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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我国文学理论界不少人对于一些基础性的、重大的理论问题日益失去了兴趣，过分地把注意力倾注在一些细碎、琐屑、理论意义十分有限的问题上。诚如王元骧所说，当前中国文艺理论不但缺乏一种“问题意识”，而且缺乏一种责任意识和人文情怀，很少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对于推进我们的文艺实践向着真、善、美的方向发展，对于净化世道人心起到什么作用。也就是说，在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界，文艺理论专家虽然不少，但真正的文艺理论家却屈指可数。真正的文艺理论家不仅应当为文艺理论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知识，而且应当主动接受时代对文艺的挑战，并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积极推进文艺基本理论的发展。王元骧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深刻思想的真正的文艺理论家。 在当前这个利益急剧分化时代，王元骧既不像一些文艺理论专家掩盖自己的政治倾向和回避自己的政治立场，更不像有些文艺理论专家公然站在当前中国新富人的立场上，而是旗帜鲜明地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同当前中国文艺界一些恶劣思想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表现出一位真正的文艺理论家的理论勇气和批评锋芒。王元骧认为真正优秀的作家总是站在广大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人民大众这一边，为他们摆脱苦难、争取自由、平等的生活而进行呼吁和奋斗。王元骧就是这样一位真正优秀的文艺理论家。他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深入地批判了当前中国出现的消费文化。王元骧从接受主体、社会功能和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三个方面把握了这种消费文化，认为消费文化的接受主体是一些“引领时尚的中产阶级”，在中国，实际上是一种为“新富人”们所把持和享受的“新富人文化”；消费文化是一种没有思想深度的，人们即时的、当下的、“过把瘾就扔”的、及时行乐的玩物，完全成了一种“享乐文化”；消费文化完全是一种后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商业文化，是一种完全被资本主义所操纵和利用的文化。而“我们还远没有进入‘消费的时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不知道什么是‘消费文化，。”因此．王元骧义正词严地指出：“我们应该站在哪一种立场发言?这就是摆在我国今天文艺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两种价值选择。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有社会责任感的理论工作者。难道能不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一边倒向‘引领时尚的中产者’那里?不考虑文艺对于提升人的精神生活承担职责而把它看作只是供少数人休闲玩乐、纵情遣欲的对象，一味为消费文化进行吶喊鼓噪?” 在文艺理论批评中，王元骧将必要的政治批评与深入的理论批评有机地结合起来，克服了过去简单的政治批评。王元骧对中国当前文化界出现的消费文化、休闲文化的批判可以说是切中了有些人肯定和推销大众文化的实质和危害。王元骧认为：“这种仅仅满足于感官的刺激和享受所带来的愉快，也确像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人所指出的，它与工具理性结合在一起，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双管齐下地造成对人的奴役，它使人在轻松中忘记了生存的痛苦，陶醉中忘记了人生的意义．从而使它沦为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思想操纵和控制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这种必要的政治批判相当深刻地指出了一些消费文化、休闲文化的实质和危害。王元骧没有停留在这种必要的政治批判上，而是进一步地作了深入的理论批判．王元骧指出：“对于美的文学和艺术来说，它给予人的即使是最轻松的审美方式，也不仅仅纯粹是感官的快适，更不是把人引向颓废和沉沦．就像鲁迅在谈小品文时所说的，虽然它‘能给人以愉快和休息’．但这种愉快和休息‘不是抚慰和麻醉’，而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美，把美的艺术与宗教一样都比作是人的‘精神家园’，是人的生存需要；否则，人的精神就无所寄托，灵魂就无所安顿，世界就没有亮色，人生就失去意义。”这种对有些消费文化、休闲文化的批判是深刻而有力的。 为了抵制当前中国那种即时的、当下的、“过把瘾就扔”的、及时行乐的“享乐文化”，王元骧提出建构“精神的家园”。王元骧指出：当前中国畸形发展的“消费文化”“诱导人们把吃、喝、玩、乐作为自己生活追求的目标，除了无限制地刺激人们的欲望之外，使得人们对自身存在不再有终极的关怀，以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在当今社会成风，它与科技理性一起共同把人推向物化的深渊。”王元骧认为：“我们今天所要强调的不是人的感性欲望．而恰恰是人的精神生活。”“人在生活中是需要有两个‘家园’的，除了‘物质的家园’之外，还有一个‘精神的家园’。”他要求大力建构人的“精神的家园”。在这个基础上，王元骧提出了审美超越论。 相对于只承认人的存在而否认人的超越和发展的粗鄙存在观而言。王元骧强调审美超越，的确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这种审美超越论却不是在现实世界中完成的，而是在理想世界中实现的。王元骧认为：“当作家有了这样的一种理想和追求，那么，对他的作品来说，描写卑琐、空虛、平庸就成了对卑琐、空虚、平庸的超越；描写罪恶、苦难、不平就成了实现对罪恶、苦难、不平的超越；描写压迫、剥削、奴役就成了达到对压迫、剥削、奴役的超越，这样，文艺也就成了人类为了摆脱和改变现状、实现生存超越愿望的一种生动而集中的表现。惟其在美的文艺作品中，一切美丽的幻想、想像、期待和企盼本质上都是源于人们这种追求超越的渴望，所以，它才能成为引导人们前进的火炬。”王元骧的这种审美超越论纯粹是一种主观幻想。在艺术世界里．我们虽然可以批判甚至否定现实的丑恶现象，但是克服这种现实的丑恶现象却只有在现实世界中才能真正完成。毛泽东认为文艺“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这就是要求文艺推动人民群众在现实世界中改造自己的环境，而不是在艺术世界里完成这个目标。因为这些丑恶现象不是在主观世界中可以超越的，而是在现实世界中予以克服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我们强调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而不是在艺术家的领悟和构思中从经验引向超验、从有限引向无限、引向自我超越．文艺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可以超越邪恶势力，但却不能超越正义力量。否則，文艺作品所构造的理想世界就完全成为与现实生活对立的另一个世界。 王元骧虽然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深刻地批判了一些恶劣的文艺思想倾向，但他所建构的这种审美超越论却仍然是从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出发的，所以是一种彻底否定现实’的虚无存在观。这种虚无存在观是英雄史观的表现。它只看到历史上的英雄行为，而忽视了基层民众的点滴努力。这种虚无存在观从人类的某种完美理想状态出发，彻底否认现实的存在。它只看到了现实和理想的差距，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这实质上无异于取消了多样的存在。与这种虚无存在观不同，辩证批判现实的科学存在观既承认人的局限性，又承认人的超越性。它既不是完全认同现实，也不是彻底否定现实．而是要求既要看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又要看到现实正是理想实现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针对现实提出某种理想，与人们在实现这种理想时达到了什么程度是两回事。我们绝不能因为人们没有完全达到这种要求，就全盘否定他们的努力。科学存在观在人的发展观上只是反对空洞的批判精神，而是提倡与建构精神相统一的批判精神。而文艺的批判精神是作家的主观批判和历史的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是扬弃，而不是彻底的否定。作家的批判必须和现实生活自身的批判是统一的。否则，作家的批判就是“用头立地”。也就是说，文艺的这种批判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是在肯定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否定阻碍历史发展的邪恶势力；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不是站在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上。 王元骧认为文艺的最终目的和根本目的“是为了在人的物质生活空间营造一个精神上的圣地，为人的生存提供一种精神的支撑，增添一份诗意，而使人自身得以提升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有限的目的与终极的目的的辩证联系。王元骧虽然认为在文艺创作中有限的目的与终极的目的不“是绝对对立、完全不相容的”，但是，他没有深入地把握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黑格尔所提出的“理性的狡计”就是对人的有限的目的与终极的目的的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他在《历史哲学》中说：“热情的特殊利益，和一个普遍原則的活泼发展，所以是不可分离的：因为‘普遍的东西，是从那特殊的、决定的东西和它的否定所生的结果。特殊的东西同特殊的东西相互斗争，终于大家都有些损失。那个普通的观念并不卷入对峙和斗争当中，卷入是有危险的。它始终留在后方，在背景里，不受骚扰，也不受侵犯。它驱使热情去为它自己工作，热情从这种推动里发展了它的存在，因而热情受了损失，遭到祸殃一一这可以叫做‘理性的狡计，．”这就是说，人的终极的目的是通过有限的目的实现而实现的。王元骧没有深入地把握这种辩证关系，提出了在精神世界中实现的人的终极的目的。王元骧虽然深刻地认识到人的解放“从根本上说无疑是一个社会的、现实的问题而非只是意识的、精神的、审美的问题；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能会变成空想的、不切实际的‘审美救世主义者’。”但他所建构的“精神的家园”还是没有完全正确把握“两者之间所存在的互动关系”。这个局限在王元骧对普世价值与普世情怀的辩证关系的把握上有较为充分的表现。王元骧认为“一般人性”只不过是一个理想的尺度而非现实的尺度。这种“一般人性”在现实世界里是不存在的，而在理想世界中却是存在的。所以，王元骧不赞同普世价值而提倡普世情怀。王元骧一方面认为“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剥削、压迫，就不会有真正普世的价值，但这并不排除个人出于自身的道德理想所为之奋斗的决心和行动，这就是作家的一种普世情怀。”这种普世情怀对于一个从事“美的艺术”创造的作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指出妄想以“一般人性”和“普世价值”为尺度评价作品是徒劳无益的。这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普世情怀”是伟大的作品不可缺少的，那么，人们以“一般人性”和“普世价值”为尺度进行评价就绝不是徒劳无益的。王元骧之所以自相矛盾，是因为他所追求的理想世界完全脱离了现实世界。其实，人性的历史发展往往是在异化中发展的，而不是异化就是异化，发展就是发展，人性的发展与异化不是绝对分离的。也就是说，所谓“一般人性”存在于现实人性的历史发展中，但又不等同于特定历史阶段人性的发展。因此．我们只是反对“抽象人性论”以理想的尺度即“一般人性”否定现实人性的发展，绝不反对它否定现实人性的异化。而王元骧所提倡的普世情怀仅把“一般人性”看作是一个理想的尺度，就没有看到“一般人性”在现实世界中的发展。过去，人们认为当代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在精神上出现了退却甚至背叛的现象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其实，这种精神危机现象实际上是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背叛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当前有些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背叛和社会背叛是互动的。因此，阻止当前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退却和背叛不仅是一个精神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从社会生活中彻底解决当前有些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背叛问题，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完全解决他们在精神上的退却和背叛问题。而王元骧所提出的这种“精神的家园”仅是精神层面的，必然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 原载：《文艺报》2007/3/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