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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杜甫、严武之间是否有过一次严重的酒后冲突，历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当杜甫对自己有失敬言行时，严武的态度，在表露愤怒和不以为忤两者中，哪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通过文献记载、严武的性格、杜甫若干诗歌的迹象三个方面的讨论，应该认为:杜甫、严武之间有过一次严重酒后冲突事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关键词 杜甫 严武 友谊 冲突 一 杜甫、严武之间是否有过一次严重的酒后冲突，历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迄今聚讼未已。想要在前人基础上有所进步，我认为在具体讨论论据之前，有必要先对聚讼双方辩论的焦点、论证方法进行审视和比较。 双方争论的焦点，不是杜甫是否曾经有过酒后对严武不敬的言语和行为，而是严武是否因此有过大为愤怒甚至于想杀杜甫的冲动，也就是说，即使是主张杜甫、严武一直保持亲密无间友谊的论者，也没有否认杜甫曾经酒后失态冲撞严武的。具体地说，在表露愤怒和不以为忤两种可能中，哪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些。 围绕上述关键问题，主张表露愤怒和不以为忤的双方，他们的论证方法可以概括为:表露愤怒论者主要从下述三个方面进行论证，一是有文献的记载，二是严武性格的可能性，三是杜甫若干诗歌的迹象;不以为忤论者主要从下述三点进行论证，一是文献的记载，二是杜甫严武的友谊，三是杜甫诗歌的讨论。从理论上说，双方的论据只有在一、三点上是针锋相对的，第二点各说各的。双方一、三两点都是论据真实性之争，第二点主要是逻辑论证的分歧。 从逻辑上评价，表露愤怒论者的逻辑证明含有如下推论过程:再好的友谊也有可能发生“睚眦”事件，因此，杜甫、严武之间也有可能发生“睚眦”事件。不以为忤论者的逻辑证明则含有如下推论过程:很好的友谊是不可能发生“睚眦”事件的，因此，杜甫、严武之间不可能发生“睚眦”事件。显然，不以为忤论者的逻辑推论中存在着问题，其前提命题是假命题，而表露愤怒论者的逻辑推论中的前提是真命题。论者说严武跟杜甫是世旧、严武对杜甫“待遇甚隆”，两人同朝共过事，房琯罢相，严武、杜甫也相继被贬，被贬的共同命运使得“严、杜之间更有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1］（P105），所有这些都不能证明杜甫、严武永远不会发生冲突事件。众所周知，唇齿之间也难免有龃龉的时候。 从论据评价上说，表露愤怒论者与不以为忤论者之间在第一点即文献证据上，在没有发现更加有力的文献证据的时候，双方都很难做出能让对方信服的分析。但是，我还是认为就目前的情况而论，情势对表露愤怒论者相对较为有利。较早记载杜甫、严武睚眦事件的唐代李肇的《唐国史补》、范摅的《云溪友议》，五代王定保 的《唐摭言》，宋代宋祁的《新唐书·杜甫传》等，都说严武表露了愤怒;只有《旧唐书·杜甫传》说严武是不以为忤的。主张严武不以为忤的论者在讨论这一论据时，一般都力辩《云溪友议》乃小说家言，不足凭信，而对《唐国史补》、《唐摭言》和《新唐书》实际上都无有力的驳论。事实上，《旧唐书》虽然编撰时间早于《新唐书》，但是考校史实方面实在没有《新唐书》高明。文献价值一方面讲究可信度，同时也不能忽视时间先后，很明显，主张严武表露愤怒的文献比主张不以为忤的文献要早得多。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李肇的《唐国史补》卷上《母喜严武死》的记载文字相对比较朦胧:“严武少以强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几桉（案）。武爱其才终不害。然与章彝素善，再入蜀，谈笑杀之。”［2］（P22）没有明白说严武愤怒了，但是从“爱其才终不害”一句尤其是“终”字我们可以想象其间情形，事态是比较严重的，决非不以为忤，一笑置之。 第三点即关于杜甫若干诗歌的解读，不以为忤论者与表露愤怒论者是针锋相对的，其间轩轾难以遽分，需要逐条讨论。 二 笔者在《杜甫、严武“睚眦”考辨》一文（以下称“拙作”，或简称《睚眦考辨》）中，从杜甫与严武两人性格品性的差别上论述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同时将杜甫在成都严武幕府期间及其前后写作的若干诗歌作品跟他们之间可能发生过的冲突联系起来理解。［3］（P17-24）后来，傅璇琮、吴在庆两位先生联名发表了《杜甫与严武关系考辨》一文（以下称“两位先生”，或简称《关系考辨》）［1］（P105-110），虽然没有明白说是针对拙作，文后的参考文献中也没有列出拙作名目，但是从论文的论列看，基本上是针对拙作展开的，文中的“有论者”、“有的论者”指的大多就是笔者。因为关系到拙作，更因为涉及自己曾经认真思考过的问题，再者，批评拙作的又是两位我素所敬仰的学界前辈，于是就认真地拜读了两位先生的论文，希望能够看到更好的论述而得到“抛砖引玉”之乐。但是，在反复阅读两位先生的论文后，我还是感到了失望，除了个别诗句的理解能够纠正拙作之外，他们对拙作提出的那些论据的批评基本上都缺少令人信服的力量。这里就把自己的疑惑拣重要的几点逐一写出来，再一次向两位学界前辈讨教，也希望得到其他读者和方家的指正。 拙作《睚眦考辨》认为，经过从宝应元年秋至广德二年三月（公元762—764年）在梓州、阆州一带的避乱流寓生活，杜甫的出处思想发生了变化，所以当严武第二次镇蜀，杜甫旋即回到成都，不待严武招邀，就有了主动请缨的意思。所举的诗证是《草堂》中“飘飖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于时见疣赘，骨髓幸未枯”几句。［3］（P20）《关系考辨》认为《草堂》一诗“阐明回草堂乃是在‘托身无地’时的最后选择，盖草堂尚可养余生，虽食薇亦已足矣。可见，‘飘飖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两句乃就草堂言，表达在别无托身之地时，只有草堂可托残生”［1］（P108）。他们认为这诗里杜甫没有主动请缨出任幕职的意思。按照字面讲，那当然也可以说得通，但是，结合上下文揣摩诗中深层含义，结合这一段时间里杜甫其他几首写给严武的诗，我们是不难体会到其中请缨的意思的。杨伦认为，《草堂》一诗“以草堂去来为主，而叙西川一时寇乱情形，并带入天下，铺陈始终，畅极淋漓，岂非诗史?”［4］（P516）在格调和结构上，这首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颇类似他写于安史乱中还挂着拾遗一职时的《北征》一诗。关心时事，有明显的忧国忧民思想，而不是一味的忧乱避世，“食薇”也不是满足于伯夷、叔齐那样的隐遁生活。他是希望有所作为的，只是表达方式上属于杜甫一贯的骚体风格——带有反讽意味的“怨”。上一联“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饮馔愧残生，食薇不愿余”，就跟杜甫在积极求取入仕机会和在职时期的“圣朝已知贱士丑，一物但荷皇天慈”［5］（P103）（《乐游原歌》）、“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旌”［5］（P111）（《敬赠郑谏议十韵》）、“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5］（P44）（《题省中院壁》）等句子是一脉相承的。“于是见疣赘”一句下，杨伦注云:“言己之不为世用也。”［4］（P516）“骨髓幸未枯”一句，我们实在是可以体会出杜甫想做事的心情的。杜甫从来不是伯夷、叔齐一流的高人隐士，他的思想虽然有时也产生消极成分，但是他一生都没有真正忘记过关心政治、关心时事。他怎么可能在成都一带乱后初定、百废待兴的时候，反倒安心隐居起来了呢?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杜甫诗歌字面的意思，在严武即将再次镇蜀的这一段时间创作的诗歌，是不难看出杜甫欢快、昂扬的思想基调的。请看:“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5］（P1100）（《奉待严大夫》）;“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但使闾阎还揖让，敢论松竹久荒芜?”［5］（P1105）（《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一）“旧犬喜我归，低回入衣裾;邻里喜我归，沽酒携葫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5］（P1115）（《草堂》）;“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5］（P1131）（《登楼》）。亢奋中的杜甫，政治理想虽然早已经幻灭了，但是做一点帮助严武治理蜀中的想法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他的“身老时危思会面，一生襟抱向谁开?”［5］（P11100）（《奉待严大夫》）应该不限于友情，襟抱不妨理解为有政治抱负的含义。再结合杜甫这一次入幕根本不见任何推脱、拒绝的事实，我们那样的理解有什么不妥呢? 三 拙作提出《立秋雨院中有作》一诗可以理解为系杜甫就那场酒后失礼之后的“睚眦”事件表达歉疚之意的作品。［3］（P22）两位先生认为这首诗的意思是:杜甫清晨到幕府上班，想尽参谋之职，因为严武对自己礼节规矩上的格外放宽，心里感到舒服。最后表示，如果严武“今后回朝任要职，我也就算尽了酬知己之份还是要回去‘访旧丘’的”［1］（P106）。首先说明一点，拙作把“已费清晨谒”理解成是严武去看望杜甫，确实如两位先生所指出，是不恰当的。但是，两位先生的解读也仍然有问题。如果杜甫如他们所理解的，只是一次轻描淡写地表达如上想法，那么第一节开首“山云行绝塞，大火复西流。飞雨动华屋，萧萧梁栋秋”，以及第二节开首“解衣开北户，高枕对南楼。树湿风凉进，江喧水气浮”，立秋逢雨那种饱含张力、令人压抑的景物描写，情调跟诗的意思完全不和谐，岂不是太小题大做了吗?再者，如果是像两位先生所理解的只是一次没有强烈事件来由的轻度感慨，“穷途愧知己，齿暮借前筹”，“礼宽心有适，节爽病微瘳”，多少有些显得突兀，其中深郁的愧疚、感激之情虽然不能说是无病呻吟，至少可以说是“小毛病大呻吟”。最后两句，“主将归调鼎，吾还访旧丘”，拙作理解为严武在会见杜甫后回去处理军政事务、杜甫获准回浣花溪畔的草堂一趟。如果照两位先生那样的说法，是严武回朝任要职、杜甫离幕访旧丘，那么我们就有这样几点疑惑:一是在整首诗中显得突然，触景生情的一次淡淡感慨怎么会一下子跳跃到日后的分手和各得其所呢?二是意思跟杜甫这一阶段的坚决辞幕事实相违背，按照两位先生的理解，杜甫简直是在向严武表达感恩、惜别之情。三是严武再次镇蜀是在结交当时宰相元载，试图登上相位不成之后的一次外放［6］（P3395）［7］（P4484），这个事情杜甫想必是知道的，这种情况下他这样说岂不是会触到严武痛处? 拙作提出，杜甫《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一诗可以理解为是杜甫向严武提交的辞呈，末两句“会希全物色，时放倚梧桐”，可以理解为杜甫担心往后再有所触犯而遭不测，有希求保全性命的意思。［3］（P22-23）两位先生则认为，“这首诗的中心乃在于表明诗人性喜闲旷自适，身体又残病，难于忍受。因此希望严武全其闲旷本性，格外准许其离开幕府，而得以能逍遥自适，祛除身心之疲累。”他们认为“所谓‘时放’，即时而放，放后，还是要回来的”，并且说:“如果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正是巴不得逃之夭夭，还会仅仅要求‘时放’吗?”［1］（P107）两位先生的说法字面看起来似乎是可通的，但是不符合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严武、杜甫既然是世旧，杜甫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本性到底是不是“闲旷自适”，严武不可能不清楚，无须杜甫再来郑重说明一番。事实上的杜甫，我们都知道，“奉儒守官”出身的他是一位有着百折不挠的政治理想的诗人，他曾经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在长安十多年里一边过着穷困的生活，一边周旋于达官贵人的筵宴之间求人汲引，几次向延恩匦投赋自荐，在担任拾遗期间也曾经忠勤王事，弃官之后还在鼓励居官的朋友们要尽心国事，在离开成都去嘉戎的时候所作的诗里还有“弟窃功名好权势”的自我坦白。［5］（P1219）（《狂歌行赠四兄》）杜甫既不是陶渊明一流的人物，也不是庄子一流的人物。宋人赵次公所言“则所望于故人知己者，幸全其物色而放令倚于梧桐也”［8］（P639），也只是符合诗句字面意思而已。杜甫之所以这样说，其实不过是文人故技，也可以说是诗歌叙事的一种传统，说它为了委婉也好，显得文雅也罢，对方又不是傻子，他不会不了解诗人的真实用意。杜甫的用意无非是想辞去幕职，情形如同古时候厌倦了宦海的人向帝王的“乞骸骨还山”。意思是那样的，但是，话要说得委婉些。两位先生说的是杜甫诗的表面意思，拙作指的是杜甫做诗时的真实想法、内心情感，本来并无矛盾。但是他们对于“时放”的那种解释，不免有胶柱鼓瑟之嫌，我们实在难以苟同。杜甫这首诗难道不是意在辞幕，而只是要求严武偶尔放他几次假、休养休养身心（“祛除身心之累”）?杜甫觉得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必须说“放我倚梧桐”严武才会明白他要逃之夭夭的心思?说“时放倚梧桐”严武就明白不了?在这样一位“小忿”“小不副意”便能杖杀属下副官的一方军政长官朋友手下当差，杜甫凭什么不对自己性命有所担心?凭友情?房跟严武应该也是有友情的，还有恩情呢，可是严武是怎么对待房的，杜甫不会不清楚。两位先生强调庄子所说的“保身”与拙作中所说的“保命”是不同的，诚然，其间含义是有差异的，但是，我理解的庄子思想里也是有“保全生命不受外力侵害”的内容的。 两位先生很愿意相信杜甫诗歌里已经明确表达出来的辞幕理由，例如身体有病、难于忍受幕府的紧张生 活、规矩的拘束、与逍遥的天性格格不入等，这当然无可厚非——尽管我们也很容易就能举出相反的论据，比如杜甫身体有病不是从入幕后开始的，早在四十四岁之前的求官时期就有“多病休儒服”的说法了［5］（P111）;他在任拾遗期间的生活也是很紧张、有严格拘束的，杜甫都工作得很带劲。问题是他们这样的论证逻辑:这些原因是“更为主要的原因”，所以就不必再有“睚眦”事件作为辞幕的原因了。他们指摘拙作“在多种可能中”“只认定尚有待于证实其真实性的‘睚眦’传说”，“这在论证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他们的逻辑真的是匪夷所思，首先，拙作并非“只认定”，两位先生的“睚眦”之为“传说”的审判，等于未经足够的法律程序就将李肇、王定保、宋祁等一干人与小说家范摅一道送进了监狱。两位先生的逻辑确实让我不明白，为什么说那些原因是“更为主要的原因”?有了那些原因为什么就不可以有“睚眦”的原因? 拙作认为杜甫一首给章彝等人的留别诗里“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两句［5］（P1064）（《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可以反映出在幕府任职的危险性，有这样一句话:“诗虽写于梓州严武自蜀赴京之后，但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此前一段交往中险情的写照。”［3］（P19）两位先生对此有如下质疑:“这里所说的‘险情’，指的乃是论者所说的杜甫酒后失礼的‘睚眦’险情，据论者所考，这一‘酒后失礼’乃在广德二年六月杜甫入严武幕之后。那么‘失身为杯酒’诗作于何时?据诸家杜甫年谱，此诗乃广德元年（763）冬杜甫在夔州章彝幕府中所作，这时不仅尚未发生传说的章彝被严武所杀、杜甫也险些被杀之事，更未发生所说的再迟些的杜甫与严武‘睚眦’之事，既然诗乃写于这两次‘险情’之前，那么此诗句又何能成为后来的一段险情的写照?显然，‘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与所谓的‘睚眦’、‘险情’之事无关。”［1］（P108）拙作从来就没有说过“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指的就是那次“睚眦”事件，拙作说的是这两句诗反映了幕府生活中的危险性，尤其是酒后失控的言行，很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这可以说是根据严武的性格、为人处事特点所发出的一般性忠告，也可能是针对章彝为人过于坦率而进行的劝诫。这跟具体的冲突事件、跟时间先后没有任何关系。杜甫认识严武已非一朝一夕，基本的了解是有的，不必要等到“睚眦”事件发生之后;严武在成都的为人处事，史书也有明确记载，“肆志逞欲，恣行猛政”［6］（P3396），“武在蜀颇放肆，用度无艺，或一言之悦，赏至百万”［7］（P4484），假如所载不虚，杜甫、章彝也不可能不知道严武这种特点。杀章彝、跟杜甫“睚眦”虽然是在杜甫写“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两句诗之后，但不等于严武此前就没有冲属下发过威。另外，我所看到的杜甫年谱，例如闻一多先生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9］（卷六，P169），都说杜甫此诗作于广德元年冬天章彝梓州（今四川三台县）任所的，不知道两位先生根据哪些家的杜甫年谱说作于“夔州章彝幕府”，我们也没有看到过章彝曾经在夔州任职的文献记载。杜甫后来携家离开成都到夔州时，得到的是都督柏茂琳的帮助。还有，新旧《唐书》严武传都明确记载着的严武杀死僚属章彝事件，为什么到了两位先生笔下就都成了“传说”，也是我们所不明白的。难道是为《云溪友议》的相同记载所殃及? 拙作吸收了《杜臆》的说法，提出《哭严仆射归榇》一诗中，“老亲如宿昔，部曲异平生”两句可以理解为，严武去世，严母一如往昔地贤明，而部属却前恭后倨态度发生了变化。［3］（P24）两位先生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们说:“我们且不管部曲对杜甫的态度如何，试想在哀送友人之榇的悲痛时刻，杜甫哪会有心思耿耿于怀地计较部曲对自己的脸色?更怎会在专为哀悼友人的、又是这么短的悼诗中记恨似地写下别人对自己的冷淡呢?倘若如此，则于情于地于理皆不合，一般的人尚且不会如此，更何况是最为通情达理的杜甫呢!”［1］（P109-110）这真是让人一头雾水，我们从来没有说部曲的前恭后倨态度变化是针对杜甫的，我们指的是严武死后，部曲态度反映出的“人去茶凉”现象。 四 严武第一次镇蜀的时候就曾经劝说过杜甫出仕，《寄题杜二锦江野亭》就是表达这个意思的一首诗，其中“莫依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③＠④冠”两句值得讨论。主张严武没有产生过杀杜想法的论者，认为唐人所言严武欲杀杜甫之说由此演绎而来。洪迈《容斋续笔》就有这样的观点，“好事者但以武诗有‘莫依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③＠④冠’之句，故用证前说（按，指“睚眦”至欲杀事件），引黄祖杀祢衡为喻”［10］（P283）。不知道洪迈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这一派论者大约是为了论证严武不可能产生杀杜甫念头，说这两句诗正好表现了严武对杜甫的关怀。例如《杜诗镜铨》云:“今按莫依善题鹦鹉赋，虑其恃才傲物，爱而规之也。何须不著＠③＠④冠，劝之出而仕也。二语正见严杜交情之厚。”［4］（P392）两位先生也认为“严武之作本是对杜甫极为友善关心的诗作”。如果洪迈那样的说法是有依据的，那么可以将两种说法归纳为:表现愤怒论者认为“莫依”、“何须”两句是表现严武对杜甫的恨，而不以为忤论者则认为那两句诗正好表现了严武对杜甫的爱。同样的两句诗，竟然有着如此截然相反的理解。我的意见是，这两种说法都未免失之偏颇。我们可以设想，严武在写那首诗之前很可能是口头动员、劝说过杜甫出仕的，但被杜甫谢绝了，于是他就作了这首诗更为郑重其事地劝导杜甫——当然杜甫也郑重其事地写了一首答复的诗，即《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仍然是谢绝的态度。在整个过程中，严武当然表现了对老朋友杜甫的关照和关心之情。但是非得要将“莫依”、“何须”两句都说成是关爱之语，也未必妥当。口头劝说、动员没有被杜甫接受，严武在情绪上有点别扭应是情理之中（动员、劝说遭谢绝应该不至于产生嫉恨），没有必要非把严武描绘成一团和气、苦口婆心的好好先生。严武固然不会笨到把自己比喻为黄祖，但是他引用祢衡故事提醒杜甫应是事实，“善题鹦鹉赋”当不会另有出典。 拙作将杜甫跟严武与跟高适的态度作了比较，目的是想说明，以严武的性格和为人，杜甫跟他之间的友谊不能排除有不和谐成分，即严武不可能像高适那样深刻了解杜甫，并且宽容杜甫［3］（P18-19）。两位先生不同意拙作的说法，认为“杜甫对年高且官高的高适所以显得亲密与不拘谨，那是因为这些诗作于杜甫上元元年不在官场，也非时任彭、蜀州刺史的高适的下属或所辖子民，因此关系就轻松、不拘谨。而上引杜、严间所涉礼数的诗句，都是严武要么是杜甫的父母官，要么是顶头上级时作。在这一处境下，对注重礼法的杜甫来说，他对严武的拘谨与显得‘礼数相隔’，实在没有什么太不正常的，不能作为两人‘睚眦’的佐证，更不必将此夸张到杜甫具有伴严如伴虎隐衷的地步”［1］（P107）。这一番论述有这样一些问题:一、杜甫在担任左拾遗时，严武是给事中，同属门下省，严武是正五品上，杜甫是从八品上，官阶有高下。在成都幕府期间，严武是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杜甫是他属下的参谋。这些都是事实。上下级之间生活之中讲点礼数本是情理中事，但是三番五次地写到诗歌里去，是不太正常的。二、说杜甫注重礼法，恐怕不完全符合实际。《旧唐书》本传说杜甫:“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6］（P5054-5055）从杜甫自述的性格志向、诗歌揭露批判现实问题的深邃大胆、诗歌语言的吞吐开合等方面，我们都无法想象杜甫是那么一个见了上级就只有点头哈腰之份的恂如小职员。三、杜甫写那些诗的时候虽然既不是高适的下级，也不是他的子民，但是，杜甫是常常有求于他的，他一家的生活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需要这位“厚禄故人”的接济。杜甫就是在有求于高适的时候，说话也相当随便。有一回杜甫托人给高适送了这么一首求援的诗:“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5］（P763）（《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可见杜甫是一个相当放得开的人，假如严武是个随和宽厚的人，杜甫决不至于谨小慎微。更何况杜甫年龄比严武大那么多，而且还是他父亲的朋友。我认为，杜甫与严武之间的友谊更多的是“世旧”，而杜甫与高适之间则纯粹是“投契”;“世旧”出于习惯，“投契”发自内心;“世旧”需要的是维护，“投契”讲究的是坦诚;“世旧”容易隔阂，“投契”方便沟通。 针对拙作提出的杜甫为严武作的悼亡诗不如为高适、苏源明、郑虔、房等人作的悼亡诗深情的说法，两位先生提出了这么一个反对的论据:杜甫的《八哀诗》“乃哀悼王思礼、李光弼、张九龄、严武等八人之作。这些人或以功勋卓著，或以交情深厚，或以文章气节为诗人所敬重。严武入其中，可见他的功勋、交情在杜甫心中的地位。当然，论者所认定的杜甫对他们的感情高过于严武的房、高适却不在其中，我们也没有理由因此怀疑杜甫对两人的深情”［1］（P109）。对于两位先生的类比法我有一点不同意见:悼亡诗是都作过的，具有可比性;是否入选《八哀诗》，杜甫没有一个统一标准，他的自序说“伤时盗贼未息，兴起王公、李公，叹旧怀贤，终于张相国”，只是一时感慨，跟感情深浅没有关系，因此不具有可比性。 拙作说到杜甫在严武生前写作了一系列深情悼念高适、苏源明、郑虔、房的诗歌时，有一句话:“对亡友的特别怀念，有时候不妨理解为对活着的朋友的失望。”［3］（P24）两位先生认为这个说法从逻辑上讲“也是成问题的”，还说:“通过对友人哀痛的悼念与特别的怀念，来寄寓对活着友人的失望，不能说绝无可能，但这也是极为罕见的，可能毕竟不等于事实，为什么非要认定这一极为罕见的可能呢?这从概率、逻辑上讲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1］（P109）正如上文所说，这种论据都属于迹象论据，即可能性论据，是拙作提出的众多可能中的一个可能，众多的可能都指向一个方向，这就是逻辑推论。可能当然不是事实，是事实就不需要论证了。 两位先生有这样的说法:“睚眦”事件“关系到杜甫的思想与人格的问题”［1］（P110）。这个问题他们没有展开说明，也许两位先生是担心说杜严间有过“睚眦”事件会损害杜甫的亲和形象。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杜甫原本就不是一味温柔敦厚、随波逐流、喜怒不形于色的好好先生，他是一个有锋芒、有思想、有情感、有抗争意识、有批判精神的诗人，杜甫的这些特点相信正是喜爱他的人们所欣赏、钦佩的。实事求是地指出杜甫生活中 的波澜，不但无损于杜甫的诗人形象，反而可以丰富他的形象，增加他的形象的层次性，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他的思想感情和诗歌作品的理解。 参考文献: ［1］傅璇琮，吴在庆.杜甫与严武关系考辨［J］.文史哲，2004，（1）:105-110. ［2］李肇.唐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3］丁启阵.杜甫、严武“睚眦”考辨（J）.文学遗产，2002，（6）:17-24. ［4］杨伦.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9］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0］洪迈.容斋续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原载：《文史哲》2004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