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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并不很长，相对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却成了积之既久的课题。循着文学史讨论与写作的历史陈迹，应不难发现，文学研究界事实存在着独尊文学史的学术霸权现象，许多文学研究者都或多或少持有关于文学史的学术霸权意识。这样的学术霸权意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繁荣有着毋庸争辩的促进作用，不过对于文学史写作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却构成了某种历史性的障碍。 一、文学史学术霸权的形成及其影响 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并无文学史一门，文学史的撰著乃是国人通过东洋渠道引进西洋学术的结果。有研究表明最先撰著中国文学史的中国学者为近人林传甲、黄摩西和吴梅（注：在2004年11月初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和苏州大学文学院主持召开的“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1904-2004）国际研讨会”上，陈平原报告了他发现的现存于法国的吴梅编撰的《中国文学史》，王永健教授根据吴梅与黄人的合作关系推断，吴梅此稿当为黄人文学史著作的摘选本。），不过这些基本上仍属于传统文人的文学史家其实并不看重自己的文学史写作，可见在他们的心目中远远未构成文学史的学术霸权意识。文学史学术霸权意识的形成应该与新文学家和现代文学研究者对西方学术的倾心接受的特定心态有关。作为新文学家和现代的文学研究者，郑振铎明显地表述了这样的文学史学术霸权意识，他这样批判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名目虽是‘中国文学史’。内容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连文学史是什么体裁，他也不曾懂得呢！”（注：《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7页。）这番话至少表明，新文学家认为文学史是品质更高的一种学术体裁，文学史是不应随便写作的学术范型。这样的文学史霸权之论此后在新文学界以及现代的文学研究界时有出现，陈西滢等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批评，以及30年代文学研究界对陈锺凡文学史著作的批评，都曾在这样的文学史学术霸权意义上展开。 这样的文学史学术霸权之论虽然并未得到广泛的响应，但由此构成的文学史学术霸权意识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同。作为这种普遍认同的标志，几乎每一代每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都主持撰著过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参与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著，或者怀有主持或参与撰著之心。 自从王瑶先生等在50年代初期作为官方学科建设的重要部署开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操作之后，各种各样的这类文学史著作的撰写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这个学科的老一辈开拓者（注：因为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意义上谈论这个话题的，因此我没有从上个世纪30年代王哲甫等文学史家的开创性业绩这样的遥远源头说起。），几乎无一人未曾涉足过文学史的写作。李何林是从思潮角度撰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先驱，任访秋以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为日后数以百计的同类著作首开先河（注：据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出版于1944年的任著“第一次使用《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书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田仲济以《中国抗战文艺史》开创了现代文学断代史和专题史的写作先路，刘绶松、张毕来、丁易、蔡仪等个人署名的文学史写作同唐韬开创的个人主编集体写作的写作模式交相辉映，并与50-60年代高校师生集体编写文学史热相呼应，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最初的热潮。另有一些老一辈现代文学学者如陈瘦竹等未能赶上这一波文学史撰著热，不过在文革结束以后又都纷纷作了弥补，参与到各式各样的文学史建构当中。 这种几乎是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同步发轫的现代文学史撰著热直接培养了新一代现代文学研究者，基本上是在50年代完成了高等教育的现在已无可争议地被我们称为前辈学者的这批人，当然也是以艰辛的筚路蓝缕的开拓亲手搭建起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大厦的一代中流砥柱式的人物，几乎就是在文学史撰著热的气氛中接受了现代文学，也对现代文学的学术构成作了基本上等同于文学史的理解。这一代学者在数量上比前述老一辈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要庞大得多，但他们撰著属于自己的现代文学史的意念与意志，决心与雄心并未有丝毫的懈怠，于是轮到他们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呼风唤雨、一言九鼎且如鱼得水的时候，便纷纷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门各类甚至各省各地的操作。同样，几乎每一个有成就的这一辈学者都以不同的身份和方式进入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的营构之中。这样一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的数量必然可观。有人面对此一情形作出了如下的喟叹：“我们这一代人终究有一个梦想要圆，那就是用自己的文学史上课。”这种感喟不是没有来由，原来这是这一代人与生俱来、“与学俱来”的原初记忆，其实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学科的原初记忆。原初的记忆化为生命的梦想，这几乎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且，弥足珍贵的是，当前辈学者带着这样的记忆与梦想——其实几乎就是带着他们学术生命的原动力进入到各式各样、各体各块的文学史写作的时候，由于有一种后辈学者难于体验甚至也许难于理解的学术神圣感和学术使命感在起作用，他们的劳动和创造在这一方面往往能结出或灿烂或坚实、或厚重或灵动的学术奇葩，特别是黄修己的独领风骚独辟体例的新文学史，严家炎的新见迭出精炼透辟的小说流派史，孙玉石的思路谨严沉稳厚实的诗歌流派史，钱理群等人的体系严明思维深刻的现代文学通史，范伯群的大气磅礴厚实庄重的通俗文学史，黄曼君的通达连贯理论性强的理论批评史，朱德发的鞭辟入里深入细致的“五四”断代文学史等等，还有杨义等一大批学者从各种体裁各个专题撰著的各类专门文学史，堪称是这一辈文学史梦想者步向成功和辉煌的代表。 先辈垂范作用在学术史发展的链接上，甚至在学术界往往会得到格外的凸显与强调，先辈学人如此重视文学史的撰著，甚至将这样的学术操作与自己的学术记忆，与自己的学术梦想，简而言之与自己的学术生命及其意义连在一起，这样的倾向和风气对于后来的学人影响自会甚大甚远。这样的影响造成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 其一，作为积极方面的结果，后来的学者依然继承前辈学者的学术风范，将自己的学术创新的冲动和努力全都倾注到文学史操作，并在文学史的设计和撰著方面调动起自己的全部创造力和生命活力，从而写作出富有内涵、大有创意、很有深度的文学史专著。这方面的成就可谓不胜枚举，它们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最辉煌最灿烂的篇章。 其二，作为消极方面的结果，后来的有些学者光知道鹦鹉学舌式地模仿老一辈学者撰著自己的文学史的雄心和决心，以为现代文学的学术其实不外乎就是文学史的写作，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写作文学史的，于是也不管自己有没有写作文学史的学力，不管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积累和见识，甚至不管自己是否有系统地学过至少一遍类似的文学史，就毫无忌惮地进入到文学史的写作——当然聪明而仍觉应该留些脸面的人也可以藏拙不亲自操作，而是大可以大做其主编，其实是只做“主”不“编”写，但是文学史这个领域还是要进入的：别人都在写都在出版文学史，我为什么不能？那几乎带有一种“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式的赌气。 然而这样的赌气并不能完全归结到少数“人而无仪”的学者学风不严谨，缺乏自知之明，而是更应该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在几代学人的学术认知上是否存在某种偏颇，是否存在着一种文学史本体的主流学术观念？为什么有条件的学者热衷于写文学史，没有条件的人也要“创造”条件一窝蜂地凑向前去写文学史？我承认文学史作为文学研究的学术结果，昭示着文学研究的一种学术境界，一种学术格调，一种学术魅力，至少文学史的写作与有些文学评论的想象性发挥拉开了很大距离，它甚至还意味着一种规范和尺度，意味着一种台阶和层次。但即使这些理由都成立，也还是不足以支撑那样的一种学术假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是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操作为本体，为指归。任何文学研究都不应该等同于或归结为文学史的研究，如果是那样，文学研究就不该属于文学系，只应在历史系下面设一个文学专业，当然也可以设哲学专业，文化专业，经济专业等等，让这些专业的人进修过历史学的课程后分别进入他们的文学史、哲学史、文化史、经济史等等的专史操作之中。文学研究应该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应该有自身的体格和学术范型，文学史是它的一个特点，一种规律的表述，一种学术体格和范型，甚至可以是相当重要的学术体格与范型，但不能代表其全部。 也就是说，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现代文学史的写作确实需要，但我们的观念中是否对文学史操作的学术本体意义强调过多？我们的学术观念中是否存在着对文学史学术霸权的认同欲望？这样的过多强调，甚至说这样的学术霸权认同，至少可以造成两方面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它使得一些过于爱惜自己羽毛的文学研究者面对文学史的写作显得过于矜持，这样的研究者在日本和台湾比较多见，他们认为没有相当的资历和学识不敢率尔操作文学史；当然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言，也使得有些人特别是缺少学术定力的人误以为只有文学史才叫文学研究的正宗，于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文学史的撰述，造成了文学史撰著呈现出一派浮夸之风，这反而不利于文学史的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 二、文学史操作的多样性 然而我们还是不能不萦念于文学史的操作。文学史确实是文学研究的较高平台和较高层次的标志，它吁求着学养深厚、学风严正、学识渊博的真正学者去参与，去建构，去发展和完善。中国现代文学史更是如此。文学史的操作真正的学者不去操弄，那些缺乏学养学识且学风不正者自然会去操弄。谁都知道后一种情形的可怕，然而可怕的事情常常很容易发生。 文学史的学术认知形成了一种霸权语态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于文学史的认识便也随之固定化了，即我们的文学史家们一般都倾向于按照前辈学者的撰著模式做一些方面性的、地域性的、条块性的开拓，或者按照一般的历史学专著的式样做一些文学的（甚至只是文学史料和文学知识性的）填补与点缀，这样必然导致文学史专著的千部一腔，缺少创造的活力，缺少文学研究的鲜活气息，缺少文学研究的应有个性。文学研究界如能清楚，文学史学术霸权意识的危害不仅仅是鼓励少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学术跳梁奋勇而上鼓捣起一些令人恶心的赝品，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界以过于沉重的“史学意识”对待文学史的学术建构，造成了文学史写作虽然活跃但却沉闷的怪异局面，那么，我们的文学史的学术建设便可能有令人振奋的发展。 尤其是文学史的写作，应该与一般的历史著作拉开相当的距离，这种距离至少是风格学上的。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一般来说不是与历史学著作拉开距离，而是积极趋近，面孔庄严，表情深厚，体例俨然，体格适中（注：真的有这样一种议论，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差不多30年，其篇幅也是30万字比较妥当。）。这样一来，至少从外观上和目录上看，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多大同小异，学术创新一般体现在微调层面。尽管建国以后的文学史与建国前文学史，或者新时期出版的文学史与文革以前的文学史有诸多的不同：从政治观点到学术观点，从内容的繁简到对象选择的宽窄；但那一套现代文学“历史”的状貌并无太大的变化。文学史家们仍然在充当历史的发言人，对待文学历史的种种现象，各式作家各类作品进行历史的严正的评判，顺便试图寻找其所寓涵的规律。每一部文学史都俨然是文学“史家”所修之“史”。在这样的史书中，文学的一切因素都只成了材料和对象，因而无论是什么样的作者，无论所设计的文学史是如何地别出心裁，写出来的文学史专著在模态上的变化极小。 任何从小学习文学然后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都不会甘心于这样的学术事实：文学史只不过是以文学的现象、作品和作家的活动作为基本史料和基本对象的历史著述而已，奇异纷呈的文学现象，引人入胜的审美因素，令人感动的文学作品，风格卓异的文人作家，都不过充当了历史档案的角色。换句话说，一个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甚至可能在全然不懂文学和审美的前提下介入文学史的写作，而且结果不会很差。文学史的学术霸权意识长期以来让我们的许多文学史家基本忘却了、至少是相对忽略了文学史撰述的文学性因素的重要性，这是值得引起人们深刻反思的问题。 当我们走出文学史学术霸权的认同语境，把文学史的写作还原为文学研究甚至是文学性的写作，充分强调并切实注入文学史撰述文学因素和审美因素，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写作一定能够呈现出多样化的生动活泼局面。也就是说，当我们不再是刻板地教条地理解文学史的严肃性、规范性和学术的永恒价值，而是将文学史的写作当作是一种普通不过的文学研究文本的操作，那么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百花齐放的繁盛景象：有多少种文学研究就有多少种文学史著作！很可能国外的不少文学史家和文学研究者就是这样把握和认知文学史的学术特性的，于是他们的文学史写作，就我们看到的，那可谓异彩纷呈，多姿多态。我们既看到了李维斯的《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这样一种气魄宏大的史述性著作，也看到了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这样一种不拘体例，任由文学散步的思绪在历史的天空中纵横驰骋的文学史著作，当然还有斯泰尔夫人那部著名的被简称为《论德国》的文学史著述。这些文学史著作都有各自的学术面目，但都十分鼓励撰写者自身的文学颖悟力和灵动的文学表现力，而且往往以这种文学颖悟力和文学表现力凸显自己的文学史风格。于是这些著作与作者的天才和理论个性始终结合在一起。 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天生缺少这样一种书写文学史的胆识和魄力，关键是长期以来的文学史学术霸权意识阻滞了我们的文学史家往这一方面设想，当然同时也就叫停了一切往这一方面努力的企图。 突破文学史的学术霸权认知与认同，不仅可以依赖于引进文学史撰述中的对于文学因素的强调机制，借助于文学性因素的加强来冲淡文学史的“历史”意味及其所固有的沉重色彩，而且还可以依赖于强调文学史撰述中的历史因子，借助历史的现场经验的鲜活性和多义性来冲淡文学史著作的刻板教条。确实，我们的文学史家大多都将文学史的写作理解得即使不非常神圣也大抵是非常严肃，严格的体系性和一丝不苟的撰述体例常常耗费了他们很多宝贵的心血。然而文学的历史真实是否一定按照他们所设计的体系性和体例在那里次第呈现？答案显然是不可靠的，于是这种费尽心力设计出来的体系和体例反过来往往变成阉割历史、改窜历史的普洛克勒斯特之床。勃兰兑斯充满天才和激情的六大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告诉我们，有时候预先设定的文学史体例不过是一种徒劳无益的蛇足。在这方面，即使最为杰出的文学史研究者也可能提供令人警醒的教训。一部影响很大反响很好学术质量很高的文学史著作，在设定自己的学术体例时选择了用流派作文学史概括和论述单位的方案。这样的方案一开始使用起来游刃有余，因为“五四”期间及其后的文学史运作确实是按照文学社团和流派的框架进行的。不过到后来历史并不能负责将社团流派进行到底，但文学史的学术撰述必须依照这样的体例进行下去，怎么办？文学史家只好勉为其难地将他要论述的文学家像洗牌一样不断进行流派分块——先前还可以按照文学的倾向性，例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等，将作家们分为几个相对意义上可以相互区别的流派，但后来这样的倾向性划分无法进行到底了，就改用其他的划分办法，一会儿按他们创作的文体类别划分，一会儿按照他们的性别划分，一会儿又按照他们的地域性（也即某籍）划分。划分的依据既然可以随时因人变化，那么这样的条块状划分自然就可以继续进行。这是典型的为了维护文学史的某种学术体例而牺牲历史本真的例证。 其实，当我们告别文学史学术霸权的认知与认同，把文学史看成是一种文学研究的写作，或者看成是一种特别的历史著述，我们就会觉得实在没有必要为体例所累若此，作为文学史写作者为自己的体例所累还情有可原，让历史的内容跟着受体例之累就是学者的不厚道和不诚实。因此，走出文学史学术霸权，不仅是解放了文学史著述者本人，也是解放了文学史自身。 走出文学史学术霸权的认知，走出文学史的体系性和体例的束缚，文学史的操作会面临一派海阔天空，其著作的多样性便精彩可期。可以设想一下文学史操作走出僵死刻板的体例化以后的多样性情形。仍以上述那部试图以文学家条块作为历史叙述单位的文学史著作为例，当我们的作者并不致力于将这样的体例进行到底之时，那么展开的空间就非常之大。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其起始阶段确实呈现出文学社团纷纷涌现的局面，以至于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整部书稿都是基本上按照社团单位进行设计组织的。因为新文学刚刚发轫，新文学家需要组成一定的团体才能相互支持面对强势的古典文学，才能在普遍对垒的文坛上迅速建立起自己的立足之地。但是到了大革命阶段以后乃至于到了30年代，阶级斗争话语取得了主流地位，文学家们被政治格局划分成若干派别，这时候文学社团的作用显得相对虚弱得多，重要的是文派（文人派别）的运作。抗日战争打响之后，文学家又被战事以及以后的分裂局势划分为各个文艺阵地，文阵的运作远远比文学社团、流派和文人派别的运作重要得多。因此，按照这样的历史情形，任何既定的以社团流派为撰述体例的体系性运作都不可能贯彻到底，文学史应该根据历史的本原态势，分别由社团运作、文派运作和文阵运作组合而成，这样一种不断因势变通的体例方能够准确地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学运作的历史主流线索。 当然这仅仅是文学史操作的一种思路和设想。只要我们走出文学史学术霸权的语境，我们可以凭借文学因素的倚重，或凭借历史本原的生动，改变文学史著作的刻板教条、体系僵硬、体例掣肘的面目，步入文学史操作多样性和丰富化的学术天地。 原载：《文艺争鸣》2005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