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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 段崇轩 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 参 加： 陈 坪 山西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杜学文 山西省委宣传部调研室主任、评论家 傅书华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 杨士忠 《太原日报》社原副总编、评论家 苏春生 山西大学文学院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孙 钊 山西省文化厅原《山西文化》副主编、编审 李金山 山西省作家协会理研室研究人员 一、分期与命名 段崇轩：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总结这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展望、谋划未来的发展道路，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文学是整个社会历史、特别是文化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梳理、重审新时期以来三十年的文学历程，也就显得格外必要。我们注意到，现在已有这样的文章陆续发表。总结三十年的文学发展是一个大题目，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层面、角度深入进去。我们今天从比较学的角度，着重研讨一下八十年代文学和九十年代后文学。看看两个时段的文学，有哪些基本特征？怎样划分和命名？有什么相同和相异之处？经验和教训有哪些？未来文学的出路在哪里、前景如何？比较两个时段文学的目的，一方面是期望能够更深入、更客观地认识这两段文学的发展和规律，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嘛。另一方面是为了总结经验和教训，对今后文学的发展有所参考和借鉴。 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文学，学术界、文学界都赞成划分为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不仅文学的社会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文学的内在因素也有了显著改变。我们现在讨论八十年代文学和九十年代后的文学，只是从时间的纬度粗略地割了一刀，表述起来方便，其实很不科学。对于前一段，大家已经习惯地称为“新时期文学”了，其实这是一个政治的、社会的概念，不是一个文学的概念，它的内涵十分模糊。但约定俗成，也就只能承认它，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但在时间的认定上是有分歧的。有人主张从一九七七年开始，因为这是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一年，整个社会开始转型，文艺界召开了“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特别是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表，轰动社会，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但也有论者建议从一九七八年算起，因为这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文学界开始全面复苏。但我是主张从一九七七年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的。对于三十年文学中的后一段文学，多数学者认为应当从一九八九年算起直到现在，有的称为“后新时期文学”，我觉得不够贴切；称“多元化时期文学”似乎更准确一些。为什么这样命名呢？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文化形态上真正出现了多元共存的格局，即政治文化、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三分天下”且相辅相成。特别是政治风波促使整个社会发生转型，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从文学上讲，这一年王蒙发表了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围绕这篇作品竟引发了整个文化界的一场大讨论。这次又是短篇小说起到了“引爆”文学的作用。在这篇作品和这场讨论中，携带了知识分子复杂的政治情结和思想情感。因此它是带有标志性的，又开启了一个文学的新时段。 陈 坪：“新时期文学”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宜再变动了。但崇轩把九十年代之后的文学称为“多元化时期文学”，还值得推敲。对文学发展的过程进行分期要考虑它的衔接性和延续性。最好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思考。我的意思是说，两个相关时期的划分和命名最好是有相关性，命名要有前后的呼应。如与“新时期文学”相关的后一时期，就应该是“后新时期文学”。当然从细究的立场看，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可“新时期文学”的称呼不也是个笼而统之的概念么？其实概念未必一定要从表面上就能悟出其内涵，关键是解释或阐述。我觉得，“后新时期文学”的说法似乎更具有包容性和理论的张力。“多元化”的说法本身当然是对的，但考虑到此前的“新时期文学”的称谓已不能改动，作为三十年来的文学分期的一个命名，“多元化”并非是最理想的。 杜学文：我觉得还是要把三十年来的文学看作一个整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是一个与国家、民族的发展进步密不可分的新启蒙时代。之所以说是一个“新启蒙时代”，是因为在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型中，走过了近两百年的历程，而且还没有最后完成。在这一漫长而艰难的转型中，中国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启蒙运动。一次是一八四○年之后至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一次是“五四”运动，另一次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审视，把这几次启蒙运动统一视为中国从农耕社会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一根本性文明形态转化的启蒙。这既是中国的独特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转换中的必然。在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学是最为活跃的方面军。第一次有魏源、黄遵宪等，第二次有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而进入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则成为新启蒙运动的主力或者之一。新启蒙运动的任务主要是，在政治上打破极“左”思潮极端意识形态的桎梏，恢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社会发展上承认落后，推动改革开放；在价值观上承认“个人”的价值，恢复人的尊严；在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上，恢复理性，既认识到自身文化中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东西，又能够客观、平等、积极地看待和承认人类发展进步中积累的文化因素。而文学是推动启蒙最活跃、最有力、最具有先行者意义的思想力量。 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到现在仍未结束，并且还将继续进行下去。与此相应，中国当代文学也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更多的人把这一时期，特别是前半期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我以为，所谓新时期文学就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学。在这一历史没有最后完成的时期内，我们的文学都应该称之为新时期文学或“新启蒙文学”。它与中国的发展是同步的。至于它所表现出的所谓的后现代等倾向，也只是一种分支或“现象”，而不是它的全部和本质。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明确，中国的新时期文学还没有结束，它正随着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脚步运行着。 傅书华：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觉得重要的是，找出这两个时代不同的属性、特征、形态来讨论似乎更好。我举出三点：第一，如果说八十年代是新启蒙，那么，启蒙的这个“蒙”是什么？这个“蒙”形成的历史的必然原因是什么？刚才学文作了概括，我想，是不是还可以更深入一些？现在学界在谈论“重返八十年代”，我觉得，这是重返八十年代的主要任务之一。第二，如果说九十年代是多元时期，那么有哪些元？崇轩说三分天下，这是陈思和的文学史思路，是不是有些粗？我觉得，对抗新的资本力量的延续“十七年文学”的红色古典主义文学仍然有强劲的势头，试图延续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文学创作也开始形成潮流，现代都市文学及其变体，通俗文学都方兴未艾，我们如果能对此进行比较细致的区分研究，可能更实际些。第三，长篇小说是九十年代最重要的收获，但这些长篇小说，大多仍是八十年代文学形态、成就、能量的集中展示或者释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怎么将八十、九十年代分为两个文学时代？ 杨士忠：我的看法与诸位不同。三十年文学可以划为辉煌期、多元期、分化期三个阶段，大体上是十年一段。八十年代是文学的辉煌时期，那是一个相对解放与自由的时代，那时的文学应该说比较纯，那些心灵的呼喊，赢得了全社会的共鸣。九十年代是一个多元、转型期，文学开始失去轰动效应，从曾经是社会的中心，逐渐走向边缘。还有是流派多、手法新。但总的看起来，还是比较纯正与真诚的，是关乎心灵的。而如今进入了分化期，少部分人在坚守经典意义上的文学，他们是文学的守望者，值得尊敬。但也有不少人叛离了，他们虽然还打着文学的旗号，但实际从事的是商业活动，文学成为经济的分支。他们不是文学工作者，而是商业工作者。有一些人尽管写得很多，但他们只是从市场的需要出发，制造一些名为文学的文字，他们是写家，或者叫商家，而不是作家。文学是审美的，但现时的文学却缺少了审美情趣、精神引领，艺术创造力匮乏，没有了艺术品位。新新人类、后新时期，后先锋、后解构，戏说、搞笑、无厘头、隐私秀，身体写作、窥秘主义，解构文学、解构语言，文学被猎奇化、戏谑化、庸俗化、青皮化，低俗低智，整体滑坡。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只求感官的刺激与实用，谈不上是文学，真正的文学确实是式微了。但是文学不会消亡，不会匍匐在现实之下，它仍具有超越的力量。 苏春生：我历来认为文学史的分期应该以历史朝代或社会性质划分为好。我主张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叫“中华民国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中又分为“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即新时期文学）。前者包括建国十七年文学和文化大革命文学，后者也可分为两个阶段，从粉碎“四人帮”到一九九二年左右为第一阶段，叫做“拨乱反正期的文学”，从邓小平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讲话到现在为第二阶段，叫做“社会转型期文学”。 二、相同与相异 苏春生：新时期以来三十年的文学，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共同的特征其一是书写改革开放进程，关注社会发展与人的生存；其二是文学意识的繁复多变，审美范式的多样与多型。拨乱反正时期的文学和社会转型期的文学都可以得到佐证。拨乱反正时期的文学以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为目标的新启蒙主义文学为主，有三个特点：一、回归理性，二、呼唤人性，三，社会叙事。社会转型期的文学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形成以商品经济为中心的世俗主义文学，精英文学大都世俗化，通俗文学汹涌澎湃。它的特点，我也对应归结了三点：一是表达欲望，二是凸现娱乐，三是消费叙事。可以看出新时期文学从主导方面说，是由新启蒙主义文学转向世俗主义文学。这两个时期文学尽管前后相连，前者中有后者的萌芽，后者中有前者的延续，但两者的相异之处非常明显。究其原因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朦胧诗”、“先锋小说”等新启蒙主义文学发生的根本原因。而社会转型期的文学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商业化大潮逐渐席卷中国大地。由此文坛大兴“新写实主义文学”、“新历史小说”、“新生代文学”、“反腐文学”、“女性文学”等。也由此“通俗文学”盛行，占据文坛半壁江山。 杜学文：八十年代文学和九十年代文学在思想情感的倾向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八十年代文学中，人们的总体精神状态是激越的，昂扬向上的。不论是对旧的社会体制和文化形态的批判控诉，还是对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抑或是对未来的信心都是十分明确的。即使是新时期文学初期对旧的体制的揭露和批判，虽然充满了血泪、痛苦，但是人们很清楚，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大家对新生活充满了期待和向往，相信一个崭新的时代将给我们带来充满希望的崭新的生活。那一时期的人们相信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到处都是一种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情调。虽然其中不乏控诉中的痛苦和前行中的艰难，但从总体来看，人们的精神状态是向上的，积极的。最初的伤痕文学，其主旨在于对极“左”路线及其对人性的戕害的控诉。反思文学则力图揭示出之所以如此的原因。而稍后的改革文学企图告诉我们，新的生活必将通过改革来开创。在新时期文学的这几个阶段，今天看来基本上都局限在政治的层面。而之后出现的寻根文学则使我们进入到文化的领域，也就是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和表达我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遵循，企图从中寻找前行的道路。它突破了此前文学仅仅在政治层面发言的局限，从更加深刻的层次来表达对民族发展进步的思考。总的来看，八十年代的文学是充满了激情的文学。不论是对旧体制的批判或者是对新的发展道路的思考，都呈现出一种目标明确、激扬向上的状态。而进入九十年代后，这样的激情在不断消解。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所发生的深刻的变化。这就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和转化。这一转化带来了整个民族从价值观到生活方式，从社会结构到家庭构成，从利益分配到生产组织诸多领域的改变。在这样的带有根本性的变化中，迷茫与彷徨成为人们内心世界最突出的状态。过去曾经得到肯定的东西，现在必须改变，原来被抵制和反对的事物现在必须接受。而这样的变化根本不管作为个体的人是否愿意。即使你想抵制也不可能改变。事实上在八十年代文学中的先锋文学已经表现出了这样的端倪。先锋文学既是对既有文学样式的反叛，也是时代心理的折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不能满足已有的表达方式，是对过去“模式”的革命，或者用更加温和的说法来说，是一种丰富和拓展。从其所传达的内容来看，则表现出了时代的迷茫。它反映的是在一个社会生活正在发生剧烈的甚至是带有根本性的变革的时代，人们在情感与价值选择上的无所适从。这之后的文学呈现出两极状态。一方面是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出现了新写实小说、主旋律小说。另一方面是对人自身的关注，出现了极端个人化的写作。以张平、陆天明、周梅森等人为代表的创作继续关注社会现实的重大事件、重要主题，承续了宏大叙事的风格。由于与现实生活关系密切，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而刘震云、方方、池莉等人的创作则更加突出地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他们的作品表现了个人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的生存。虽然也突出了“人”的意义和价值，但在这里，个人是软弱的，被动的，甚至是无奈的。他们虽然心存希望，并且也感受到了生活的温馨，但总的来说这些作品表现的是个人在社会变革中的被动适应而不是积极的主动选择。个人无法与社会抗争。在那些个人化的写作中，更加充分地流露出价值选择的混乱、个人情感的焦虑，以及对现状的无奈和反叛。自恋、自我中心、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低俗情结等充斥其间。责任感、希望等美好的事物淡出。这些作品反映出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人的价值观的迷失，以及由此而出现的痛苦。 陈 坪：“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不同，是前者尚有明确的社会改造目标的引导而后者已趋向于没有。这个话题容我稍微扯远一点。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积极的主题”，自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后，随着阶级斗争的思想和苏联经验在中国的逐渐普及，就已逐渐渗透了中国的文学。在宏大叙事的理论感召下，左翼文学家的政治使命感日益强烈。到了解放区文学时期，文学成为“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为实现宏大社会改造目的服务的工具。作为解放区文学精神特征的延续，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以农村题材小说为例，是被要求反映农村现实和体现改造农村社会的政治热望的，它是理想信念支配下的社会主义写作实践的产物。这就决定了这种小说样式所反映的农村社会的现状和变化是以宏大叙事的框架来理解和把握的，在本质上要受到历史大叙事理解框架的制约和引导。换言之，是一种先知式的文学把握方式。文学要为、也必须为政治服务。观察和编织生活素材要有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自觉。而当时最大的政治，就是要证明农村集体化、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必然性和光明前途；这从《创业史》、《山乡巨变》、《太阳刚刚出山》、《艳阳天》等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标题即可看出。对宏大叙事的信仰者来说，不确定的历史迷雾已被驱散，未来尽入囊中。凡无法纳入此理解框架的人生情感和生活画面，都是目的论文学所要排斥、否定和回避的。于是，人文关怀的目光从作品中消失了。凡不能与宏大叙事的历史理解保持一致的人和事，都是落后的甚或是反动的。文学创作紧跟路线、方针、政策，是因为认为后者是对历史发展必然进程的深刻洞察和科学把握。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充满信心地描写奔向幸福世界的必然历程。 “新时期文学”虽冠之以“新”字，但仍没有走出“十七年文学”的投影。当时涉及“伤痕”和“反思”的经典作品，如《李大顺造屋》、《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乡场上》、《芙蓉镇》等，在价值观上还是停留在“拨乱反正”、回归正道的认识阶段，仍受着宏大叙事认知框架的影响。真可谓：虽悲情难抑却信念犹在。对历史的过去痛心疾首的批判和反思是为了揭示道路曲折而前途光明，是为了振作精神更好地朝着理想的目标前行。廓清障碍、求索前行之路的“改革文学”自不必说，就是面向更为遥远的过去作发掘状的“寻根文学”，也是为了理清一个民族的脉系，再度找到前进的方向。 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由“新写实小说”的开端而引发的文学写作开始偏离主流的轨道。这些小说以平实的低姿态开始着力描写人的“生存”主题，展现普通人在食物、居所的匮乏中的挣扎和焦虑。池莉有篇小说名为《烦恼人生》，可以视为这类小说的破题之作。小说中的主人公已不复有理想的激情，只是在日常生活的困顿中“讨生活”。有研究者指出，“新写实小说”中的贫困“不再预示着解脱的希望”，而是表现出一种对国家现代化的企盼失望的、持文化悲观主义的倾向。这是有道理的。到了九十年代，读者已很难看到前此时期的文学中由于明确的社会改造前景的引导而导致的“积极主题”。在《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年前年后》、《扶贫纪事》等一系列触及现实的乡土小说作品中，上至乡镇领导，下至村干部和村民，都忙于应对当下现在那令人焦头烂额、捉襟见肘的困局；他们得过且过，而且也只对解决当前工作或生活的燃眉之急感兴趣。读者再也看不到、感觉不到原先必然会悬置于小说远景中的那个曾让人空泛地激动了二十多年的明确而鼓舞人心的社会改造目标了。在这些小说里，我们再也难见小说中由宏大叙事许诺给读者的所谓“远大前程”的半点踪迹，面对的只是“一地鸡毛”的、不如意的现实。文学以这样的方式向“人学”回归，不再唱颂高调，而是致力于揭示人生世相的复杂，展现尘世烦恼和人生挣扎的画卷，人性的剖析和人情的抒写也有了用武之地；还有一些小说的描写中甚至展示出了越来越多的、被称之为精神“狂欢”和“沉沦”的末世景象。由此可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中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积极的主题”由于社会改造目标之远景的淡出而日益削弱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重新寻找和构建社会改造目标和不再执著于、也没有了这种目标，是“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分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这也是我对于“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的总体认识。 孙 钊：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学确实和八十年代拉开了一个不小的距离。一方面是品种与数量的突飞猛进，另一方面是文学的重心在转移，在逐渐地转移到商品属性上。文学与市场互动，很自然地形成新的文学机制，这就是最大的不同。正统的文学价值观在滑坡，文学所担当的对理想的、人性的、命运的、真理正义的重视在逐渐淡漠，作家在动笔之前首先要考虑的似乎是有没有卖点有没有市场份额，这与出版社能不能接受是一个概念。正统的作家可能并不想媚俗，也不想迁就市场，但因好多原因，只能屈从；于是一年几千部长篇的问世，加上兴奋而驳杂的网络文学一直在发展，形成无法掌控的局面；九十年代以后文学有它进步的一面，越来越百花齐放了，越来越自由了，它的政治意义与文学意义是不言而喻，这种环境使作家们进行商业写作更心安理得，是中国进步的一个侧面。但是就文学而言，它的商品属性不应该把它的理想性和崇高性遮蔽掉，它可以放弃商品性，但它不能放弃理想与未来，不能放弃文学的良知。尽管它并不完全是作家的问题。 杨士忠：九十年代之后的文学比之八十年代的文学，其最大的变化是从自身滑行到了文学之外，文学价值变为商业价值。以前的写作是一种心灵的诉求，大家都比较真诚。即使是朦胧诗，也是关乎心灵、为了人的净化。在文学理论方面，八十年代的哲学热，引进与借鉴西方文学理论与思潮，虽然有点生吞活剥，但那是在真诚地吸收，没有今天的浅薄、实用与骄横。而今不同了，着眼点成了权势与金钱。从关注人性、人类到只关注实际利益。谁权势大、谁来钱多，谁就是大爷。文学从对人生的凝视变为对生活的戏弄，从对文学的真诚变为对文学的背叛。文学变成了工具，变为权势、金钱的奴仆。消费主义泛滥，在欲望的放任中，文学越来越低俗化。形式上浮华炫目，手段上嬉戏热闹，只管眼球，不问头脑，更别说心灵了。写作的人忘记了责任，消弭了信念，文化品位降低，人文精神消解，只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有人把文学当商品包装出卖，都是在下赌注、做生意，不是在做文学。比如评论也随着变为广告，谁有权势、有钞票，就给谁宣传。有的评论不是沉下来研究一些问题，而是成为事端制造者，只追求新闻效应，挑起事来，就能轰动，就能名利双收。从文学的内涵到文学的使命，文学都变得不成其为文学了。 傅书华：现在大家比较怀念八十年代，我的感受略略有些不同。我觉得，之所以怀念八十年代，是因为我们在九十年代没有看到我们心目中理想的文学，或者说，面对市场物欲浪潮，我们没有精神对抗的能力，而之所以失去这种能力，不能说与八十年代我们的精神结构无关，或者说，八十年代没有能够给我们提供足够的对抗今日物欲浪潮的精神资源。所以，我觉得，对八十年代，我们似乎更应该多一些反思。 我举一个例子，五七族作家与知青族作家是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两大主力，五七族作家在抒写自身的苦难时，将苦难中的生命、精神神圣化，知青族作家将自身造反、插队青春浪漫化，都曾是他们最动人的精神特征，也曾是八十年代最动人的精神光环，但在这其中，唯独缺少了在苦难中生命、激情、情感无意义的荒诞与破碎。这种精神“黑洞”，与我们在九十年代所感受到的精神失落，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 马克思的辩证法认为：革命者在革命成功之后，总是惊异地发现，这成功了的革命根本不是他们原来所设想的样子。所以，革命者在革命成功之后，反而会因自己所营造的革命而退出历史舞台。八十年代的文学理想在九十年代之后可能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命运。 段崇轩：大家从不同的视角切入，比较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文学的相同、相异。但谈论较多的是相异的一面。看得出大家对八十年代的文学肯定、赞扬较多，而对九十年代后的文学否定、批评较多。我以为，两个时期的文学还是有一以贯之或者说十分相同的东西的。一是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思想。现在文坛上的实力派作家，尽管他们的思想感情十分复杂、各不相同，但坚持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还是始终不渝的。二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精神。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特征就不必说了，“多元化时期”的文学景观眼花缭乱，变幻莫测，但主体依然是现实主义的。应该说这是新时期以来一脉相承的文学主潮。 现在学界在重评八十年代文学，认为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文学，文学承载了太多的“政治使命”，所以才有后来的“向内转”、“回到文学”等文学思潮。我认同这一判断。文学当然不能脱离政治，但也不能依附于政治，文学应该有它自己的独立品格。而九十年代之后的文学又变成了另一种形态，它屈从、取悦于市场经济，充满了一种铜臭味。我不否认市场经济带给文学的积极效果，但我们更要看到它的消极作用，大家刚才已经历数了许多。文学还是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文学不管依附于政治，还是屈从于市场，都是一条歧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三、传统与现代 段崇轩：反思新时期以来三十年的文学，有许多重要课题都值得探讨，我觉得“现代性”与“民族性”问题就是一个绕不开的基本课题。甚至可以说，追求现代性和体现民族性，就是三十年来文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二者处于有时此起彼伏、有时相互冲突，有时又交融俱进的复杂状态。八十年代的文学努力接续“五四”文学精神，倡导“启蒙”思想，重新发现人的地位和价值，在艺术上积极引进西方的观念和方法，表现了一种迫切的对西方现代性的追求。譬如“朦胧诗”、“意识流小说”、“现代派文学”等，都是这种文学思潮的体现。但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学“风水轮流转”了。政治上、经济上努力向现代性靠拢，而在文化、文学上却逐渐向民族性回归。其实这种趋势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中就已露端倪，而到九十年代后渐成主潮。“新写实”、“新体验”、“新历史”等虽冠以一个“新”字，但关键是回到现实、本土、传统。此后众多的“先锋派”、“现代派”作家“弃洋归土”，向现实主义靠拢，反映了民族性思潮的大势所趋。中国文学就是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不断地摇摆、探索，不断地成熟、前进的。近年来有些作家，从中国博大精深的古典小说中吸纳营养，创作出一批具有民族风格和神韵的作品，如王蒙的《尴尬风流》、韩少功的《山南水北》系列小说，聂鑫森、孙方友的古城系列小说，创造性地继承了笔记小说、话本小说的诸多叙事方法和手法，显示了传统小说的神奇魅力，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我以为对当下文学来说，它的探索和追求应该是双向的。一方面要继续解放思想，面向世界文学，更自觉、主动地融合西方文化和文学中有普世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要坚定地探索、拓展文学的民族性道路，回归传统文化和文学，促使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实现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融互补，用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丰富世界的文化和文学。文学就像一棵大树，以民族性为深厚根基，以现代性为发展目标，它才会根深叶茂、茁壮成长。 苏春生：我想新时期文学的经验主要有：文学理念相对开放，审美空间相对自由，形式表达相对多样。由于文坛的相对开放、自由和多样，作家创作思接古今文同中外，学习西方，发掘传统，面向民间，创作空前活跃，成就有目共睹。当然三十年文学也有值得反思的几个倾向：第一是由学习西方导致的文化殖民化倾向。从“朦胧诗”和“伪现代派”开始就有人提出质疑。西方各种思想文化的普泛影响，带来价值观念的偏颇也是事实。虽然有些批评观点未必准确，然而新时期文学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确实存在崇洋媚外和食洋不化的殖民化倾向。第二是由继承传统导致的民粹化倾向。文坛学界消解“五四”以来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掀起复古主义浪潮。一些作家的创作过分迷恋倾心于儒、道、释文化，作为救治某些弊端的灵丹妙药。“寻根文学”“新历史小说”等都存在这种倾向。第三是由面向民间而导致的媚俗化倾向。社会转型期带来的市场化商品化，使文学不可抗拒的走向媚俗化，通俗文学显而易见，就是精英文学比如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也逃不脱媚俗的指责。 傅书华：民族性的被提出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对被殖民的恐惧，一是看到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误，试图用民族性来做弥补。在这其中，我想是不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个误区，即误将民族传统的价值体系作为对抗今日资本力量的积极的价值资源，其失误在于，我们民族的传统的价值体系，对当今急需面对的个体生命及其物质、精神、日常生活，无论从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均缺乏必要的价值认知，而这些，反而迫切需要在西方传统人文中个体生命及其物质、精神、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资源中去汲取。 还有，马克思说过：工人无祖国。民族是一个“集体”概念。马克思以对个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的是否认可和成全为价值标准，将集体分为“真实的集体”与“虚幻的集体”，与之相应的则是“有个性的个人”“偶然的个人”。我们在强调民族性与现代性时，关键是要看其是否对人的个性与独立性构成价值认可，警惕“虚幻的集体”假民族性使“有个性的个人”沦为“偶然的个人”。 李金山：关于“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讨论，其实在上世纪初的那场新文化运动中，甚至更远一些的大清帝国内部自发的“洋务运动”中，已有不少。置身一个国际性的大背景下，才会有这样的讨论；如果只是中国文学自身，不可能有这样的讨论。在坚持“民族性”上，张承志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基本可以说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在日本，他“不客气地拒绝了一个个电话，并且公开申明自己不愿意与日本的文学界、特别是他们的中国文学界接触。”同时他拒斥一切与他的理想不相容的文明形态。在德国，“原野上的绿树”让他感到“不祥”，因为“它们之间有一种健壮而邪怪的类属”；在美国，那些树倒是“长得挺正常”，“但这种乐观很快又被粉碎了”，“美国人在炎热的夏天只剩下裤衩大的礼仪”，使他尤其感到不快，让他觉得“绅士风度根本不属于美国”。（张承志《美文的沙漠》）这样的极端自然容易在持民族主义者态度的读者中间获得追捧，但对于文学来说这种态度是有害的，因为它拒绝借鉴，拒绝交流，当然也就没有融合，而文学往往要在融合中取得进步。 “寻根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开掘是有意义的。从一个更高的角度观察，“寻根文学”实际是庞大的“文化寻根”思潮的一个支流。“寻根文学”可以说是文学向本民族文化的回溯，是文学与民族文化源头相衔接的一种努力，它实质上是文学向民族文化寻找前进的资源。虽然寻根派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尽相同，或批判或迷恋或二者杂糅，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开掘有其特殊的意义，它使民族文化的传统在“文革”的真空之后，继续得到传承。“先锋”、“实验”文学的意义主要在方法论，可以看做中国文学向西方文学寻求前进资源的一种努力。先锋派作家们试图用西方的方法来文学地表现中国的现实；它们的作品，形式上是西方的，或者说是现代的，但内容却是传统的和民族的。先锋派文学虽然早已退潮，但先锋派的创作方法却保留了下来。 四、“死亡”与新生 杜学文：现在每个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一个“崭新”而“陌生”的时代已经越来越接近了我们。这种新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新，而是来自社会结构、文化形态和经济构成的新，这是中国从农业文明逐步走向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的历史必然。与此相应，社会成员参与文化活动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人们表达自己的而不是规定的意见的权益逐步实现。文学不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变成了大家的事。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把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发表出来。文学活动的大众化、即时性、参与性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从事写作的人可以是任何一个人，而不必是作家；发表作品不需要经过编辑的把关，而是很方便地贴在网上。阅读者、欣赏者和写作者的身份在模糊，失去了过去曾经非常明显的界限。作家的社会地位随着这样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在弱化，荣誉感和受尊重的程度降低。可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真正大众化的时代。对于文学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文学被边缘化了。在话语嘈杂、泥沙俱下的情况下，文学不再神圣。更何况人们还有许多更加急迫的事情要办。在这种边缘化的状态下，文学的品格受到了挑战。是坚持精英创作，还是向大众妥协；是坚持文学对意义和价值的追求，还是向功利性工具转化？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妥协了的文学将更加受到轻视，因为它已经不能解决文学应该解决的问题。而坚持则需要大智慧、大勇气和大气魄。这对一般人来说又很难做到。另一方面，在文学成为大家的事以后，我们也应该看到，过去曾经没有参与文学写作的更多的人有了表现自己才情的可能，有了实现自己文化权益的机会。更多的人参与到写作中来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写作的人越来越多，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将进一步浓厚，人们对文化的认同感将大大提高。民情民意表达渠道的顺畅将增进社会的有序程度。同时也将培养更多的文学爱好者。这对文学来说又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文学将借此得以发展进步。 杨士忠：学文讲的这一点很有意思。人们说文学“边缘”了、“死亡”了，其实是衍化了、泛化了。文学的发展与变化是一条自然规律，它的衍化、泛化是必然的。昨天还不是文学的东西，今天很可能就是了；今天很可能不被承认，明天就可能走红。面对这种情势，需要顺应，需要宽容与理解。但也需要理性的判别，需要有守望意识。 文学的泛化，使其内涵缩小、外延扩大，好多不是文学的东西成了“文学”。但并不能一直泛化下去、一切都成了文学。任何事物都有其本质的规定，离开这个规定，就会变得不知为何物。比如文学，肯定是关乎心灵的，是对生活的感悟，是真情的流露，是人类智慧之花、美好心灵之果。是对人性的发掘与揭示，应该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进入到一个民族的灵魂。因此，文学是精神的、纯洁的、神圣的、崇高的，如同宗教，对文学要有敬畏感。真正的文学作品又是有深度的、有意义的，不能只在生活的表面滑行。它要对历史、现实进行整体把握、深入揭示，要对生活现实保持反思的能力和直面的勇气。文学又是一种美的创造，它需要静心结撰，需要有独创精神，不能玩噱头、不能复制他人。作家从事的是精神创造，需要确认精神价值的优先地位。作家应该用生命、用灵魂写作，要守护好这块心灵的园地、这块圣洁的土地。文学的泛化是一种必然，但保卫文学的神圣与纯洁更是一种责任。 孙 钊：说到文学的死亡与新生这个话题，把问题提到这个高度并非耸人听闻，我赞同这样思考中国文学当下的发展态势。我们是一个历来都崇尚大的国家，追求大，追求宏大，而不追求力量，不追求创造力。特别在文学的新的时期，看不到新的创造，只看到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数量惊人地成长，在膨胀，而有生命力的文学少之又少。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是，文学的生命在于艺术的力量，而不在于数量的众多。当然，价值与品质的标准也并没有一个绝对数据，只是有一个公共的公众的基本概念。这个无需争论。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今天我们的文学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处境，发展到一种什么样的阶段。我个人以为，前景堪忧，即使现在还不能说明死亡，但也已经到了临界，患了重病，它的标志便是许多看上去很成功的作家不是以媚俗投靠了商业，背叛了文学，便是夜郎自大，只用狂妄表达自己文学的雄心，除了狂妄自大，看不到他们的创造力，因而即使是在全国获了大奖的作品，有几个能保持五年以上的生命力的，极少，传之后世的更是没有。我们的国家级文学奖项，评选出几十部长篇，能有几部在今后的历史上保留下来成为经典，令人怀疑，令人担忧。当然我不否认这些作品在某个阶段所应有的地位，他们有一定成功之处，但我怀疑他们在历史上能留下什么样的痕迹。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期间存在着严重的理论与批评的失语，有时也有人为的误导，有对文化垃圾推波助澜的一些人，形成这样的误区或者说文学的堕落，也是从事研究与批评的人群的悲哀——理论与批评的功能，都丧失殆尽。 哈金的观点我很赞成，中国需要伟大的小说。伟大的小说是什么，一下子说不清楚，但至少有一点，它不是热闹一阵就烟消云散的，不是获完奖就稍纵即逝的，不是只有靠炒作才能有读者的，它的生命是永久的，它将给后人以启示，它的生命也是鲜活的，不断被人们发现它的新的魅力。 傅书华：文学的失落感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这种失落是原有文学的失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原有精神形态的某种失落。许多文学形态在最初出现的时候，是以非文学的形式出现的，譬如词、话本，最初都是不入当时文学之眼的。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初版本就只能叫“通俗故事”。所以，对现在的许多的新的文艺形式，我们不要过于轻视，如通俗歌曲、网络文学、不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文字等等。 还有，怎么看待文学中的精神性、思想性？也值得我们重新给以认定。对个体的日常生活、物质生活、身体欲望，我们一向将之视为对思想深度的远离，正因此，才导致我们在今天的物欲浪潮面前的精神失范。所以，重建精神世界与重建文学世界是同步的。现在，五花八门的文学作品太多太多了，对文本的具体评论、研究远远跟不上，我觉得，还是先从微观评论、研究入手，获得扎实的研究资料更有利于我们对文学现状、前景的发言。 李金山：如果就影响力来说，“纯文学”毫无疑问是“死了”。这种“死了”其实也是一种必然，因为“纯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类似魔咒的影响力，根本上就是畸形的。我们都知道，酒精的纯度很高，喝多了会要人命，但如果把它勾兑，就成了许多人的一种享受。“纯文学”类似纯酒精。“纯文学”的“死了”并非消失了，而是化整为零了，以其他的形式，在许多的地方存在。“纯文学”虽然“死了”，但它又获得了“新生”。这种现象可以称作文学的“泛化”。在我们的生活中，文学的“泛化”还要走得更远，它可能是电视剧中的对话，或者纪录片中的解说词，甚至优美的广告。文学的“泛化”就像发达的公共设施一样，让我们绝大多数人可以方便地受到文学的好处。从这个角度讲，文学的“泛化”可谓功莫大焉。这是“泛化”的积极意义。事物总有两面。文学“泛化”的前提是大众文化的盛行，“泛化”的无限化可能使文学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甚至沦为大众文化的附庸。这是我们应当警惕的。 苏春生：各位是不是有点太悲观了！我认为，文学的“边缘化”促使文学从非正常的意识形态化向文学的正常本体归位，文学并非“边缘化”，而是确立了文学的自主自立自尊的地位。文学的“死亡”促使文学从小众文学走向大众文学，从小众文化走向大众文化。文学的“泛化”带来的是文学的繁荣。人人都是作家，人人都是读者；人人都是制作者，人人都是消费者。文学成为大众的多样多型的精神享受与文化消费，文学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我对未来文学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我想中国未来的文学应该是：在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的主导下，以读者为本，以民族、民生、民权为要义，以创新为基点，吸纳古今文化文学要旨，融通中外审美艺术质素，创作多元、多样、多型的文学成果。 段崇轩：文学究竟有没有“死亡”？文学的新生之路在哪里？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进一步研讨。前一段看到陈晓明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过剩与枯竭：文学向死而生》，现在评论家和作家们都深切感受到了文学面临的困境，文学必须突围。那么路在何方呢？我想就在三十年文学的经验与教训里，就在我们对未来文学的构想和实践中。听了各位评论家的发言，我有一种预感，中国文学不仅不会衰亡，而是要绝处逢生、凤凰涅槃，在不久的将来“重振河山”。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因为三十年文学的经验教训在滋养、鞭策着我们，因为中国有一支庞大的、优秀的作家队伍。我想未来的文学应该是一种具有独立的审美品格和自足的艺术规律的文学，它不拒绝政治、不排斥市场，但却要超越它们。它要关注现实、跟踪时代，但又要透过现象，直抵人的民族的精神情感世界。它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启蒙、丰富、塑造人的灵魂。这也正是三十年文学告诉我们的。 原载：《芳草·文学杂志》2008年第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