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好，第一次来到北师大，我很希望和大家真诚地交流。 从哪儿讲起？这是个问题。现在你们对面坐着的，是一个不停的在纸上表达自己的情感，编好多的故事的人，你也许会想知道：他的生活是怎样的，他怎样来考虑文学、社会的问题。特别是文学，他正在考虑的文学问题和你正在学的文学有什么差异。他是怎样进行创作的，如果说每个作家都是很个性化的进行工作的话，你们还会想，作为张炜这个作家，他和当代其他作家的区别又在哪儿？我想你们找到了区别，也就找到了我的个性。 这个话题很自然的就引到了“职业作家”这儿。我自己的写作，用谦虚的话来说，就是“人微言轻”，用一个不太谦虚的话说就是，“我尽力了”——我写出了我看到的、我想到的。我认认真真地写了三十年。我发表了有几百万字，但是我写作的量远远超过了这个。所谓的“文龄”比在座的好多人都要大，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写了三十年，可能会出现非常“疲惫”的状态。但是我个人觉得，我现在写作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写作的情绪还是非常饱满的。文学对于我不是陈旧，而是相当的新鲜。我总是面临着大量的东西等待求索，大量的题目等待我去创作它。这可能来自于我从小对诗的向往和磨练。我曾经写过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报告文学，后来主要是小说和诗歌，我曾经出过诗集。我现在想说，作为一个职业作家，他的危险和优势是什么呢？我上午曾给新闻界的朋友讲，凭着一个写了三十年作品的、有着很好的文学训练的人，如果他凭自己语言的惯性来写，他是不需要怎么费力就可以写出流畅的、能引起语言的快感的、读起来你会觉得也还不错的长篇小说，他对文字的掌控能力已经相当的熟练。他可以编故事，文学套路相当的熟练。当今相当多的作家都在进行“文字的惯性写作”。难在哪里呢？难在他怎么能够进一步写出他生命中激动人心的、新鲜的、崭新的东西，怎么继续保持文学那份饱满的感情。所以，一个职业的作家，时间长了后，文字的漂亮固然漂亮，老到自然老到，但是怎么样克服这种“粘疲”的状态，这是个问题。 一旦你的文字出现了粘疲，那这个作家就很危险了。当然，他还可以通过炒作、通过评论家的鼓吹，使自己的书的销量很好。大家知道，国外有个作家叫海明威，我过去对这个作家有点误解。和他同时期的还有个作家叫福克纳，他的作品我也都读过。当时我觉得海明威的成就不像他的影响那么大。有的作家的名声和他的成就是一致的，那么多优秀的作品摆在那儿，让你不得不服。比如托尔斯泰。但是我那时觉得海明威无非就那几个长篇《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还有中篇《老人与海》、再有几个短篇非常好，比如《乞力马扎罗的雪》，还有他的回忆录也很好，翻译成《流动的盛宴》。他还有好些作品，尤其是他死后发表的一些作品不是那么好。但是这个作家在东西方的影响都很大。他几乎改写了一个时期的文学史。他对文体学、写作学的影响也非常大。我过去认为它的影响大，是因为他脸上的油彩多。什么叫油彩呢？比如一个人在街上走没人看，要是他在脸上抹一道油彩，那“回头率”就很高。我当时就觉得海明威就属于那种作家，自己不停地抹油彩，打猎啊、钓鱼啊、战场啊，不停地引起媒体的关注。到现在为止，这种看法我还有一点点，但是有那么一点我是完全纠正了。就是好多事情他那样做是有深刻的道理的，海明威之所以写得那么少，是因为他在很早的时候已经达到了职业作家的很高的高度，文字的掌控能力无话可说，他更多的思索自己文体的变革，所以他在已经写出了很好的作品的情况下，在继续往下走是很难的。为什么呢？他最早地觉悟到了职业作家的文字的惯性在严重地伤害着他。他太爱文学了，不停地阅读，写作，不停地研究，他是我所知道的中外作家中非常用功的一个。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起来他不停地狩猎、钓鱼啊，但是作为一个职业的作家，我慢慢地理解到，他很痛苦，超越自己太难了。职业作家长期的写作会带来绝望的感觉。焦虑、痛苦、不停的折腾，到自然中去，在激烈的客观世界中摩擦自己，把原来固有的东西打碎，寻找崭新的感觉，所以海明威说，当一个作家写出一部不错的作品，但不能够重复自己再写出一部好的作品，这要远比想象的更难。所以从海明威这里，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在近20年的时间里，我不停地在胶东半岛上游走。我原来有个野心，想着每个村子都跑到，做大量的录音、笔记、搜集民歌。所有的老人只要阅历广的，我就和他攀谈。但是后来发现非常困难。所以我只走遍了乡以上的地方。我看到的、听到的，整理了好几个箱子。也许这些资料我一辈子都不能用到，都不能直接地把它写进我的作品里，但是走和没走是完全不一样的。海明威当年可能也不能如数地把他的经历写进作品中，但是可贵的是这些经历改变了他，改变了他的感觉，改变了他的疲惫。你们可以根据我讲的，自己判断一下哪些作家是靠语言的惯性在写作，而哪一部分作家是不停地行动，不停地反思，力图超越自己、力图寻找新的东西。 第二个我想和你们交流的问题是，不知你们是否注意过，就是你在某个时候，可能偶尔读了某个作家的东西而喜欢上了他，可能是读过他的一个长篇、一个中篇，甚至是一个短篇，你觉得很难忘记，很感动，这种感动很难逻辑地概括，很难说是哪个地方感动了你，哪个形象感动了你，更多的是这个书中某种神秘的东西像射线一样击中了你灵魂的某一点。被艺术的射线击中以后是很难忘记的。如果你忘记了，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它没有击中你、没有狠狠地击中你，还有个原因可能是生活中大量的琐碎的事情干扰着你实在不能记住。或者还有就是你可能不是个良好的靶子。但是有时候我想，为什么是同一个作家的作品，他曾经那么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难以忘怀，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再看，同样还是这个作家怎么就那样的沉闷，不可读呢？原因在哪里？就是他凭着文学的惯性往下走得太久太久，归到最后，我就在想，最能感动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书呢？是那些有灵魂的书！有的书是有灵魂的，有的书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书无论写得多么曲折，多么吸引，多么热闹，最终不会把你击中。热闹过了、娱乐过了、曲折过了，你就会放弃，就会把它忘记。我长期以来一直寻找感动人的到底是什么？我不光是一个作者，还是一个绝对勤奋和入迷的读者，作为一个读者，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东西把我击中了？是它的灵魂。那什么是它的灵魂？一开始我在想是它的崇高的精神倾向使得它就有了灵魂了吗？后来我发现不是。我又想可能是思想，但是学术等的书思想性强多了；另外好多的作品松松垮垮，但是也可以提炼出很高深的思想，那怎么不能深刻地打动我呢？不是思想，甚至书的灵魂也不是深刻的思想。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思考了好久，最后回到了一个非常朴素和原始的问题上，就是两个字：感情！好多的书不感动人那是作者失去了感情，感情说起来简单，但是一个作家要包含浓烈的情感，牵挂很多东西，一直牵挂着，心中饱含那种情感、不能忘记、不能忘怀的牵挂是很难的。在他刚开始写作时，他经历了很多动感情的东西，他就写得很好。感情能够枝生大量的无法觉察的东西。但职业作家写作久了，100万字有感情，200万、300万，一年、十年、二十年，你还能够饱有这份浓浓的情感吗？对于时间、对于人、对于自然、对于社会、对于生活，你能做到吗？这太难了。这不是简单的冲动，不是表面的欲望的发泄，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出于一个生命不能忘怀的情感，这太难了。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听说的、近处的、远处的，你有那么强大的牵挂吗？那样的心多累啊！所以我多看到的、接触到的国内外的伟大作家往往是满脸疲惫、过早的衰老，太多的牵挂、牵挂的太久。所以他的书感人，他有灵魂。作家最要紧的是要诚恳、要质朴。作家比嗓子比不上广播员，比逻辑比不上逻辑学家，比漂亮比不上歌星，作家只有感情，质朴的感情。有人给我说这个作品很好，语言也不错，文学性也很强，就是感觉不饱满，不饱满怎么能说好呢？如果是不饱满，什么都谈不上，饱满是生命的力度，是感情的文字化，是那种方块汉字下不能掩藏的激动和感动。那才叫饱满，所以我个人对我所有的书，都有这样的看法：那就是只要是不饱满的，都不是一本好书。饱满了，才可能是一本好书，故事编不圆了，结构有残缺，都不要紧，只要是饱满的，那就有生命的力量，只要有情感，有牵挂，那就是好的，但是我说的饱满也好，情感也好，指的是它的内在的东西，不是技法的问题，不是说，你把自己摆进去以第一人称写，那就是饱满，那就是感动了，不是这么理解的。也有所谓的“零度写作”，可以很超脱的写，但是你总要有感情、有牵挂的，要诚恳。一个作家站在舞台上，台下大量的人在下面看你，一天看不明白，十年，二十年，一定能看懂你是否有感情，有真挚的感情。我上午给一个朋友打了一个比方，一个人写作就像熬一锅好汤一样，你急了，跳到锅里也没有用，就是跳进去，这锅汤你也熬不好，在锅外熬也行。为了让你们明白，我再举个小例子，我举的例子就是杰克·伦敦，这文学史都写了，他写了很多书，有两本书你们可以读一下，一本书就是《荒野的呼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另一本书是《雪虎》，还改编成电影了。最早我读了很多短篇小说，我觉得特别棒，其中包括《荒野的呼唤》，很薄的一个小册子，我读到以后十分得感动，我觉得这本书有魔力啊！不是魅力是魔力！魔力是一种魔鬼般的力量，我读了以后完全沉浸在《荒野的呼唤》的那种环境之中，我的那种感动，简直无法言表。杰克·伦敦那时候很年轻，一个强悍的从贫民窟出来的美国青年，他的那种精力和忿忿不平，那种要冲破压制生命的那种巨大的力量，爆发出来了，它投射的目标在一个狗身上。你就是在一根木头上、一个虫子上，照样也可以。一种说不清的力量控制了我，多少年来，我只要一想起《旷野的呼唤》，我马上就想起了文学，这就是文学，这就是不可摆脱的力量。后来，我读了他的传记，他的随想，还有其它好多的短篇，像《黄金谷》，最后我又找到了他写动物的那篇《雪虎》，《旷野的呼唤》也是写动物的，写的是一条狗。同样是写动物的，《雪虎》写得很厚，我读下来之后，也很感动，但是我很快就忘掉了，情节更曲折，更饱满，技法更好，但是没有那种魔力了，没有那种让我看了以后不能解释的力量了。同样是一个作家的，同样是写狗的，题材相近，后一本书就散掉了，不感动了，因为它没有了《旷野的呼唤》那么一颗沉甸甸的、精、气、神凝注到一块的东西，那就是感情！所以它不能让我感动了，感情散掉了，感情没有了。他写《雪虎》的时候，个人境遇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他成了一个名人。《创业》这部电影，你们这样的年龄，可能没有看过，王进喜说了一句话，让我终身难忘，他说：“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人失去了压力，很难再有那样一种力量，像拳头一样，去击打灵魂。所以我们看到大量的当代作家被钱毁掉了，被名毁掉了，被所谓的一点可怜巴巴的一点地位毁掉了。拿不起，也放不下，最后只能通过炒作，从一个场合到另一个场合，从这个圈圈到那个圈圈，就这样完了。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我给他们开玩笑说，小的时候，我和村里那些放猪的孩子一起玩，猪在那里吃，我们就在这里玩啊，打架啊，他们把猪都忘记了，一抬头，猪都没有了，时间就像猪，一定要把猪看住。随着年龄的增长，吸引注意力的东西越来越多，你就不注意时间的珍贵，一抬头，猪没有了！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容易注意力涣散，更需要寂寞，寂寞自己。一杯茶，一本书，多幸福啊！有人每天都看电视，那么强的光，刺伤了眼睛，打扮得那么漂亮的红男绿女，你说你受得了吗？那么强的光反射大脑里面，会损伤它，还有灯光的颜色，有许多现代的手法，把思维都打乱了以后，你看任何的环境都黯然无光，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主动光，那么强的灯泡射出来的光射着你，你再看别的当然就黯淡了，就不满足，埋怨，烦躁，觉得到处都不好，任何记忆中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褪色了。他没有变颜色，那是因为你的眼睛长期被强光，被不同的颜色所诱惑，参照物变了，网络也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些东西少看为好，看完了时间过得真快。一个月，一年就过去了，时间是一头猪，没有看住。一定要看住时间这头猪！ 第三个问题我简单谈一下，我们评论作家、作品，往往要去寻找标准，去看哪些作品好，哪些作品坏。改革开放以后，国外各种思想，文化，文艺学等等传进来的越来越多，老师们讲得也越来越多，社会的风气也越来越开化，我们慢慢要学会警惕一种东西，我不说你们也知道，所谓那些和社会问题配合得很好的、简单的歌颂的作品。马克思曾经把这类作品称为“标语口号式的”作品，那么现在对这类作品的批评是足够了，这类作家往往不上档次，这些作品进入文学史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少了，所谓的“主旋律”作品，都应该非常警觉，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对这类作品不感冒了，按北京一些编者的话，说这些作品“歇菜”了。以你们的鉴别能力、识别能力，对于这样的作品，是不会感兴趣的。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有政府在，有权力在，有各种各样运作的规范在，那么这类作家和作品就是无穷无尽的，会有无数的，你们不要怀疑它的出现。我所讲的两种平庸作品，这是第一种平庸，你们很容易识别，还有一种平庸，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所谓的大量的纯文学作家，其中一部分是优秀的，但也有一部分他也在写一种“主旋律”，这种“主旋律”是比某种强势的命令更不容易冲破的力量，这就是市场、潮流的力量，就是越来越形成的全球化的文学的标准，就是不停的写性、不停的写暴力，完全是市场化的东西，所以，在所谓的市场化，全球一体化的语言环境里，整个的精神状态，都是向下的，不是向上的。诗歌有个“下半身写作”，文学的下半身写作是什么？毫不客气地说，有些所谓的纯文学作家的写作，有时候不是比谁写得更好，不是谁更好地给自己定文学写作的标准，不是寻找更有难度，更有诗意的写作，而比的是什么呢？是比谁肚子里的坏水更多。你如果肚子里有四两坏水，你把它都倾倒出来，那另外一个作家，他马上就倒出了半斤甚至六两，还有人马上倒出一斤，就把那几个人都压住了，更放肆、更暴露、更大胆。这些是独独属于中国吗？不是，你如果看一下美国的文学史，包括南美、印度最近出现的一些作家，都是一样的。你说写得是多么的下流。我在上海一个大学的演讲媒体登了出来，大标题：《文学要坚持崇高和理想》，张炜，我的整个演讲根本没有说这个问题，恰恰我在说怎么样来解析这几个大词。长期以来，我们谈理想，谈崇高，谈得很多，把它概念化了，没有从个性的，个体的生命的力量出发。所以说到理想、崇高，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货色，那他是故意登的。所以说物极必反，过去太虚假了，这个时候不要谈崇高和理想，你就谈一点个性。善、坚持、探索、思考，这不是个贬义词，所以我在上海大学说，一个作家不管怎样时髦和深刻，总不至于见到理想、崇高就吓得满地打滚吧？用不着，它们是好东西，你自己嫌它虚伪，没有内容，那你用自己的写作行为填充它不就得了。要是把好东西当成坏东西，那就荒谬了。这就是第二个平庸，我们很不容易识别，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整个的风里，都参杂着这种要求和激素。它是催化剂。包括我自己，说起来容易，但是我也生活在今天的环境中，不自觉地要呼吸今天的空气。在《刺猬歌》里我写到一个男人对他老婆非常的敏感，对她从精神到肉体，非常的注意，他爱她。他发现他爱人身上的气味在变，脂肪层啊、感觉啊，都在变，猛地一看没变，但实际上像发酵一样一点点在变。他就不明白，她为什么变得这样厉害，后来，他看到一种风慢慢穿过他爱人的身体，使她产生了这么一种不可遏止的变化。我这是一种文学化的比喻，实际上中国也是如此，我非常警觉风带给我的变化，它是看不见的一种力量，我在海边住，经常能感觉到风把房子腐蚀了，最开始你用眼睛看不出，过一段时间，风把它改变掉了，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呼吸今天的空气，要接受今天的风穿过你的肉体。所以今天的审美的一些趣味，今天的向下的要求和催促你无可幸免。你不自觉的就会迎合，就会失去自己的判断。你就会为那些完全是大路货，完全是另一种“主旋律”的东西在那里膨胀，文学它是个性、个体的。所以，两边的主旋律都不要有。我过去谈过真正优秀的作家，两边主旋律的开阔地都不要去，就站在中间这块非常狭窄的地带，这个地带容纳的人是很少的，留下的这片地方是非常狭窄的。这里将站着几个为数不多的几位作家。对于前一种主旋律，你们都警觉到了它的负面的东西。而对于另一种更大面积、更强势的主旋律，你们通常知道的较少。两中平庸，而后一种是更危险的。需要时间去感觉。所以一定要警惕后一种平庸，我们真正杰出的作家，就站在中间的狭窄地带。前几天顾彬——一个汉学家，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得很厉害，在报纸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听说后很惊讶，他一直是个很严谨的学者。但报纸上说他说中国当代文学全是垃圾，说了很多，我想，这是不是媒体乱说的啊。但后来他又在报纸上说过类似的话，我就想，他这样一个严谨、严肃的汉学家，对中国的文学了解得比较深刻，他怎么能够说中国当代文学全是垃圾呢？中国的好作家多了，杰出的和伟大的作家肯定有，只是你不认识，我也不认识。因为伟大和杰出是个历史的概念，你在当代根本不能认识他们。只有极少数有能力、有智慧的人才能够感觉到一点，必须让时间的智慧加上人的智慧一起去鉴别，好多当时的大作家在他们那个时代都是不为人知的。卡夫卡知道吗？梵高呢？那么大的画家在当时却一幅画都卖不掉，讲起来是有太多了，屈原、杜甫、李白，所以说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作家不是当代能够认识的，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起码要等到上百年之久，时光的尘埃落到了它身上，看起来像一个雕塑的古董一样，你才能够超然、不怀嫉妒、不怀简单的偏见，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所以说我们当代有伟大的、起码有杰出的作家，只是我们不认识，或者说我们误解了。所以有一点顾彬没有错，我们当代的评论界，包括作家，肯定对当代文学有误解。我们在认识当代作家的问题上，肯定一天比一天犯的错误更多，我们都没有认识到。好多的评论家写的文章简直满嘴胡扯，好多的媒体说的话满嘴胡扯，好多的作家，比如说我，曾经说过的话，也不怎么样。有时候是我们故意的胡说，有时候实在是因为我们的目光问题，我们的智慧不够，我们没有大境界，我们又急功好利，我们又那么的耳根软哪。所以，我说，人都是有弱点的，我这个年纪对我自己的弱点也越来越警惕了。我的母亲曾经说过我，她说，你呀，从小不错，但是有一个大的毛病，一生都要警惕，说你的耳根太软。就是说，我本来是这样看一个问题的，但听别人说不是这样，是那样，我就相信了，其实我原本的判断没有错。我有一个好朋友，很有境界，也爱文学，到处走，但他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文学没有他自己的看法，主要是靠听，如果听得好自然是件幸事，但要是听了歪的怎么办呢，所以他的观点是一会一变。今天听了一个好的，他就说这个作品好，有的时候又听个歪的，又说这个作品不好，他有时候一个月就变好几次。没办法，他就那样啊。民间有句话，叫做“三人成虎”，就是说有一个人在你耳边说坏话，你不会相信，你会说这人不坏，据我的观察和经验，他是个好人。一会又换了一个人说，说那个人如何的坏，这时，你可能就会想，难道我过去有误解？这人有可能坏，我得对这个人警惕呀。如果马上又一个人过来说，那个人太坏了，如何如何的坏。完了这时候你就会说，恩，这人是个坏人。这就是说三个人都这么说，那话就像老虎一样，就变得有权威性，有一种强力更正的效果。那么对文学作品而言，潮流的力量是多么大啊，三人如果成虎，那一股潮流，好多人的意见对于作家而言就不是虎的问题，那就是唐山大地震呀。还有，中国人还怕洋人，洋人一说好，就会觉得说，真不得了啊，洋人都说好啊。民国时期，在我的山东老家，枣庄那个地方，一个土匪厉害极了，想拦截政府的火车，把一车的人劫到山上去，然后勒索政府的钱。这时一个知识分子给他出主意，这个乡村教师说，你可不能这么干，太傻了，中国人对中国人不重视，你劫的这个车，政府不会给你钱的，他们不会理会你杀中国人的。你要劫车就去打听一下哪一辆车上有传教士，有外国人到中国来经商的，你把他们逮住几个，和中国人一块赶到山上去，这样你准成功。这个土匪听了他的话，劫了四个传教士，还有一些带着小孩子的外国人，果不其然，轰动了国民政府，全都急了，说洋人都被抓起来了。实际上这个土匪把这些人质带到山上，对中国人质非常残忍，而让那些外国人都躲在没风的地方，给他们最好的吃的。后来中国政府真的给土匪很多钱，还给了他个很大的官。这个案子就这么给解决。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中国人怕洋人是有种劣根性的，这个劣根性它是什么时候养成的呢？它的历史是很漫长的，它与我们的农耕社会，与我们的国势微弱等有关系。就像有本书，它的宣传词是这样写的，英国最大的出版公司挑了三部作品，全球推广，挑了像张炜的《古船》、老舍的《骆驼祥子》、沈从文的《边城》，把这印在封面上，这个可不得了呀。但是我看了以后却很不舒服，但是人家为了推销作品，利用中国人怕洋人的心理，你说我硬要人摘掉也不合适，但是我心里面是不舒服的。外国人要懂中国的文学就像要懂中医一样，很难很难的，这完全是两种文化，完全是一种感性的把握，我接触过那么多的汉学家，但真正懂中国的文学超过咱们中国一个高中生的还不太多。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害怕洋人，应该用平静的理性的心态来对待外国人。顾彬说，中国很多作家是因为不懂英文所以产生不了世界性的大作家，走不向世界。英文是个舌头的问题，而文学是灵魂、心灵的问题。我还没遇到一个外国杰出的作家会说汉语的，他同样伟大。中国十三亿人口，汉语是第二大语种。有的时候国外的作家也会好几种语言，但那都是欧洲语言哪，正如一个中国人会胶东话，会四川话。那些语言好多单词都一样的，一拐就是另一种语言了。浩瀚的中华，这么大的一种语言，为什么非得会英语不可？那么就是不会，又怎么啦？我们这一代的作家，有先天的不足，没有语言环境，年纪又大了，结果毕业这几年，连ｄｏｇ是狗都不知道了。那顾彬说得就不对了，说中国作家害怕学英语的关键一个障碍，是害怕破坏自己的语言。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那种历史的、时间的机遇，我们也渴望掌握更多更好的语言，不会害怕破坏自己的语言。有很多做翻译、会外语的人，可能他们自己说外语也磕磕巴巴的，但也对作家不会外语说三道四，看外国作品、评外国作家，你如果根本不会外语，还谈什么谈。结果中国作家把谈外国作家作品的机会拱手让给了那些懂点外语的，所谓的翻译家，这真的很可怜。这也是不公平的，你的外语好，但是你对作品的感受能力如何呢，你对文学的敏感度和把握力如何呢，这都是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据我个人所了解，读外文书的那些人，他们在读外国小说的时候，因为他没有找着语言的环境，他极力要弄清楚的是小说的意境，而没有更多的力量用于审美，小说的好多俚语、幽默、机智是非常难理解的，通过翻字典稀稀拉拉地读，他读的重心不是放在审美上。再好的翻译家，都要读别人已经翻好的文学作品，找一个好的译本，他们再看、再感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他阅读的重心又回到了审美上。所以说，懂外文固然好，不懂呢也不要看作是步入绝途。作品更多的是感情，上午我也对朋友提到，我个人对好的作家，好的文学是这么判断的，用我长期的观察和阅读确立了四个标准，来判断一个作家是不是杰出。第一个标准是在接触作品和人的时候，注意看他的先天才能。作家与作家，人与人都是不一样的，对文学的阅读和感悟能力，特别是写作的能力是有先天性的。有的人天生特别机智，所谓的天才、准天才、比较有才。先天的才华不能忽略，没有才怎么学习，就会成长得很慢，所以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我以为是灵魂，他是否有第一流的灵魂。我发觉所有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家一定拥有第一流的灵魂，他就那样对人类充满感情，充满了探索的精神，他的灵魂深处就是高贵。在我们阅读的字里行间就能看出无法掩盖的下流或者高贵。我觉得的伟大、杰出的作家，几乎无一例外的有一个高贵的灵魂。什么样的是高贵呢，说起来很多，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在座的可以自己去感受。所以第二个条件就是第一流的灵魂。如果说有第三个条件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后天的经历。灵魂很高贵，也很有才华，可没经事儿，从小长在一个相对安逸、相对平静、个人经历非常单薄，自己心里没有装什么，没有见过，没有听说什么故事，没有看到很多事情，他如何能把事情道出来，告诉更多人呢？他怎么让客观世界击打自己、磨擦自己，发出那种强烈的对应呢？没有压力、没有对应、没有生活、没有痛苦，没有九死一生的经历，他很难写出了不起的作品。他能写出《战争与和平》吗？不可能。他能写出《卡拉玛佐夫兄弟》吗？不可能。所以经历是很重要的。如果说要再有一个条件，也很重要的话，就涉及到顾彬说的，包括外语的能力呀，音乐问题呀、在清华上学的问题呀……这就是说后天的修养很重要，它可以全面地唤醒、激活前面那三个条件。以上是四个判断作品和作家的四个标准。如果按四个标准机械地去判断，当代作家的作品谁能走得远，如果连一个条件都不具备那肯定没戏，如果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有成功的希望，两个条件，差不多了，三个条件，没准就很杰出，四个条件都有了，那肯定伟大，你想叫他不伟大都不行。 下面谈一下第四个小问题，文学的生存问题。我经常会碰到同样一个问题，有人说，文学快死亡了，都没有人读文学作品了，你还写？谁读小说，谁读纯文学作品啊？所以文学的生存问题是一个必问的问题，也是一个必答的问题。如果读到雨果全集，里面有篇论莎士比亚的一篇论文，有的人就问雨果，你还写诗？诗不是眼看着就要死亡了吗？还有什么诗？戏剧也没有人看了，小说也没人看了，文学都死亡了。雨果当时就对那人讲，文学是种生命的现象，是生命的爆发，生命的感觉，有人活着就有文学，如果文学也死亡了，那么母亲也不爱自己的孩子了，男人也不爱女人，女人也不爱男人了，鲜花玫瑰也不再开放了……他用一种诗化的语言回答这个问题。有人也问左拉，诗没有了，文学没有了，你们怎么还在写呀？左拉就在一篇文章《我的愤恨》里面，表现得很激烈，他说我憎恨提这种问题的人，这种人的灵魂极其的苍白，刚翻了几页就说今天写得不如过去。我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看来，今天的人同样有杰作，过去的杰作无论怎么伟大，都不能够取代今天，生命和时间每天都是在运行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文学永远年轻。说文学死亡的人，他的整个心灵非常苍白、非常愚笨。我能理解左拉的憎恨，但是我们今天问这种问题的人太多，要憎恨恨不过来，所以我不恨，我理解。我个人也是认为文学没有死亡，客观的说，200年过去了，文学非但没有死亡，反而据统计，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文学作品的印刷量是200年前的上百倍。这20年来文学作品的品种就中国而言是呈上升趋势的。虽说阅读的深度和广度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至少印刷量和品种是上去。就我个人的作品而言，也是这样，《古船》当年发行量那么大，《刺猬歌》也是十万二十万的印，我个人的感觉是文学它没有死亡的。现在好多人提出一个理由，说我们现在的阅读和娱乐发生了质的变化，你再说文学不能死亡，和200年前谈文学不能死亡它的前提已经换掉了，他们说得振振有辞、慷慨激昂，实际上也是不对的，我们没有生活在古代，没有生活在200年前，任何时候的文字阅读和平面阅读都面临着相当激烈的其他娱乐形式的挑战，那是很热闹的，那时红磨坊的表演、各种各样的娱乐场合，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不知道那些形式也一样是夺人眼球，对文字来说同样也是挑战，要不这个问题不会被提出来。没有置身在这一时期，一味地认为那时的挑战就少，其实同样不少。电影的发明，电视的出现，许多作家，像海明威的作品都被拍成了电视剧和电影，电影和电视刚刚出现，它对人的诱惑力是很大的。现在有很多人谈网络、电影、电视剧，大家不用太害怕，这些在欧洲和北美出现的频率远远超过中国，而且是早就出现了的，它们的文学你看发展得怎么样呢？中国是个文明国，存在着一个问题，我们看到新东西的出现就会着慌。就像我们农村刚刚实现机械化的时候，来了台手扶拖拉机，我就看到边上的小村子，所有的孩子都不吃饭了，都跑到街上去看手扶拖拉机去了，而现在呢，一辆轿车、一辆大卡车停在街上，人家都不看了，大家都回家，该吃饭吃饭，该喝水喝水，为什么呢？因为多了就不奇怪了。我们现在对网络、大片这些东西就相当于我们刚刚在村子里面看到开来了一辆手扶拖拉机。看得多了，见怪不怪了，慢慢地等“手扶拖拉机”时代过去后，慢慢的，你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见了台手扶拖拉机，就饭也不吃了，还预言，以后不用吃饭了，也不用喝水了，光看手扶拖拉机了……其实生命里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阅读，和吃饭喝水一样，又怎么会因为有一个新东西出现就抛弃了呢？有一个孩子很有文学才华，希望被培养成作家，和我见了一面，刚见不久他就跟我说，叔叔，文学这个东西以后还会有人看吗？没人看，我以后都不太想做这个了。我说，你这么有才华不好好写吗？你担心这个干什么？你这么一个小孩，文学是很大的事，它死亡不死亡是你管的事吗？你好好地阅读、好好地写就行了，文学是太大的事了，就像太阳什么时候毁灭，地球什么时候没有，你好好种你的地就是了，天天杞人忧天，没干好自己的事情，都没用。就像农民成天关心没用的事情，种不出粮食来，也是白搭。我们现在很多媒体工作者和文学研究者，包括写作者，就有一种垂死绝望的感觉，一旦有这种感觉，这个人就没有爱了，他就不爱自己干的活。其实大可不必如此，文学不会死，我们微小的生命个体，哪能和文学与生俱来的那种无法度量的巨大比呢？文学边缘化的呼声那么高，但是文学怎么会边缘？文学什么时候中心化过呢，什么时候又边缘化了？文学不能给你饭吃，也不能当钱花，但是它给你的心灵和生命带来的剧烈的震动从来没有变过，你说它是边缘，那什么又是中心呢？如果把心放正，就会发现，文学装在你的心里，而如果老把文学当作那么世俗的一个存在，那对不起，文学永远是边缘的。把权利、钱放在中心，把你那碗饭放在中心，而文学又不能代替这些东西，那它肯定就成为边缘的了。有很多采访者都会说“固然文学边缘化……”这话我听着就觉得不对劲，文学在人的心里的位置从来没有边缘化，将来也不会变化，你不能因为你不读了，读得少了，你的孩子不读了，读得少了，就认为文学边缘化了。人对文学的那种追求完美，对人性的好奇，一天都不能放弃的，生命存在一天，就不会丧失。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个问题，文学的生长和生存问题。现在有人为了让文学存活，想了很多的办法，为了让自己的文学活得更好，让文学有一个美好未来，这份心很好，但是做法不一定对。正如以前照相技术的发明，让很多画家就慌了，有些画是非常细致的，每一个毛孔都很相像，但有了照片以后，那绘画肯定就得不成了。就和今天很多人说文学死定了是一个道理。后来就出了两种画家为了画的生存而努力，一类画家画得比照相术还要细，每一个细节都一模一样，人们一看目瞪口呆，的确，这种画家一度有了希望，但是很快又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一按快门就照下来了，而绘画却很慢。后来很多画家发现了一个奥秘，要使自己的艺术存在，就要离那个扼杀我的最有力的东西越来越远才行。后来就出现了毕加索、凡高这一批画家，变形、意象、抽象，是照片难以实现的，就这样让绘画艺术走向了现代、走向了辉煌，使我们的油画也有了一个更为开阔的发展空间。所以文学要战胜网络，最笨的办法应该参考绘画的发展之路，走一个与网络相反的道路，它越快你就越慢，它越粗糙你越精致，一切方面都跟它走得很远很远。网络、电视文学，一切进步的东西，都不能和文学的那种精致、高贵相比，不能够与文字的那种杰出的表达相媲美。你和它的距离拉得越远，你越成功。如果当年的绘画被照相术所取代，就没有今天绘画了。所以我们的文学应该怎么样与网络语言拉开距离，怎么样与网络上那种粗糙的写作，从灵魂上从骨髓里，从精神状态到写作形式怎么样拉开距离。这才是让文学能拥有未来的最可靠的东西，时间大概会证明一切。 原载：《小说评论》200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