理毫不相干。赵先生依靠对“《山海经•海内东经》”的猜测、再参照“今之洞庭湖的形状”，臆想出此图，似乎太不严谨。 比较可靠的反映屈原时代的古地理图，请看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P45-46战国•楚越。 （二）笔者的猜想。 学者们对“西浮”的解释种类很多，以林云铭之说比较合乎情理。林云铭在《楚辞灯》中说：“西浮，舟行之曲处路有西向者”。可惜此说未能得到普遍重视。 过“夏首”以后，夏水向东南流，长江向西南流，舟船随水路弯曲向西南而下，故曰“西浮”。这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战国•楚越”图上，可以清楚的看到。在夏首到城陵矶一段，长江水道蜿蜒曲折，向西南的回曲多处可见。西流回转水道，长的可达五、六十里以上。 “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过了距郢都五、六十里路的夏首，船随水路向西南飘浮，回顾龙门而不可再见。 再向下，船行至今湖北公安到湖南华容一带，战国时代这里江面宽广，有的地段江湖连成一片。屈原的优美诗句，生动地反映了这里水面宽阔的景象： “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凌阳侯之泛滥兮，忽翱翔之焉薄？” 简简单单的问题，赵逵夫先生用了两三千字去考证，反而弄得离真相越来越远。 五、古洞庭的问题 春秋战国时代洞庭湖的状况，关系到“过夏首而西浮兮”和“上洞庭而下江”等问题的解释。 （一）“早期的洞庭湖”——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 〖《庄子•天运》：“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山海经•中山经》记有“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说明先秦时期，今洞庭湖区还是一个河网割切的平原景观。直到秦汉时期，湘、资、沅、澧四水也分别流入长江 。从公元4世纪开始，受地质沉降作用与长江荆江段筑堤的影响，长江分流之水汇入洞庭平原，原来的沼泽平原形态演变成浩渺的湖泊。 《山海经》：“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庄子•天运》：“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称洞庭为平野。说明当时湘、沅、澧诸水在洞庭山（今君山）附近与长江交汇，洞庭湖地区还只是一片河网交错的平原，只是后来环绕君山的所谓“洞府之庭”形成了一个大的湖泊，始有洞庭湖之称。1957年在安徽寿县出土的战国楚怀王六年（前323年）制“鄂君启节”，所述舟节西南水路铭文为“自鄂（今湖北鄂城）往：上江、入湘、入资、沅、澧、油”。从舟节铭文水流交汇不及入湖来看，与《山海经》、《庄子》所载洞庭平原的自然景观也是一致的。 《水经》记载：澧水“又东至长沙下雋县西北，东入于江”；沅水“又东至长沙下雋县西，北入于江”；湘水“又北过下雋县西，……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资水“又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于江也”。说明在君山西南的资、沅二水交汇处，有湖泊的存在。战国时屈原在《楚辞•九歌•湘夫人》中“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当即指此湖。只是由于那时这一夹在沅、资二水之间的湖泊水体很小，尚未为人所注意，因而《尚书》、《周礼》、《尔雅》、《吕氏春秋》、《淮南子》等都未把它列入古代有名的泽薮之内。〗[7] (二) “洞庭湖口为中心”论，不能成立。 赵逵夫先生说：〖《鄂君启舟节》……如：上江，入湘，……入资，沅，澧，微”。上江……商郢。这段文字中，以洞庭湖口为中心，一条路是“入湘”，一条是“入资”，一条是入澧，一条是入微，一条是达于郢。……《水经注•湘水注》言资，沅，澧，微“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汇大江，名之五渚。”……所以肯定是指在洞庭湖口由水路可以达到的几个点。〗[5.P428] 这里，赵逵夫先生臆造了一个“洞庭湖口为中心”的问题。《鄂君启舟节》曰：“自鄂市：上江，入湘，……入资、沅、澧……。上江，适木关，适郢。”[8.P343-344]根本没有洞庭湖。 赵逵夫先生在解释 楚怀王六年（前323年）制的《鄂君启舟节》时，采用了八百年以后北魏郦道元（472?～527年）的《水经注》，说：〖《水经注•湘水注》言资，沅，澧，微“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汇大江，名之五渚。”〗[2.P428]来证实“战国时代的洞庭湖”。得出“肯定是指在洞庭湖口由水路可以达到的几个点”。 湘、资、沅、澧，在战国时代并未“同注洞庭”，除了《鄂君启舟节》外，三国时的《水经》也有记载：〖澧水“又东至长沙下雋县西北，东入于江”；沅水“又东至长沙下雋县西，北入于江”；湘水“又北过下雋县西，……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资水“又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于江也”。〗（按：《水经》在这里，沅水的描述自相矛盾。） 《鄂君启舟节》和《水经》中，都没有提到洞庭湖。说明当时洞庭湖很小，不在舟行航道之上。洞庭湖是否与长江相通也难以确定。 赵逵夫先生臆想的“洞庭湖口为中心”的水路，与战国时代的实际不符。 六、“上洞庭而下江”的问题 “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 这也是学者们分歧很大的难解之句。此句的关键是“洞庭”的问题。先秦时期的“洞庭”，既可指洞庭湖，又可指洞庭之野、洞庭山，洞庭郡(?)。上文已说过，春秋战国时代的古洞庭湖很小，是不是与长江相通，也难以肯定。故《哀郢》中的“上洞庭”，有两种可能。 一是，船经过“洞庭”之地，“上岸”采办物品、小住（古代乘船远行，一般天黒都要靠岸休憩，一路上停靠点很多）。随后再“下江”继续航行。(此种可能性较大。) 另一种可能是，古洞庭湖虽然很小但是和长江有一段水体相连，船到此处，自然进入洞庭湖，过了这一段，又进入长江。 赵逵夫先生说：“‘上洞庭而下江’指北出洞庭顺江而东”[2. P417]；“屈原离开郢都，到了洞庭湖中，原打算到沅湘一带去，后因秦军进军迅速，恐沅湘一带也将为所有，故又出湖，沿江东下。”[2 P433]。 赵先生此说以前面的“折而西行入湖”[2. P416]为前提，“西行入湖”不成立，此说自然也不能成立。再者，此说既没有史料依据，又与《哀郢》文意不合；况且，把“上”洞庭，解释为“出”洞庭，也不妥帖。 七、东迁的终点与陵阳的地望 （一）东迁的终点在何处？ 《哀郢》中“今逍遥而来东”。这“来东”之地点在何处？ 根据“背夏浦而西思兮”，应当离夏浦不远； 从“登大坟以远望兮”看，当在江边广平之地。 从“淼南渡之焉如”看，该在浩淼大江之北。 到达流放的终点后，屈原丧魂落魄，一片茫然。 “当陵阳之焉至兮”——面对“陵阳”不知身自何处来？ “淼南渡之焉如”——（若）南渡浩淼大江不知那是何方？ “陵阳”之解有二。一曰水波；一曰地名。目前这两种解释并存，谁也说不服谁。 清代蒋骥首次将“陵阳”解为地名，即今安徽省南部青阳县以南的陵阳镇。蒋氏认为，“《哀郢》从郢至陵阳也。” 安徽的“陵阳”，在长江以南的九华山区，离长江将近百里，舟船不能通行。与《哀郢》内容不符。 （二）赵逵夫先生的“江西安福”说 赵逵夫先生说：“可以肯定《楚辞》中的陵阳在江西省西部，庐水发源处的西北面，即安福以西，庐水以北，武功山以南。”[2.P427] “庐江上游的陵阳本属楚人所说的‘江南之野’，但距郢都更远，更荒僻”。[2. P436] 赵先生用确信的语气，“肯定《楚辞》中的陵阳在江西”，却提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而赵先生的“陵阳”，比安徽的“陵阳”“距郢都更远，更荒僻”，距离“夏浦”约有一千二百里水路，舟船也难以通行。既与《哀郢》诗文不符；又与赵先生自己的论点相悖。 请看赵先生的自我否定： 其一，“此前的‘出国门’、‘发郢都’、‘过夏首’、‘西浮’、‘顺风波以从流’、‘上洞庭’、‘下江’、‘背夏浦’，历叙其由发郢都至过夏浦一段，次序井然。而在‘背夏浦’之后，即说‘当陵阳’。似陵阳并不如学者们所说今安徽陵阳那样远”[2.P422]。 其二，赵先生解“淼南渡之焉如”曰：“看着江面浩淼大水相当，内心茫然，不知所从。”[2.P422] 请问：江西省西部，庐水发源处西北面的“陵阳”，能看到“江面浩淼的大水”吗？ （三）笔者的猜想 屈原的《涉江》是记《哀郢》其后之事。《涉江》诗文有：“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兮”。《哀郢》东迁的终点——“陵阳（？）”。当是《涉江》南迁的起点。根据《涉江》诗文可知——“陵阳”在江北；由“陵阳”去鄂渚需要“济江”；“陵阳”离鄂渚较近，渡江后就可到鄂渚。 林庚《史记屈原列传论辨说“破郢”》说：“《哀郢》正是屈原九年放逐于鄂渚之后的作品”林庚先生的“鄂渚说”，与《哀郢》《涉江》的内容比较接近。作为近似的、概略的说法是对的。当然，从《涉江》的诗文看，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在鄂渚的江北。 “鄂”并非今日之武昌。而是武昌以东一百多里今鄂州市境内。“鄂”的江北就是今日之“黄冈”。 钱玉趾先生说：“《水经注》说‘江夏有西陵县’，西陵在今湖北黄冈西北。西陵之阳可能也称陵阳。”[见《〈哀郢〉的写作时间及内容新解》] 《水经注》之说，虽不能证明屈原时代的地望。但是，“黄冈”在“鄂”的江北，距离夏浦不远。与《哀郢》“今逍遥而来东”及“背夏浦”、“当陵阳”相合；与“淼南渡之焉如”相合；与《涉江》“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兮”也相合。综合起来看屈原东迁的终点，有可能在鄂渚江北，今湖北黄冈附近。 八、臆造“顷襄王元年秦对楚进行突然袭击”之历史。 赵逵夫先生说：〖苏代云：秦之行暴于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若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穀，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2.P432]；〖顷襄王元年秦对楚进行突然袭击，虽在二月，不是水行速度最快之时，但最多也只是五、六日，蜀地之甲兵可以直取郢都，汉中之甲兵可以占据洞庭五湖。……秦兵此次进攻势如破竹。刚刚继位的顷襄王同朝臣、贵族惊慌向东逃跑〗[2.P433] 赵先生的这个结论，既没有信史依据，又与《楚世家》顷襄王元年秦“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3. P341]不合。 赵逵夫先生为了证明《哀郢》“东迁”是：“顷襄王同朝臣、贵族”，“仓惶辞庙”“惊慌向东逃跑”。引用了与顷襄王元年“秦发兵攻楚”不相干的，《戰國策•燕二》“秦召燕王”中假想的话作为主证。臆造出“顷襄王元年秦对楚进行突然袭击”；“蜀地之甲兵可以直取郢都”……的“历史”。令人难以信服。 主要参考资料: [1] 朱熹《楚辞集注》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6年3月第1版 [2] 赵逵夫《屈原和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 [3]《史记》岳麓书社 1988年10月 [4]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3月第1版 [5]《先秦诗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 [6] 潘啸龙《屈赋研究三辨》《云梦学刊》社科版1996 01 P1-8 [7] 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 http://zhjyx.hfjy.net.cn/Special/Subject/CZDL/DLBL/DLTS0083/ [8]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