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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前，必须阐释一组最重要的矛盾——“中西”矛盾，这几乎是所有借鉴外来理论的中国文学批评所不可回避的：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文本时是否有效?中国文本是否能够顺利进入西方理论意义界?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同样存在这一组矛盾，或者说，这一矛盾始终是决定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复杂面貌的主要因子，而伴随着这一矛盾的是若干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政治立场是否存在?(二)“性”(sex)还是“社会性别”(gender)?(三)共时性还是历时性? 一、政治立场是否存在? 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否存在政治立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从什么角度去认识“政治”。如果将政治理解成包括会议、主席、政党等概念在内的一套结构体系，那么，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是不具备政治立场的。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发生、发展的强大女权运动背景不同，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几乎是文学内部的事。这与中国独特的国情有关。伴随着一场空前绝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女性仿佛一夜之间就被男性解放了，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等意识形态叙述一度为中国女性制造了一个“平等”的政治世界和话语世界，中国女性长达30年沉浸在“男女平等”的独特情境中感受着空前的满足。因此，当强调“政治立场”的西方女权批评传人中国时，不免引起了一场关于“妇女文学是否存在”的争论。尽管这场争论并没有阻止西方女性主义理论顺利地进人中国话语市场，但其存在本身就诊断了这一“舶来品”在一开始就遭遇到的“水土不服”。 但是，如果我们将“政治”置于福柯的话语系统，从“权力”的角度来理解它的话，“政治立场”就是始终存在的。对于福柯，权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种制度，也不是一种奴役的方式，更不是一个普遍的控制系统。他更愿意将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它们之间永不停止的相互斗争和冲撞改变了它们、增强了它们、颠覆了它们。这些关系相互扶持，形成了锁链或系统，或者相反，形成了相互隔离的差距和矛盾。”“正是力量关系的旋转柱石永不停歇地通过它们的不平等引起各种局部的和不稳定的权力形态。权力无所不在：这不是因为它有着把一切都整合到自己万能的统一体之中的特权，而是因为它在每一时刻，在一切地点，或者在不同地点的相互关系中都会生产出来。权力到处都有，这不是说它囊括了一切，而是指来自各处。”从这一个角度来理解“政治”，如同凯特·米利特(KateMillett)在其《性政治》中对“政治”的阐释一样，那么，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政治立场”的存在就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政治立场可以被表述为反抗权力。在这里，政治的政党含义被巧妙地转喻成“性别政治”而无所不在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了，它既可以作为对象物，被表述为男权话语对“女性”的控制，又可以作为主体被表述为“女性”对男权话语的反阐释。一旦这种“性别政治”被确立下来，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进入了福柯所谓的话语范畴，而有别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最初以获得选举权、参政权等政治权力为目标的“政治立场”了。 然而，为了避免“政治”这个词可能引起的麻烦，笔者认为，这种“政治”毋宁说可以用一个全新的词来表达——“第二性的权力话语”。这里借用了福柯的“权力”、“话语”两个术语。“话语”、“权力”本属于福柯的两个理论范畴，前者属于其“知识考古学”阶段的成果，后者属于其“谱系学”阶段的成果。而这里所用的“权力话语”既强调了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话语的性质(它包含了福柯所谓的话语形成所必须涉及的成分：对象、陈述行为的方式、概念、主题的选择等)，也强调了这一话语的“权力”性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立场”不过是一种“增殖权力”的有效尝试，它为“权力”置入了“性别”内涵，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权力。 二、“性(sex)”还是“社会性别(gender)”? 一种新理论的出现往往起始于连绵不休的争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不例外。通过反复的论争，她们将自己塑造成为了制造概念的行家里手，其中“性(sex)——社会性别(gender)”就是她们制造的一组最成功的概念，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从激进到中立，女性主义者们逐渐稳固了其在话语世界中的位置，形成了自己言说权力的独特方式。 由于中国的文化语境显然与西方不同，纯粹用“性”的范畴或用“社会性别”的范畴都无法说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被运用到中国大地上时所遭遇的麻烦。 正如我们在“政治”上的匮乏一样，中国是缺乏“性”这个概念的。新时期以前所谓男女平等、女人能顶半边天等意识形态叙述遮蔽了女性作为“性”的存在，而赋予女性一个“无性”的存在。这种“无性”式的平等看上去十分接近西方后期关于"gen-der”的两性和谐叙述，实际上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以“男性”一性化取代了“女性”的差异性存在。后者强调的是，在承认两性差异不仅是由生理造成的而且是由社会造成的基础之上，重新认识世界，构筑两性和谐。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忽视了这种差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sex”和“gender”的混乱。当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将“无性”等同于“社会性别”时，他们反对“妇女文学”、“女性文学”的概念界定，而当女性主义者们通过“sex”这个理论，发现了主体的“性”存在时，他们将女性主义文学狭隘化为“躯体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者们对“gender”这一理论的重申正是对这一偏差的拨乱反正，将由商业市场和男女两性合谋导演的“性聚焦”拉回到女性主义的合理走向上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什么会就“女性意识”、“性别意识”、“社会性别意识”等几个西方先后出现的概念和术语混为一谈，造成了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混乱和复杂。 在笔者看来，用“性别”这个词来统摄西方经历过的一个从“sex”到“gender”的理论成果显然更为合适。“性”有“别”，既强调了本质主义关于男女生理差异的观点，又强调了这种差异的社会性基础。这个“性别”既包括“性(sex)”又包括“社会性别(gender)”，它强调了这两个术语在中国文学批评场域的共时存在。 这里，第三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已经被提出来了，即“历时性”和“共时性”的问题。 三、“历时性”还是“共时性”?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勒内·韦勒克(Ren6Wenek)在论及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批评时曾说：“18、19世纪曾被人们称作‘批评的时代’。实际上，20世纪才最有资格享有这一称号。”20世纪下半叶西方文学批评的急速发展证明了这一判断。伴 随着三次大的转向：非理性转向、语言学转向、文化学转向，西方文坛诞生了如表现主义批评、精神分析学批评、原型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诸多流派。这些名目繁多的批评流派在西方基本能够找到历时性的发展逻辑，在中国，这种历时性的逻辑则变得面目模糊。它们几乎于同一时间在中国出现，并迅速找到了自己的传承者。目前理论界形成的一个共识是，在西方几十年里“鱼贯式”产生的诸理论流派，在中国往往以“雁行式”介绍和引进，以空间的并存关系置换了时间上的递进关系。这也表明了新时期中国理论界对西方理论存有大量的混用和误读。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引进同样如此，其经过40多年形成的各阶段变化在中国不到十几年的时间里都出现了。因此，历时性的分类法并不适于解读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其在西方是历时存在的，在中国大都以共时状态存在。 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能解释何以西方20世纪60年代就产生的“女权批评”和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渐成型的“社会性别批评”会同一时期在中国出现。也同样可以解释何以一些批评文本会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各阶段成果的集中展现。 刘慧英的一段论述可以作为此种状况的最佳注脚，在她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的男权意识批判》一书的开头，兼收并蓄地论述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每一个阶段的成果，其中包含了“女性形象批评”、“女性美学批评”、“女性文学史”等多种批评形态。 而孟悦、戴锦华那部被称为“名副其实”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著作更是融合了社会学批评、符号学、结构主义叙事学、读者反应批评及解构批评等多种批评方法，使其既具有了“女性美学批评”对作家的主体性强调，又具有了“女性文学史”的丰富内涵，其对男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分析也是鞭辟入里的。 三个问题的澄清，将有助于我们避免在未进入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一庞然大物之前失去自己的方向。一种更加有效的做法是，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分类方法置于一旁，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巍然不动，从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本直接进入研究范畴。让文本说话，而不是让西方“主义之母”引领我们说话。当我们从这一角度进入新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时，会发现，这一话语自有其存在的规则和策略，它不再仅仅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声筒，也不再纯粹是男权话语的反叛。其对于“权力”的热衷不亚于任一种批评范式，不同的只是规则和策略的改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才发现，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只是“边缘”这么简单，它也在制造并阐释着一种新的权力话语——第二性的权力话语。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