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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学终结这个问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我们通过对他们的文章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出他们除了都是在说文学的未来的命运之外，说的其实不是一回事。 误解一：文学观的不同 由于中国和西方的文学观不同，对于媒介算不算是文学的本质特点和内容，看法不尽相同。在西方，很多人认为，媒介的变化会改变信息。正像马歇尔·麦克鲁汉曾经说过的一句广为人知的话，“媒介就是信息”。米勒则这样说：“有人可能会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技术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是中性的。它们只会告诉什么就传播什么。”其实不然，“媒介就是意识形态”。（注：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而且不少人还认为，文学是中世纪之后才产生的。米勒也是这种观点。他这样说“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儿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在米勒那里，文学是近代的产物，是印刷技术和民主、国家、自由以及主体意识的婴孩。于是，米勒在此基础上推断：“它（文学——引者注）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会是文明的终结。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注：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国内的学者则普遍认为，媒介的改变不会改变文学的性质。文学有着特定的审美特性，是人类的生存方式——诗意的栖居，文学则是人类共享诗意情感和诗意心灵的最内在、因而也最具精神魅力的方式。只有将情感的表达文学化，人类心理世界的存在本质才能得以揭示。因此，只要人类存在，文学就不会终结。在彭亚非那里，文学是关于人类生存本质的艺术。是“惟一不具有生理实在性的内视性艺术和内视性审美活动”。“文学的内视性想像和对存在诗意的内在体验使人类超越了物质性空间存在而进入时间性的存在之中。”（注：彭亚非：《图像社会与文学未来》，《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李衍柱则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意识形式。文学的发生、发展和他未来的历史命运，始终同语言共生共存。语言与审美意识的产生和存在，是文学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重要前提。……语言词语的存在，运用语言进行思维与创作的人的存在（作家）是文学得以永久性存在的共生因素。”（注：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张荣翼则把文学看作一个文化语境中的事实而不是一个实体的、物质的事实。那么，文学在张荣翼那里会不会终结呢？那就让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文字：“文学同它所处的语境的关系在于，它被语境规定意义，同时它也构成了语境，而这一语境又反过来规定其他作品的意义，在相互的影响中，它的语境再造出新的语境和文学，而语境中的文学也再造出新的文学和语境。”（注：张荣翼：《文学与文化语境》，《平顶山师专学报》1996年3月第11卷第1期。）就这样，文学不断生长，不会终结。值得重视的是童庆炳的观点：“文学独特审美场域的奥妙，还在文学语言中。”他强调了语言作为媒介之于文学的不可替代性，“……文学语言所构成的丰富的整体体验，不是其他的媒介可以轻易的翻译的。”（注：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注意到了文学语言之于文学未来发展的命运的意义。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在论争的学者中，对媒介的价值评判决定了其对文学终结论的认识。 米勒强调了电信技术的作用或者说突出了电信技术的巨大影响，将它视之为一种消极因素，由于电信技术如此的强大，文学介质的不断发展导致艺术家族内部结构的深刻变化。于是米勒悲观地预言：文学终结。而国内学者更多地将它视为一种积极的因素，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金元浦在《新技术革命与文化产业》中突出了媒介的重要作用，认为“媒介改变了世界”，“网络文化从根本上为人类创造了新的数字化生存的新方式”，（注：金元浦：《新技术革命与文化产业》，《望新闻周刊》，2004年5月14日第21期。）而且，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广泛运用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上中，公共文化领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旋风，已经导致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和传统文化形态的更新。李衍柱这样评价电信之于文学的意义：“1、使世界各民族在几千年创造和积累的文学艺术珍品，真正成为人类共同财富。2、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时间’，有益于发挥艺术的独创性。3、有益于提高广大读音（观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使读者（观众）真正成为审美活动的主体。”（注：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所以，李衍柱认为文学并未终结。 误解二：“终结”的含义 在这场论辩中，对“终结”这个词语的含义的界定不是太清楚。 “终结”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这样的解释的：“最后结束。” 德里达认为：“……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⑨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的关键词是“不复存在”和“在劫难逃”、“不能幸免”。米勒无条件地接受了德里达的观点，认为文学时代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将终结。无论是米勒还是德里达，他们所说的“终结”是“完了，不存在”的意思。 但是，国内学者多没有对“终结”这一关键词做出界定。就是做出了界定的，其内蕴也多不一致。余虹将“终结”理解为“边缘化”。他这样说：“当代文学终结论乃是对后现代条件下文学边缘化的诗意表达。‘终结’(end)一词含混、夸张而悲哀，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学隐喻，它的确切含义是‘边缘化’。”（注：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注：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童庆炳认为文学的确已经边沿化了，这种边沿化是种常态。但是他不认为文学就已经失去存在的价值和作用了。他反诘道：“为什么要把作为常态的文学的‘边沿化’理解为文学的终结呢？”（注：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在童庆炳那里，“终结”一词不是余虹所界定的“边缘化”，而是“消亡”的意思。彭亚非承认文学的边缘化显然具有某种文化转型上的必然性，造成的图说趋势“使得文学终结论再次甚嚣尘上，同时也引发了对文化出路的一些‘变通’性思考。这些思考虽然不无可取之处，但也从一个侧面暴露出了对文学本性在认知上的某些盲区。”（注：彭亚非：《图像社会与文学未来》，《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从上述话语中，彭亚非对终结的理解不是边缘化，而是“消失，灭亡”。 弄清“终结”这个词的具体含义十分重要。如果说，“终结”就是“边缘化”或者“边沿化”，文学终结说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说，“终结”就是“消亡，不复存在”的话，那么，文学终结说就值得商榷。所以，没有界定“终结”的含义和意蕴就来论争，不足为取。 误解三：对语境的强调和重视不够 这里的语境不仅是指后现代这种文化态势，而且是指中西方学者所处的不同社会历史状况及文学自身发展的背景。 任何一种理论主张的提出，都与它所依据的社会实践有关，都有它的特定原因。米勒提出“文学终结论”是因为他深感“一生从事的职业日益失去其重要性”（注：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他以其所在的加州为例，说明政府对教育文化的支持远不如80年代，仅加州大学大约就有2000多名教授提前退休，人文学科的教员和项目大幅度裁减，经费被压缩了20%。在美国同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近百年来一直受人尊敬的文学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危机，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甚至成为被人冷落、嘲笑的对象。于是米勒感慨：“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在这种新的技术和工具型的大学里，文学研究会有什么作用呢？”（注：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岔开一句，米勒感慨的两句话都是说文学没有用了，但是这两句的语境大不一样，一是指在文化中，一是指在社会学科中。联系到余虹关于“边缘化”的两大意涵的界定：1、在艺术分类学眼界中的文学终结指的是文学失去了它在艺术大家族中的主导地位，它已由艺术的中心沦落到边缘，其主导地位由影视艺术所取代。2、在文化分类学眼界中的文学终结指的是文学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科学上升为后现代的文化霸主后文学已无足轻重。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推断：余虹的界定正是受到了米勒的启发。 在国内的研究者之中，李衍柱也认识到了“文学终结论”的社会背景。他在文章中说“米勒关于文学时代的终结和文学研究时代已成为过去的感叹，主要是基于美国文学界的现状，至少在中国还不至于做出这样的结论。”（注：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因为，相比之下，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在中国的情况比美国要好得多。在中国设有中国语言文学系科的大学里，全部设有文学理论课。据有的学者粗略计算，全国从事文学理论、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有3万余人。在中国，并不存在文学研究时代已成为过去的问题。童庆炳认为“文学人口永远是存在着的成长着的”这就决定了文学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与需要。由此看来，国内学者较多的反对米勒的“文学终结论”，也与中国国内文学研究的现状密切相关。同时，我在这里要提醒的是：这是否也正是造成国内某些学者短视、漠视或错视的原因呢？当然，我决非终结论的支持者，但是我认为，这样一种假说是有益的，它提醒我们进行文学研究应该思考的方向和目的。 文学的发展在国内和国外也是有着极大的差别的。米勒这样描述文学发展的历程：“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中心有了一个重大转移，由文学‘内在的’、修辞学研究转向了文学‘外在的’关系研究，并且开始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换言之，这种转移从对‘阅读’的兴趣，即集中研究语言及其本质与能力，转向各种各样的阐释性的解说形式上去……”（注：《“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文化研究网站2005年1月31日。）而在中国，由于东西方现实的不同，学术研究的取向也恰恰相反。中国此时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正在“向内转”，开始了一场观点相当对立的论争。事实证明，正是这场“向内转”，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理论研究上，都使得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告诉我们，在跟踪外国文论新潮时，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具体的分析，从而得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结论。 注释： (17)（美）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第121页，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原载：《文艺争鸣：理论评论版》2006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