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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由于希利斯·米勒的一次学术讲演，关于文学终结的话题在中国文学评论界被炒得沸沸扬扬，各年龄段都有学者先后参与了这个话题的讨论。综观中国学者对文学终结问题主流性见解，基本认为，文学并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只要人类还有语言、还要用语言进行审美活动，文学就将存在下去。而我们还不能想像人类什么时候会不再用语言交流，不再需要用语言审美活动，因此，我们不必担心文学终结。文学在高科技时代会衰落，会越来越被边缘化，但却不会终结。 我接受这个基本认识。但更有兴趣的是，既然文学不会终结，那么，“文学终结”作为一个理论话题何以可能？为什么西方人会断言电信时代文学这种精神形式会终结？而中国学界也会热衷于这个话题？ 我以为这个话题在中西方成为可能与四个原因有直接间接的关系： 一是媒介决定论的理论基础。当代高科技的广泛应用（就文学艺术而言尤其是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与电子技术相关的图像文化成为优势性精神形式，它们在当代具有文化霸权的地位，确实给文学带来巨大的压力，使文学从精神文化的显要位置极度边缘化了，这已有目共睹。而且，这种现象和趋势似乎也证明了迈克鲁恩“媒介即信息”的名言的真理性。 媒介决定了信息，决定了信息主体和受体的特征，决定了他们的空间和时间构成与感受，因而也决定了他们的精神生活方式和内容。这种媒介决定论在西方已经构成了很多后现代学者论文论著的理论基础。而文学被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是与纸媒具有同生共死命运的精神样式，他们按照关于人类媒介“口传——纸传——电传”的线性发展顺序，自然也会得出依靠纸媒的文学在所谓“无纸化”的电传时代终将终结的结论。德里达与米勒关于电信时代文学、情书、精神分析、哲学等精神文化形式都将不复存在的见解，理论基础正是这种媒介决定论。 在中国，尽管电子文化像西方一样并没有现实地终结文学，但一些学者仍然在内心接受了西方理论家的媒介决定论，认定文学在未来必将终结。关于媒介对信息的决定性意义、电媒时代图像文化霸权等问题，许多中外学者已经充分论述，此不赘复。我只指出，关于文学终结话题成为可能的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之一，正在这里。 二是西方当代社会，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和职业，正快速萎缩，从事文学研究职业的人就业机会、社会声望和地位急剧减少和降低。米勒演讲提供的数据当然是可信的，仅仅几年间，仅加州就有2千多名从事包括文学研究与教学在内的人文学科职业的教授提前退休，获得各种资助的项目也大大减少，曾经在社会上被人尊敬的文学研究职业的从业人员，社会地位和声望也一落千丈。这使米勒等人对文学研究的前途作出了极端悲观的判断。其实，这种现象在中国也在持续地发生，只不过还不像美国那样触目惊心。文学、作家、文学教授，在90年代中期之前，曾经在社会生活中是高雅、高贵、令人景仰羡慕的象征性符号，而在90年代中期以后，环绕这些符号的神圣光环都快速消失了，文学和从业者经历着陶东风教授所说的全面的“祛魅”（见陶东风《文学的祛魅》，《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也经历着全面的萎缩，无论创作还是研究，都是如此，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西方和中国学界在新世纪初特别关注“文学终结”的话题，现实基础之一就在这里。 三是西方人在心理倾向和价值选择上，普遍有一种追新逐异的强烈兴趣和冲动，进入20世纪尤其如此。这种追新逐异的兴趣和冲动正是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文学艺术不断发展更新的强大内在动力，是极其宝贵的。但与之伴随的是，他们在评估一种新经济、新技术、新文化对人类现实生活和未来的影响时，往往会做过高的、甚至言过其实的、耸人听闻的评估。这样的例子真是比比皆是。远的不说，就在上世纪90年代，当电脑、通讯和互联网技术开始普及、各种新技术大量运用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并显示其迷人的前景时，西方社会各种过高估计新技术对当下和未来经济影响的理论流行一时，其极端者，甚至认为传统经济已经彻底衰落，必将完全被以高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所取代，似乎传统经济完全不可能生存于新技术时代。这种认识在股市上的表现，就是短短数年之内，表征高科技股票价值的纳斯达克指数由1991年的500点飙升到2000年的5000点，10年之间，飙升10倍多，许多高科技股票（尤其是网络股票）的市盈率高过一千倍以上（就是说以当年该企业的赢利能力计算，需要一千多年才能赚回本金）；而表征传统工业股票价值的的道琼斯三十种工业企业股票指数在同一时间段则涨幅很小。这在世纪末被看成是新技术经济对传统经济胜利的象征，但也正是从2000年3月开始，纳斯达克指数一路狂泻，数月内跌到1200多点，被过分狂热的幻想和预期支撑的新技术经济巨大的泡沫终于在短期内破灭，无数所谓高科技公司纷纷破产，无数投资者因此倾家荡产，血本无归。而主要由传统工业构成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照样稳健上涨。一直顶住巨大压力、坚持投资传统产业股票的巴菲特终于笑到最后，成了这一时段的大赢家，名满天下，并获得“股神”的美誉。 我所以特别将这个例子举出来，是因为在我看来，德里达、米勒这些西方学者关于传统文化和文学艺术在新技术主导的时代将不复存在的论断，正是这种经济社会领域高科技崇拜现象在文化和文学艺术研究领域的表现，他们过分高估了高科技对人类文学艺术的毁灭性影响，也过低地估计了这些传统精神形式在高科技时代的适应力。因此，在充分估计到新技术对文学艺术这些传统精神形式的巨大挑战的前提下，我很同意杜书瀛先生在《文学会消亡吗？》一书中对米勒们关于文学终结论的一个判断：他们的话有点言过其实了。 这样说当然绝对不意味着低估西方学者们关于高科技时代文学终结论的意义。他们在新时代表现出的对高科技巨大影响的敏锐觉察力和反应能力，以及危机意识，是值得大大肯定的，他们的论断也给中国学者发出了值得认真对待的警示和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中国就传统而言，并不是一个追新逐异的国度，但自从19世纪末期开始，几代知识分子就主体而言，经历了一个对西方文化从顽强抗拒到接受认同的历程。这个历程尽管中间发生过中断和逆转，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历程和趋势得到继续，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进行着。仅就文学理论领域讲，今天，我们文学理论的主要问题、话题、概念、命题、方法、模式，都无处不有西方文论的明显痕迹。快速地跟进西方文论的新话题、新观点、新思想，已经成了中国许多学者共同的选择。这种追新逐异的冲动经过百多年的积蓄和刺激，到当下已经被极度强化地表现出来了。“文学终结”的话题在这几年被中国文学理论界热炒的价值选择倾向和心理基础也在这里。 第四个原因是西方文化的传统思维习惯在起作用。中国的文学和文论源远流长，但中国文论论及过文学的产生，却从来没有在理论上探讨文学的未来命运和终结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进入中国古代文学家、文论家和文化人的视阈。这大约与中国人根本就觉得文学与人类是一种全程性伴随的现象有关，同时，也与中国文化比较注重当下状态的探讨与解决、而不在意从理论上全程地、整体地思考一个事物或现象从起源到终结的全部行程，这个行程中的基本规律……等等有关。但西方文化不同，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就表现出一种在思辨的层面上全程地、整体地把握事物始终的愿望和特点，这一点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哲学模式中就表现得十分清楚。到了罗马时期，基督教哲学兴起后更强化了和突出了这种特点。而到西方近代哲学中，这一点依然表现得十分突出。黑格尔包罗万象的哲学模式把这种对世界整体性、全程性把握的特点推向了极端。在这种模式中，所有事物都是有始必有终的，并且，起自何时何处、终于何时何处，因何而起，缘何而终，都必须在理论上给出明确的答案或者说预设。关于文学艺术的终结论正与这种思维习惯有内在关联。 文学艺术作为人类重要的精神现象，其起源、发展、变化和终结的过程、规律，自然必须在理论家的理论中予以揭示。所以，我们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那里就看到对文学艺术现象起源和终结的不太自觉的、最早的揣测和设计（起源：对理念模仿的模仿；终结：哲学家主宰的理想国中已经没有荷马式诗人的位置，只有完全依存哲学家的智慧型诗人还可以在较低等级中存在）；那以后，文学艺术的终结问题就被西方学者反复谈论，例如席勒在《美育书简》中将人类的历史行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审美阶段”，也就是说，文学艺术这些审美的精神形式在第二个阶段有辉煌的表现，然后，进入道德阶段（暗含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审美终结的结论）； 康德则在其哲学构架中将包括了文学艺术活动的趣味判断置于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使之成为连接和沟通两者的桥梁（这种空间构架意味着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审美形式可能是人类最后的精神形式）；黑格尔将康德的空间性构架转换在自己的时间性哲学中：人类文学艺术将终结于宗教阶段。 那以后，尽管各种现代西方哲学、美学都拒绝黑格尔无所不包的庞大哲学体系，但文学艺术终结的话题却依然被许多哲学家、美学家直接或间接关注。例如，法兰克福核心人物阿多诺的美学构架中就暗含了对文学艺术未来的构想：他断言美是对幸福的承诺，是超现实的，未来的，因此，审美对现实始终保持陌生性、自律性、超越性和否定性。这里暗含的一个见解是，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审美活动在幸福真正成为人类生活的现实之前，是不会终结的（所以，他断言现代艺术的死亡是一种“虚假的死亡”，艺术在这个异化的时代只能以“反艺术”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抗议）；美国学者丹托在上世纪后期持续关注文学艺术的终结问题（他的有关论文和演讲结集在《艺术的终结》一书中），他的结论是传统的文学艺术形式和存在方式已经终结了，但并没有消亡，它们还会在哲学的构架中附属性存在；连“西马”大家弗·杰姆逊在90年代也写下《艺术的终结与历史的终结》的长文，讨论文学艺术的终结问题（尽管他的主旨不是要回答文学艺术何时终结、何以终结的，但这个题目仍然显示出文学艺术终结问题对他学术注意力的吸引）。这些简单的列举不难使我们看到，在西方传统的哲学、美学构架和思维方式中，文学艺术的终结问题是一个传统的问题，并不是德里达、米勒们第一次关注和提出来的。德里达和米勒们提出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不是从传统哲学纯粹思辨的层面上推导文学艺术的终结的，而是将这个问题现实地置于当代飞速发展、并且在人类生活中具有巨大影响和举足轻重地位的高科技发展的背景中来谈论这个话题的，因而具有超过以往任何学者理论的现实性和严峻性。但不管怎样，这个话题的延续和西方传统哲学、美学与思维方式有内在的关联，这是显见的。 我们发现，西方学者不仅在文学艺术领域中提出文学终结论，在许多领域中都提出了终结论，江苏人民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了一套可以称之为“终结论”的丛书，收集了西方一些学者关于“历史终结”、“意识形态终结”、“教育终结”、“男性终结”、“教育终结”、“艺术终结”的论述，这些不同领域的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都提出了“终结论”，这都与西方传统哲学和思维模式有关，也与当下现实的新发展有关。一方面，这种带有耸人听闻意味的命题确实是言过其实了，在根本的意义上，一切都没有终结，历史、意识形态、教育、男性、文学艺术等，都照样存在着，发展着。但另一方面，一切又确实有变化，确实与从前大不一样，无论是存在方式、内容、形式、地位、作用、意义都大不一样，新的形态和状态确实出现了。各种“终结论”当然不能真正终结一个对象，但却在以骇人听闻的方式提示我们注意事物的新状态、新样式、新角色、新功能。因此，各种“终结论”的话题是有价值的。就“文学终结”的话题而言，其价值是提醒人们关注当下文学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局面，并探讨这种挑战可能对文学造成的严峻局面和后果。以及文学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为自己开辟新的生存方式。 原载：《文艺报》2007年3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