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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开始，一场关于"新乡土文学"的命名运动在全国悄然展开：广东的《佛山文艺》杂志联合《人民文学》、《莽原》和新浪网举办了一场全国性的"新乡土文学征文大赛"，第一个打起"新乡土文学"的大旗，目前作品评选已近尾声；浙江的文学杂志《江南》也在去年提出"新乡土叙事"的倡议并刊发相关作品…… 那么，什么是"新乡土文学"？当代文学离今日的中国乡土又有多远呢？ 乡土文学两大传统：桃源与恶土 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古国，中国文学的传统几乎就是乡村传统。正式提出"乡土文学"概念的是鲁迅，他的《孔已己》、《风波》、《故乡》、《阿Q正传》、《社戏》等作品为乡土小说拓荒。 此后中国乡土文学始终薪火不断，先后出现了沈从文、萧红、吴组缃、沙汀、赵树理、孙犁、马烽、汪曾祺、柳青、刘绍棠、高晓声、路遥、贾平凹等一大批作家。 鲁迅对乡土采取严峻态度，他用现代文明和进步思想来烛照宗法制下的农村，着力刻画宗法制农村中的世态炎凉和弱者的不幸。这种态度被许多进步作家所接受，在沙汀、艾芜、鲁彦、许钦文等一批现代乡土作家笔下，农村是落后的、需要批判和反思的对象。 另一派乡土作家则陶醉于乡村的田园风光，废名和沈从文最有代表性。 这两派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作家们要么将视农村为反抗工业文明的乌托邦，要么就是苦难的、值得同情的对象。今天这两种倾向都面临着危机。传统乡村破灭，乌托邦已经不复存在，而那种把农村仅仅视为一个需要同情的弱势群体来看待的作品，显然也失偏颇。如何走向一个更有价值的乡土叙事，找到现实的切入口，是横亘在愿意创作乡土作品作家面前的一座大山。在巨大变化的现实面前，作家们有心无力。这不仅仅是在写乡土小说上。评论家张柠用略带嘲讽的口吻说："不管是写现实农村还是现实的城市，他们一样写不好". 乡土已经近黄昏？ 文学评论家张柠，《土地的黄昏》的作者，描述他在2006年6月回到江西老家农村的见闻，旧日熟悉的乡村生活在他眼中已经土崩瓦解：农民自给自足的生活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他们用打工挣来的钱买猪肉、酸菜和糕点吃；原来按照风水来布局的村落，现在被打破。 为了交通方便，村民们争相在通往县城的公路边建房，原来围绕操场或祠堂为中心的放射状村落已经被沿着公路的长条状取代。 最让人感到不适应的变化，是年轻人都出门打工去了，村子里只剩下了老人和小孩。整个乡村失去了往昔生机勃勃的活力，成了"空心的"村庄。留守在家的老人们等着孩子挣钱回来盖个房子，农闲时在家打打麻将。"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的面前，世界不再以家族所在的乡村为中心。对于乡村的人来说，他们向往的中心在县城、在省城、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个链条最后指向的是现代化的西方". 这并非张柠一个人的发现，也不是只有江西的农村才有这样的景象。创作了当代乡村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的作家李洱说自己看到农村时的感觉是"很悲哀"，现代文明冲击下农村的人伦道德在变化。 另外就是农村文化生活的匮乏。有人戏仿古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现在是长安一片月，万户麻将声。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作家们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个变化，但他们却表现出无能为力。《佛山文艺》在"新乡土文学征文大赛"启事中这样写道："往日的田园牧歌风光不再，我们越来越多地在那些乡土题材的作品中，感受到了挽歌般的无奈与怆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对乡村现实的描述显得苍白无力，对生活的阐释也是错乱和矛盾的". 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说："我们面临的是新乡土对我们认识能力和表现能力的挑战。对于中国农村现在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农村经验的复杂性，和它社会状况的复杂性，我想我们都没有充分地揭示和表现出来。" 何为"新乡土文学"？《佛山文艺》主编文能给出了定义：他们倡导的"新乡土文学"就要用新的眼光去观察和书写当下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乡土，包括人与人、与社会、与自然、与生产资料之间新的关系；空间既包括原有的乡野，又涵盖了正在向城市化发展的小城镇及城乡结合部；作品所表现的"人"，也将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还包括了那些长期游走于城乡之间的企业家、知识分子、乡镇干部、艺人以及那些还未来得及脱去"土"气的城市农民工。 谁在书写今日乡村？ 说作家们不关心当下的乡村现实，显然不符合事实。对于乡村的巨大变化，作家们是很敏感的。2005年，贾平凹就以一部《秦腔》力图为几千年乡村传统生活的消逝留下一曲"挽歌". "如果你慢慢去读，能理解我的迷惘和辛酸"，贾平凹对故乡面目全非的巨大悲凉感跃然纸上。"（改革开放后）农村确确实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你到农村去，能感受到一种蓬勃的有生气的东西，所以我在早期写《腊月。正月》和《浮躁》等，那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写成的。但许多年过去了，农村成了一块社会压力的泄洪地。 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来，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踉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在一步步从土地出走。我对故乡的事很清楚，有一种悲凉的东西在心头。我矛盾，忧患，又无可奈何，总想写写我所感受到的这一切。" 类似感受是几乎所有出身农村的作家都会有的。格非说："最近20多年来我有一个感觉，农村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农民的心灵也处在禁闭的状态中，价值单一化倾向非常明显。这种活生生的心灵变化是最触目惊心的。" 然而在表现这些变化时，作家们都遇到了困境。《秦腔》自身也面对很多批评。作家李洱说："难写，对于乡村无法还原，你很难说作家对生活有什么样的理解。很多东西都是碎片式的，无法用一种东西去涵盖。我们写的时候不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只有一锅端。 比如贾平凹写《秦腔》也只能七荤八素地端上来，无法表明他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当然它可能有情感，但整体的印象是不存在的。" 贾平凹毫不讳言他遇到的困难："我所目睹的农村情况太复杂，不知道如何处理，确实无能为力，也很痛苦。实际上我并非不想找出理念来提升，但实在寻找不到。最后，我只能在《秦腔》里藏一点东西。" 莫言则直接表示自己已经不可能书写当下的农村："对于我们50年代出生的这批作家来说，想写出反映现在农村的作品已经不可能。 我们对农村已经疏离，很难去体验它真实的变化。希望在于新农村的年轻人当中。" 80后青春写手的泛滥，让人们担忧乡土文学后继无人。在这次《佛山文艺》的"新乡土文学征文大赛"中出现一些年轻的面孔，多是六七十年代生人。徐则臣是其中一位。他认为，农村现实变化太快让人措手不及，以及文学需要滞后和沉淀都是现在很难出优秀新乡土作品的原因。徐则臣还说，缺少对"人"的关注是现在乡土文学存在的一个通病。"当下写乡村、底层作品总是就一个个悲惨的事来写，你看了很难受。但你看过以后会发现这里面恰恰少了人。实际上作为一个农民来讲，他有喜也有悲，有苦也有乐。我们的作家老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他们". 乡土文学会就此消失吗？ "如果一百年以后的人看到我们今天的文学作品，他们会不会以为我们的时代只有城市生活，只有名牌和咖啡？"文学评论家谢有顺说，由于商业利益的推动作用，现在流行的年轻人作品里只有现代的都市生活。因为只有写时尚化的都市文学才能被市场消费，乡土文学因为不能被消费正越来越边缘化。"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殖民，我们的作家有责任去揭示另一种生活的存在". 青春文学、时尚文学流行的背后，是城市文化的全面覆盖。戴锦华说，中国20年来就是城市文化压倒一切的过程，农民对生活的想象完全是被电视支配着的。他们向往城市生活，农村妇女卖了自家鸡蛋给孩子买方便面吃，她以为方便面是更高级的东西。 宁夏作家张学东写了很多乡村题材的小说。他说自己面临的困难首先就是刊物和出版者的接纳。"传统的乡土叙事更靠近人，而当前的乡土叙述无疑是更靠近了媒体，靠近了大众的审美趣味。作家受读者和出版机构的牵引太大，往往写不出传统乡土的那种意境了。当下的乡土小说十之八九来自于新闻报道的翻版和重组。"另外还有阅读群体的审美偏差。农民是不会读小说的，乡土小说面对的极有可能是无乡土生活经验的人。"这就好比给青蛙喂优质的大米，它消化得了吗？" 张学东担忧的是，再过十年或二十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乡土文学大概要走到绝境了。"那时我们谈论的话题也许是，谁谁有病啊，怎么还写那么土的东西！"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农村的城市化进程正改变一切。格非说，比如美国，从福克纳以后美国的历史乡村小说基本就结束了，乡村都开始都市化，很多东西都失去了。"我想中国也很难例外吧". 不过不少作家认为，题材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乡土文学可能消失，但人和人的问题永远存在，永远是文学关注的主题。一贯写乡村题材的韩少功也这样认为："不管写城市还是写乡村都不重要，都可以写出好作品". 视点·说法 乡土不是别人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李敬泽：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副主编 文学不是仅仅去处理一个报纸完全可以处理的主题，比如贫富不均的问题、农民工的悲惨境遇问题，我觉得报纸完全可以处理而且可以处理得更为有力。真正的考验是，文学面对乡土的时候如何找到它发言的切入点。 现在在很多人笔下乡土不过是一种风景。我们不仅把乡土当成了自然风景，还当成了社会风景。我尤其不喜欢我们的一些作品，说起来它可能也表现苦难，同情底层，但它把乡土当成一种处于我们之外的社会风景来写。说到底，乡土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我觉得文学能够解决的是，通过想象，通过表现，让我们意识到，乡土是我精神和灵魂的一部分，而不是在我之外的，与我无关的东西。如果对乡土的认识、论证达到这样一个层面，我觉得我们对整个中国文学精神的建构可能就算最终完成了。 不要把文学变成庸俗社会学 格非：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文学不单纯地表达某一个方面，不管什么题材，它本身总是指向人的处境，这一点是不会变的。虽然我们现在都在谈底层社会，但底层迟早是要消除的。比如日本现在没有底层社会，它都是中产阶级社会，那么文学在日本是否就无法表现了呢？ 我建议道德的关怀和我们的创作不要挨得那么近。如果作家仅仅强调现实性的话，会使文学重新变成一种说教的文学，一种庸俗社会学。好像你在替农民说话，其实你根本不了解农民。鲁迅写《故乡》这样的作品，你也可以看出是写的乡土，可是鲁迅是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去看待农村的变化。现在很多人只不过当做题材来写。 我觉得作家一方面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他要关注社会的平等、公正和发展；一方面他作为小说家、诗人，这二者的关注点不一样。 我们现在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比如沈从文、废名那个时代他们把乡土作为田园牧歌式的，一个反对现代性和城市生活的资源来使用，尤其是沈从文。这个当然也有它的道理。另一个方面，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我们更关注的是阶级论社会学的部分，这种阶级论的关系尽管70年代末80年代被打破，但现在好像又有重回阶级论的危险，我认为现在有一部分描述乡土的文学已经变成一种空洞的东西。 任何一种社会现实，不管是农民、乡村还是城市，它都需要作家个人的经验才能产生作用，你不可能是一个农民的代言人。 不管什么题材，关心的应该是人 徐则臣：青年作家 作为我写小说来讲，不管乡土也好，城市也好，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是乡土中人的状况。现在的很多底层文学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物质生存的层面。但真正的文学，我觉得应该关注在转型期间人的心态的问题。比如我们写农民工进城，当然他首先要面临一个怎么挣钱的生存问题，但他还要面对心理落差、身份认同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是一个作家更应该看重的。不仅是物质的困境，它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困境和出路的问题。 就反映现实来说，我觉得文学整个来说应该是慢的，它应该是滞后的，使你有时间去沉淀去回忆。像现在我们这么快地进入当下，有没有效，是一个问题。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1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