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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王德威发了一声威，说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后，晚清成了现代文学史家们众目所视的焦点。就是在晚清文学体内，追寻现代文学发生的缘由。这正是这一学术观点的深长意义。现在这种追寻有了积极的成果，苏州大学通俗文学研究群体内的范伯群先生和他的弟子栾梅健先后在不同的论文里指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起点（范伯群观点）或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栾梅健观点）即是1892年开始在自办的刊物上连载问世的韩邦庆的长篇章回小说《海上花列传》。他们认为《海上花列传》从来就有鲁迅、胡适、刘半农、张爱玲的重视，现在反观，更可以找出种种“现代性”的因素，比如直接描写现代大都会的上海，以商人为主要刻画对象，提供“乡下人进城”的情节模式，运用地方“吴语”和口语“苏白”，学习外国的复杂叙述结构，运用现代出版方式发表等等。范、栾及他们的研究我都熟悉，这个说法言之成理，我也钦佩和尊重。但这谈的是现代文学起点的重大问题，就算是“同意”也是要自己研究一番的。在我的回忆里类似这样的寻找，已经不是唯一。记得上世纪80年代曾有一阵讨论过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分期，当时就有1894年说，1898年说，有老的1840年说，也有新的1903年说，真个是洋洋大观，众说纷纭。1894这年没有什么文学事件，但有中日甲午海战我们的战败，这场战争对中国全民的心理刺激甚大，大家明白这个清王朝指望不上了，人心思变。文学是表现人民心理思想的，可见这一年重要。1898年当然就是戊戌变法了，这一年严复的《天演论》出版，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成立，梁启超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而“诗界革命”的口号呼之欲出，这一年在思想、理论、教育、文学各个方面都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进程做了准备，确实重要。不过1903年尤其重要，而且真正是“文学年”：苏报案以前有邹容《革命军》出版，然后是四大谴责小说家赶潮一样发表了他们的代表作品。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刘鹗的《老残游记》，金松岑的《孽海花》（前六回，后由曾朴改续成全书），都在这一年的报刊上连载。范伯群先生当然知道1903年的不一般，只是他太看重《海上花列传》，就将起点定到1892年去了。如果像有的学者那样重视《孽海花》的“现代性”呢，还有重视《老残游记》本身表现出的“现代性”呢，理由也有，便是鲁迅在谈“谴责小说”产生背景时说的：“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见《中国小说史略》）。这样，如要列数出“谴责小说”八条、十条的“现代性”标志来，加在一起称1903年为现代文学的起点，分量也不会轻。 我们由此看到，在晚清要寻找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是如此顺理成章，而确定一个公认的起点却难而又难。文学运用现代白话应当是晚清“现代性”的题目了吧，现代白话不自“五四”始也能讲出道理，但你说从《海上花列传》始，或从《孽海花》始，近代文学史家袁进就会提供确凿的材料，告诉我们说是从外国传教士翻译始的，怎么办？这种起点的难以确定，或说起点的多种学说的产生，并非怪事。这正说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在晚清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但还找不到一个确切无疑的爆发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于晚清业已开始了，累积了，但现代的真正转折还没有发生。 关于文学的“起点”，可以理解成“发生”，也可理解成“爆发”、“转折”。我曾谈过文学“转捩点”的概念，与“爆发点”、“转折点”比较接近，而和一般的“发生点”、“起点”有所不同。我给“文学转折点”下的界定是这样的：第一，它是文学求新求变的巨大契机，是文学重大的转变时刻。转折有不同的层次，但所谓“文学转折点”，不能小于一个文学史和思潮史的阶段，或一种文体重大演变的阶段，再小就缺乏“史”的价值了。第二，要以一种有震撼力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件为标志。这种“标志”，应当是一个文学时代、一个文学时期的突出点。所谓“震撼”，是表明这种文学从诞生伊始便充满生命力、爆发力，是引起各方普遍关注的，是对周边即时发生推动的。它不会是隐秘不宣，不会在当时遭到湮没，然后由后人在一定条件下重新发现，加以追认。以现代文学观念的改变为例，王国维对西方美学的传入最为今人看重，但如果寻找一个改变的关节点，还是要从严复、梁启超的身上着手。因后者的推动大。梁启超把历来属“小道”的小说提升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才可能把传统诗文推到边缘使之成为“无用”。哪怕在理论上与“文以载道”关系暧昧，梁启超摧毁旧观念的力量仍是“显”的；而王国维是“隐”的，是事后追认意义而当时不显著的。第三，在这个文学时代逝去后，仍然保有它持久的影响力。这种影响的延续性有的虽渐行渐远，但作为一种潜在的因素不可逾越，就像茅盾的创作模式尽管后来因为被官方化而变成了当代小说发展的某种不利条件，但如果你要谈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兴起与变化，就无法超越他，文学史、小说史都不能无视他。我的这个“界定”可能不完备，举例及于稍小的文学、文体阶段，但对照“晚清”和“五四”这两个大的文学时代，道理是可以类推的：“晚清”只能是现代文学的发生期，而“五四”才是现代文学跨时代的转折之期。 如果仅谈文学的现代生态、媒介、翻译、吸收西洋东洋的外来影响甚至不以中土为本位对传统内部加以改造等等，我都同意晚清文学在这里、那里已具备了上述的一些条件。不过只有“五四”文学才是受到世界文明的真正洗礼，爆发出现代精神和艺术创造力的！周作人替“五四”郁达夫的小说《沉沦》辩论，批评旧派把郁达夫的小说称作是“不道德的文学”时，拿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留东外史》作比。这两书的比较真选得好，它们都写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一为晚清畅销小说，一为“五四”作品，还都文涉“猥亵”。周作人认为《沉沦》与《留东外史》绝然不同，“《留东外史》，其价值本来只足与《九尾龟》相比”，那里的“猥亵”内容“显然是附属的，没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态度也是不诚实的”，而“《沉沦》却是一件艺术的作品”（见周作人《沉沦》）。用猥亵描写在结构上是附属还是本体，思想上有无意义，叙述者态度是否诚实，这样三条标准来区别出“色情”与“情色”，虽然色情不等于“不现代”（这正是历史现象的复杂一面，色情描写一直存在，有古代的色情描写也有现代的色情描写），但在中国小说里“第一次”出现的郁达夫的“情色”描写，却绝对是现代性的显著标志。这是关系到如何看待“人”的问题。晚清文学在思想上也接受了少许的“人道”、“平等”的现代观念，但在对待“人”中的穷人的人格（鲁迅《一件小事》）、妇女的人格（鲁迅《我之节烈观》、《娜拉走后怎样》）、儿童的人格（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方面，与“五四”比，是无法望其项背的。“五四”对于“人”的发现还包括对“农民”的发现，和对“市民”的发现。“阿Q”的提出，“潘先生”的提出（见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就是从“国民性改造”的角度来认识这两个阶层的“人”的。实际上预示了这两种人对于民族国家农村、城市的现代改造之必要。“农民”大家都了解，我这里稍微提一下从来不被重视的“市民”问题。从叶圣陶到老舍，到施蛰存、张爱玲，现代文学把市民批判和市民确立两者，提高到晚清文学无法比拟的程度。我还想提出，对“五四”和“五四文学革命”性质的认识，是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市民）相联系的。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之前，另一位共产党的领袖、文学家瞿秋白，从来都说“五四”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领导也是资产阶级的。如说：“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要想推行所谓‘白话文’，这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中的一般文化革命的任务”。“五四时期的反礼教斗争只限于智识分子，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文艺运动。”（均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而左翼作家胡风说得更明显，他在谈“五四”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时认为，“他们却同是属于在市民社会出现的人本主义底精神”。（见《胡风评论集（中）》：《文学上的“五四”——为“五四”纪念写》）他对“五四”的定义是：“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底‘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见《胡风评论集（中）》：《论民族形式问题》）两文均写于1940年。胡风对“五四”的评价比瞿秋白高，他所说的“五四”性质和领导阶级（盟主）并不指无产阶级，却与瞿秋白一样。而且他是用怎样的热情来称道“市民社会”和“市民”啊，这让我们这些从来贬低“市民”的人读来不免震惊。这个问题不是不可以讨论，但我们若把“五四”后小说所写的“市民”和晚清绝大部分小说所写的“市民”一相比较，现代转折的前后差别是再明显不过了。 至于文体的创造力，我觉得晚清局限于个别，而“五四”则是整体。晚清的小说有渐进的改良，比如多写平民了，有一点人道主义关怀了，甚至用白话了，这种改良适宜于民众接受，偏于长篇章回体内部的变化。“五四”却从借鉴外国短篇小说入手，形成了全面的颠覆。我在重读晚清小说时发现它的改变在体式上主要是结构、笔法，而不重视记述和描写。按照胡适的说法：“中国今日的文人大概不懂‘短篇小说’是什么东西。现在的报纸杂志里面，凡是笔记杂篡，不成长篇的小说，都可叫做‘短篇小说’。所以，现在那些‘某生，某处人，幼负异才..一日，游某园，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一派的烂调小说，居然都称为‘短篇小说’！”（见胡适《论短篇小说》）这里所谓“某生”开头的小说，简称为“某生体”，今天的人已经不大熟悉了，因为生来读的已是经过与外国小说整合过的现代小说。如果去读明代的话本短篇《玉堂春落难逢夫》，开头是：“话说正德年间，南京金陵城有一人，姓王名琼，别号思竹，中乙丑科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再看《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的开头是这样：“却说故宋朝中，有一个少年举子，姓魏名鹏举，字冲霄，年方一十八岁，娶得一个如花似玉的浑家。”都是从人物的姓名、籍贯、身份一一从头说起。而且每一篇都这么说，成了我们民族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一个习惯。晚清小说家没有破这个习惯，所以到了民国之后的小说仍然如此。沈雁冰就批评当时的小说虽用了白话，也“略采西洋小说的布局法”，但仍“全用中国旧章回体小说的叙述法与描写法”。其中就指出这种“记账式”记述的老套子：“书中描写一个人物第一次登场，必用数十字乃至数百字写零用帐似的细细地把那个人物的面貌，身材，服装，举止，一一登记出来”（见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1922年发表）。这是新文学家的普遍看法，已经过了晚清的时代仍然是那么难于攻破。于是，“五四”作家来打破这个惯律，下决心通过改造短篇小说作为突破口，来改造中国小说。理论上的输入由胡适、周作人、沈雁冰诸人完成，创作实践便是鲁迅、郁达夫的《狂人日记》、《沉沦》！小说是这样，新诗的创立，话剧的引进，英国随笔的渗入也是这样，白话文体的全面革新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铺开，这是晚清文学无法完成的转折。这样，我们读巴金的《家》就能看到偏僻的成都所能达到的“五四”影响的深广度：“销售新书报的‘华洋书报流通处’（这不是虚构的书店名称——笔者）也开设在这个商场后门的左角上。因此书店与觉新弟兄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新青年》这一期到得很少，我们去的时候就只剩了一本，再要晏几分钟，就给别人拿走了，’觉慧在窗前一把藤椅上躺下去，翻开那本十六开本的杂志，像捧着宝物似地，脸上现出笑容说。”这就是“五四”呵。 总之我的看法，晚清文学对于“五四”文学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我并不完全反对在晚清时期寻找现代文学“起点”的努力，但我认为彻底研究晚清文学和“五四”文学的关联，深刻把握这种关联，才是文学史的真正向度。 原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