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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视“讲史热”而翻卷出来的许多专以“述史”和“论史”为务的散文作品，其实只是一种缺乏创 意的形式模仿和思维抄袭，散文创作领域原有的那种立足现实面向历史的文化忧患意识和反思意识，遭到了切断和遗弃。 “讲史热”和“写史热”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面向历史而保持足够的庄重、敬畏和谦卑：是生拉着历史，让它照我们的喜好往我们身上靠；还是我们返身趋近历史，比照着其中的明暗进退，求得一种通过外部镜像来真正深入地认识和掌握我们自己的可能？ 一 但凡对文化圈和传媒圈略有关注的人，都感觉得到，时下正当“讲史热”和“写史热”如火如荼之际。论社会影响，雄踞电视这一大众传媒制高点之上的“讲史热”的“热”度，显然远胜过局限在文学圈特别是散文圈内的“写史热”。但若论起最早发“热”的时间，至少可以把根儿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余秋雨“苦旅”散文那里的所谓“历史文化散文”，这得算是电视上“讲史热”的启蒙导师或开路先锋。 不过话虽如此，以一个熟读和追踪过秋雨散文及秋雨后的一路散文创作的普通读者旁观所得的感受而言，同样是围着历史“热”，在电视“讲史热”尚未出现的时候就渐呈模式化和潮流化的那种初始面目的散文版“讲史热”，跟如今有多媒体烘托和多方位包装可恃的电视版“讲史热”相比，在内容和风味上本来都有相当明显的区别。只是到了最近这一两年，也就是电视上的“讲史热”在传媒空间里跃升为压倒多数的舆论聚焦热点之后，散文版的“讲史热”才开始积极转型，使劲往电视版“讲史热”的路数上靠。发展到现在，终于已成合流之势：随便翻开一种文学期刊，无论是专刊散文作品的，还是文学综合类杂志，都不难从特约专栏之类隆重推出的常设版面中，看见着意追随和延伸电视“讲史热”中某位当红主讲人的话语和思维特色的散文篇章。 经营笔墨文思的书面文学创作者，去电视节目里寻求一些学习或借鉴的资源，这本身并没什么不好。但是在当前随着电视“讲史热”而翻卷出来的许多专以“述史”和“论史”为务的散文作品中，这样的学习、借鉴，其实只是一种在文学和非文学的价值上都缺乏创意的形式模仿和思维抄袭。而就在这种模仿和抄袭中，在不断的争议和持续的关切下绵延、累积了十几年之久的散文写作领域原有的那种立足现实而面向历史的文化忧患意识和反思意识，却遭到了彻底的切断和遗弃。 回顾起来，曾几何时，文学评论圈里环绕余式文化散文，还一度“酷”评迭起，声浪滔滔，响彻南北，连篇累牍，多年不绝。与闻经见者，至今都还犹在耳畔。真不知道，当年为发现余式散文中笔锋最终只敢避实就虚、朝无人无事的文化苍茫中瞄准的模式而慷慨陈词、痛下针砭的那众多雄辩正义之士，面对今天散文界连余式忧患和余式反思都快要不能容留的新时尚，他们是否还能犀利如故地置辞批评？ 可见，风气发生改变之处绝不仅是创作界，今天的评论界刀枪所向，也早已不是为在道理上较真，而是为在舆论场里造势。比如，为了从理论上给当前的“讲史热”张目撑腰，不少论者已经成功地歪曲利用了胡适和克罗齐——这两位因故世实在太久而早已没法给自己做主的中外名人，一个被硬按着说出“历史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样的混话，一个被强扭着自打嘴巴、全盘否定自己的本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于是，倾力面向所谓具备初中文化程度的大众趣味之所好，完全由着初中文化程度所允许的思想兴致和认识极限，来打扮和简化历史，好像就都成了跟中外前贤的圣明主张不谋而合的正当之举，再容不得任何人来批评，谁愣要批评就是谁活该在犯低级、庸俗的红眼病。 不信这个邪的人，当然还要批评。不过，批评并非是为了和谁对着干，也不是因为针对“讲史”和“写史”的具体某人某文产生了非说不可的恶感，更没妄想要把谁给当草拔掉，只是为了厘清事实和道理，让不愿意跟风跑的作者、读者和观众，也能有一份从思想认识上安顿住自己的充足理由。眼下这阵“讲史热”和“写史热”，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既是一场社会性的“热”，我们多数人都为它们的形成和扩展，尽了程度不同的推波助澜之力，在这过程中，又有些什么因素在吸引着我们并引发了我们对它们的认同？ 二 对以上所问，概其要害，答案可归结于一点，就是一“讲”一“写”之间，“历史”里泛出了我们自己的生活状态，而且是较之我们只知其表不知其里的实际生活感触，又往现实人心深处的幽暗里狠扎了一层的那种表里俱现的生活状态。甭管是历史上的哪个片断、哪个人物或哪个事件，之所以一经“讲史”转述、渲染，或“写史”者的铺排阐发，就可以让我们了无障碍地心领神会，不必费丝毫心力，不需仰助旁的任何专门知识，就可以轻易地想见其状貌而把握其灵魂。根本的原因就是，在这样的“讲史热”和“写史热”的烘烤之中，“讲”史者和“写”史者都是三下五除二，熟练而刻意地把历史捏巴成了一团可与我们当前现实生活中的状况和色调一一对应的彩泥。难怪我们面对这样的“历史”，会备感亲切，备感自己就是最配得上去分析、评判和鉴赏它的权威行家。 另一方面，这样的“历史”里，甭管人物性格多复杂，事件发展多曲折，宏观和微观情势多别扭，最后水落石出，一切底细都总是在开始阶段有点出乎我们的某些预料之外，待到末了却都得端端正正落在我们的经验和猜度范围之中。一言以蔽之，这些“历史”讲到最后，写到最后，尽管一路上要把我们的胃口吊个够，但终于还是会稳妥地把得出结论的权利交到我们手上，把从“历史”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归结到我们没见识这段“历史”之前就有的生活常识当中，这样，也就很稳妥地避免了让我们这些读者和听众在了解过一段历史之后，反过来会察觉到自己在某些方面原来是有点傻。 想必现在“讲史”和“写史”正在兴头上的学者和散文家，也不都是成心用“打扮小姑娘”或拿着一切历史作当代史的态度来“讲史”和“写史”的。但以他们这种表面看来是时时处处总为受众着想、总照顾着受众喜好的“讲史”和“写史”，实质上只是为了保证高额的节目收视率和图书销行量，而绝不跟听众和读者在思想感情、理性认知和价值取向上为难犯冲突，绝不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往广大受众惯熟了的常识范围以外引申的这种固定套路的“讲史”“写史”方式，一个劲重复，坚持运作到底，最后产生的社会接受效果，也只能是对于那种一眼看去就知道谬不堪言的“小姑娘”历史观或“当代”历史观的极度强化。 这样的“讲史”和“写史”套路得以风行，与我们社会心理层面上长期广泛存在的一种“以今例古”的思维定势密切相关。所谓“以今例古”，就是用今人的思想和生活去投射古人，用当代的文化肌理和社会形态去说明历史，把本来是衔接在时间链条上并不一定同构等价的人性和世道的各种状态，都趸到为今人所熟习的认识平台上，归置成和今天通行的价值观念和认知格式可以严丝合缝对号入座的那副模样。这么一套“以今例古”的法术，常因外披术语新词之时装，内存阿世媚俗之心机，而显得既带科学色彩又含现实关怀。 但究其实，观其果，往往就免不了会有截然相反的发现。在过往一个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体系向现代转型的艰难历程中，每逢“以今例古”的魔咒凌空轰响，就总不免要激荡出一场令后人啼笑皆非的殃及社会心理和社会现实两层面的祸害。祸害所及，借古董为道具，变历史为现实之舞台的把戏也总要公演成风。在现实中不便明目张胆和正面宣扬的种种人性幽暗处的消极伦理和灰色德行，借此良机，统统巧著古人衣冠而气宇轩昂，纷纷从舆论聚光灯下粉墨登场，招摇喧腾不已，俨然升格为舍我其谁的时代精神主潮和说一不二、指哪打哪都无往不胜的人间正道。如此摆布和利用“历史”，固然热闹非凡，但由此映衬出的，既不是所谓拨云见日方能得见的历史真相，也不是当今的社会和人性慎终追远、激浊扬清的向上提升态势，相反，倒是我们的世道和人心在大张旗鼓中自甘委顿乃至向下沉沦的一派精神荒寒。 三 这里的问题显然不在于历史本身，也不在于我们应该不应该有一种了解、评述历史的趣味和热情，而在于我们究竟到底能否面向历史而保持足够的庄重、敬畏和谦卑：是生拉着历史，让它照我们的喜好往我们身上靠，以便把围浸在我们身边的各种可资巧取豪夺、渔名获利的铨才小慧和纯为明哲保身、自求多福而枉顾公义、良知的城狐社鼠之谋，都垫得更高、更美、更理直气壮？还是我们返身趋近历史，比照着其中的明暗进退，而求得一种通过外部镜像来真正深入地认识和掌握我们自己的可能？ 循这一向度来看，与始以“以今例古”的话语游戏为趣，到了却总不免反受其流弊所害的冲着历史自作聪明的做派相比，还是那位素享明君之誉的李世民所主张的处置历史的态度，显得更加朴实、诚恳，也更堪一个追求上进的社会或个人受用：“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人们的心思和言谈都早已进化得密织如篦的今天的语境中，古人和古文的表达都不免有点失之淳厚，所以，在此还得斗胆给唐太宗的名言做个补注：“镜”者，乃平面抛光、照人映物不敢走形失真之镜，非出于娱乐逗趣之图而特制之蓄意扭曲真相、搞怪求宠之哈哈镜也）也许只有秉持这一态度，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人与事，才能从大于现实生活经验范畴的角度上，转化成一种足以引领我们度越横亘在过去、现实和未来之间层层叠叠的迷障误区，而不断求真向上的大智慧。有了经此得来的历史认知，我们也才能以对内在的人性和外在的社会有更多警惕和更多期许的积极、切实的心态，来更有效、更知所轻重地改进身边现状和建构生活理想。 事实上，在最早一轮的电视“讲史”节目和紧随秋雨的“苦旅”、“碎片”、“山居”系列之后而兴起的那波“历史文化散文热”中，能够以这种态度来面对历史的讲辞和作品，也并未绝然阙如。“讲史”节目中像最早的阎崇年“正说清十二帝”和最初开播时乏人喝彩的易中天评述“汉代人物”系列，“历史文化散文”中像吴思先生的《潜规则》，至少依我个人的感觉和理解来讲，它们都是十分精彩的。论其本体的表里形神和动人以情、晓人以理的外在影响力，相较于当下在火爆和流行之中分明已凝固成“媚俗”定式的这路“以今例古”的历史超级秀，它们不管哪一点都是只在其之上而不在其之下。 只是后来不知怎么一来二去的，在人与己两方面有意无意的调整和改变之中，这些讲座和文章中原有的那种明叩历史之门而暗击当世之弊的思想力度和精神热度，似乎仅在倏忽之间，就快速地被淘换殆尽了，它们所体现和代表的那种实际上自古即有的从“明得失”、“知兴替”的意义上问难于和儆醒于历史的庄重态度，随之也就被悄然边缘化到了“讲史热”和“写史热”的火力圈之外。 这之中的缘由底细，身为普通读者和观众的我，当然无从知道。同样，我也不知道，在人气日盛的纯娱乐式的“戏说”和披了“寓教于乐”的外衣但仍在“戏说”的两种强势的“讲史”和“写史”模式的合力夹击之下，如今看来倒反成了另类的那种质朴、本真的“以史为鉴”式的“讲史”和“写史”的方式，以后，还有没有再与包括我们一般读者、观众在内的整个社会文化的受众群体全面遭逢的机会——即便如此，我也还是愿意相信，惟在这样的机会里，历史才能真正地照亮我们的身心现实，并真正释放出独为它所具有的那种迫使我们一直努力往前走而绝不允许我们在沾沾自喜的原地踏步和稀里糊涂的倒行逆施中沉迷致死的赛如炬火般热烈和激越的能量及活力。 原载：《文艺报》2007年4月1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