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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逸先生的《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一文刚一出炉，就遭到了众多学者的质疑。先是赖大仁的《“消费社会”与文学走向质疑》，后来是傅修延、颜敏等人纷纷著文，对宁文表示极大的不满。除了宋立民的《边缘化之后的双向度选择》一文曾经为宁逸作过辩护外，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指责声。但宋文也只是基于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心态来写的，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笔者以为，要想对当代中国的文学走向有个较清楚的认识，就必须先对当代社会诊诊脉。 一 “消费社会”何谓？ “消费社会”一词现在是挂在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口头上的常用语，在大众媒体上也频频曝光，但对到底什么是“消费社会”？大家并没有一个明晰的认识。 鲍德里亚有一本著名的论著，题目就叫做《消费社会》。鲍氏认为，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即是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然而，这种对物的崇拜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一种礼拜仪式。由于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它把一切都缩减为符号，颠倒了仿像与真实的关系，使得不在场的反倒成为最真实（内爆为一种超真实）的。在消费社会，消费品也构成了一个符号体系，人们对消费品的消费行为，在这一时期体现出某种程度的歇斯底里特征，即消费品不再是人们需要的反映，毋宁说是人们对消费品的浮动能指系统的一种反应，因为这个系统可以永无止境地刺激人们的欲望。如在各种各样的精心制作的广告的诱导下，人们对医疗的崇拜，对苗条的牵挂，对物品的无休无止的狂热追求等。正如鲍德里亚所言：“消费社会也是进行消费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的社会”，一种消费思想的社会，一个充斥着预防性白色的饱和了的社会，一个没有眩晕没有历史的社会，一个除了自身之外没有其它神话的社会。（参见《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从鲍氏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消费社会其实就是一种发达的后工业社会，是生产过剩而不得不经常制造虚假需要的社会。（关于这一点杰姆逊在其《文化转向》中也有所论述，他把消费社会与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可以互相参证。）从鲍氏行文的语气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他对消费社会是持批判立场的。这与法兰克福学派可谓完全一致。他们都是在批判西方社会现实对人性的异化。这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结果。正如启蒙之后需要批判启蒙的工具理性一样，这是一种必要的张力。 二 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学现状 正像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要先搞社会调查以确定革命的动力、革命的任务和革命的目标一样，我们要讨论当代中国的文学走向，也就必须先对中国社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钱中文认为，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现象并存的社会。的确这样，当代的中国，是一个十分多元化的社会。要想用一种理论框框来界定当代中国的社会现状那肯定是不行的。中国当今社会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就是发展不平衡，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在东部和一些较大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其繁华和现代化的程度就是与一些国际大都市比起来也毫不逊色，站在那里的街头，你还会以为来到了东京、纽约呢。卡拉OK、酒吧、五星级饭店、迪斯尼乐园等等应有尽有。看着那些脑满肠肥的超级富豪、成功人士的奢靡生活，就是把它看作后后现代社会也不为过。而随着那些在外资企业工作的“白领”和拥有“知本”的人的增多，他们的趣味选择会经常影响到一个社会的品位、格调。在社会阶层属性上，他们大致相当于西方的中产阶级，这也是中国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应该说，他们的生活是比较现代的。他们有钱，所以他们往往追求名牌，住别墅，开轿车。平时无聊的时候呢，或出去旅游，或边喝咖啡的时候手里边捧着一本西方经典名著（最好是19世纪以前的）发思古之幽情，而脑袋里还在想着晚上要参加的一个PARTY。但在城市繁华的背后又怎么样呢？那庞大的下岗职工队伍的生活又如何呢？他们生活的环境够现代了吧？但我们能对他们饱含泪水而四处无援的眼睛熟视无睹吗？在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和一些偏远省份，还有数以百万计的连温饱都没解决的贫困人口。即使那部分解决了温饱的人群也照样还过着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十分原始的生活，所操持的也还是几千年前老祖宗遗留下来的落后的农业工具，农业现代化并没有实现。由上可知，总体上来说，我国还是一个处于迫切需要现代化的社会，一个处于向工业化发展的阶段但又的确拥有发达工业社会的某些症候的社会。这是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判断。确实，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用西方任何一个发展阶段来套都有可能遭遇语境的尴尬。 那么，当代中国的文学又怎么样呢？自“七十年代后作家”、“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私人化写作出现以后，当代文坛可谓是一片骂声。当然，誉美者也有之。其实，这正说明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多元性。有人把中国当代文化看成是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分天下的局面。其实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当代文坛，既有十分“官方”的文学，也有如《沧浪之水》那样表示知识分子痛苦的十分“精英”的文学，还有像王朔的轻松、诙谐、娱乐、搞笑的所谓俗文学。这是一个真正的文学诸子时代。以前文学家们千思万想的时代现在终于一夜间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变化实在是太快，竟然使得一些脑筋变化太慢的人适应不过来，总是在那种日暮途穷的心理状态中念叨着那几句不合适宜的话语，时时表达一下内心的忧虑和不安，给文坛掀起一些不必要的涟漪和波澜。当然，在官方媒体的控制下，文学创作仍有一些不能涉足的领域。但随着中国越来越向世界开放，我们相信这种情况会逐渐消失。 三 文学的选择 应该说，关于“文学的消费”研究并不是一个很新鲜的领域，在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早就辟专章讨论了文学艺术的生产与消费问题。那么，为什么现在又重提这个话题并得到了文学研究界的热烈回应呢？这主要是因为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问题越来越紧迫的缘故。它当然引起了某些人的不安，无疑也有欢呼。而且，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兴起的文化研究的影响也不可小视。大家都有一种想通过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重新介入社会现实以解决问题的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被奉为“阳春白雪”的高雅文学的衰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使得原来那些写作和研究精英文学的人感到十分的失落。他们素来是对那种下里巴人的俗文学不屑一顾的。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大众文学的极度兴盛和繁荣。于是他们恐慌了。因为这牵涉到一系列的现实利益。按照福科的说法，这就是权力的争夺。他们一方面在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大众文学作品的同时，一方面又在对大众文学进行尖锐的批判。这是一种悖论。其实他们又何尝不知道这种文学的魅力？他们能对这种文学形式的功用和在社会上的受欢迎程度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只是不敢承认罢了。如果他们承认，他们存在的合法性就要遭到质疑了，所以他们始终在负隅顽抗。一些人对消费社会的文学的批判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心态。在对大众文学的指手划脚的指责中宣称自己肩负着人类灵魂的重任，自己是人类的良心。殊不知他们又一次陷入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始终有两种偏弊，一种是所谓的强调社会关怀，这类文学知识分子始终以道德牧师的形象出现，他们对文学经常持一种精英立场，把文学当成自我理想的形象注解，对社会上的其它形式的所谓低俗文学持批判立场。可以说。这部分人继承了阿多诺等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认为大众文化只不过是一种社会的水泥，对人的精神起一种固化作用。很明显，这是一种完全的精英形象。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形式追求，从事这类文学的人强调文学文本的审美性，认为审美是文学的第一属性。但二十世纪整个世界都出现了一种关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大众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于是有的人哀叹：文学终结了然而他们却不知道，这恰恰是个文学性蔓延的最为广泛的时代。文学的幽灵无处不在，电视广告、图案设计、网络聊天、报纸专栏等随处都可见出文学的影子。这是一个真正的文学的潜能得到了最为释放的时代。那些对仍保有“艺术坚核”的时尚文学进行随意批判的人恰恰是最不懂文学的人。正是这种文学，才以一种第三条路线的方式更加牢固地树立了人在文学中的地位，真正实现了社会关怀与审美追求的统一。何况世界上哪有一种一出现就是经典的文学？经典的诞生也是一个过程。《水浒传》、《三国演义》，它们哪一个在产生的时候不都是“街谈巷议”？然而今天，有谁不认为它们是经典呢？对我们今天的文学，我们自然也不能以别一种苛刻的标准来要求它，我们应该在历史的演进中来检验它。还有，在这样一个快节奏、高速度发展的五光十色的社会中，又有多少人还能够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去欣赏一场高雅 的音乐会呢？那种心无旁骛的虚静心态又有多少人还能保持呢？ 那种对大众文学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的质疑的理由之一就是这些身体写作、私人写作只注重感性肉欲的狂欢，认为它们在身体欲望的张扬中丧失了对人类价值的关心，对形而上的思考。这是一种明显的知识分子叙事。20世纪的中国一直在民主与科学的宏大口号下争取民族的独立和个体的觉醒，但是对个体的关注却偏偏在这种宏大叙事中被忘的干干净净。其实，历史上对人性的坚守可以通过两种立场来实现。一是理性的启蒙，如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那种极尽人之欲望描写的《十日谈》。但这很容易导致禁欲主义。后来西方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的出现才重新恢复了人在文化、文学中的尊严和地位。还有一种就是强调感性的肉体化、欲望化。这部分人往往充当时代的逆臣贼子，有开风气之先之功。他们通过对人的感性欲望的极度书写来强调人的地位。表现在文学上，前一种就形成审美理想主义和审美道德主义。这种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最为显明。后一种就形成审美浪漫主义和审美感性主义。这与两种现代性的矛盾张力关系也是一致的。我们知道，现代性有两种，一种是启蒙现代性，它产生的是工具理性；一种是浪漫现代性，它强调的是对工具理性的反叛、解构。在西方，西美尔的“感性的个体碎片”、利奥塔的“向总体性开战”（在某种意义上，后现代性也是现代性的一种）等都可以看成是文化现代性的表现。联系到中国的文学实际，那种强调欲望书写的消费文学就因它是对一个时代面影的记录而对那些刚从“文革”、“新启蒙”中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样一个跨越边界、填平鸿沟的时代，死守文学的雅俗界限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否定大众文学在中国发展和存在的合理性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中国由于不是消费社会缺少产生这种文学的土壤而认为它不值一哂。的确，总体上来说，我们还不是一个消费社会，甚至工业社会也说不上，但我们就要因为这个原因而否定它存在的合理性吗？虽然我们不是消费社会，但我们的社会中的确已经拥有消费社会的一些特征。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交流如此频繁的全球化时代，我们能不受别人的影响吗？况且，文学和文化是具有某些超前性的，它并不与时代保持机械的同步发展。正如十九世纪比西欧落后的俄罗斯照样献出了《复活》、《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世界巨著一样。难道我们就应该跟在别人的后面跑吗？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向俄罗斯学习？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料自己一下却陷入了题材决定论。他们天天叫喊文学要反映现实，但是由于知识的严重老化和思维的僵化，最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和最没有问题意识的却偏偏是他们。 市民社会在我国还很不发达，关注人的日常生活、感性欲望的大众文学也不够成熟。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力地鼓励和培育它的发展。韦伯说，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宗教已经衰落。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还能够求助于什么呢？一切的问题都变得如此的复杂和困惑。那就还是让我们回到我们当下的感性生存状况吧，回到我们自身的身体感受吧，因为这是我们感受的最为实在的东西。但愿我们在肉体的狂欢中沉醉不醒。正如本雅明在他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一样，我们虽然失去了带有灵韵的艺术，但我们却拥有了更多的带有人性的作品。正是它，使古典艺术的那种仪式化的东西获得了去魅。换句话说，我们虽没有了荷马史诗，没有了莎士比亚的悲剧，但我们有了更多的体验和快感。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里并不是否定高雅文学存在的必要和意义。我们不想犯这种用一方压倒另外一方的错误。我们之所以用这样一种尖锐的态度只不过想用一种较为激烈的方式对传统的那种强大的僵化力量进行一次彻底的颠覆而已。毕竟，我们也还要有对理想的追求和道德的坚守。其实，高雅文学和大众文学也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二者完全可以多元共存的和谐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建立起一个健康的文学生态。 原载：文化研究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