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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艺批评和批评家的堕落已经是显在的事实，而对文艺批评与批评家的拯救却屡救屡败。造成批评与批评家的堕落最主要原因是，当下批评环境的“恶劣”。而所有的“拯救”往往注目于批评家的个人“素养”，却不在批评生态的改善上着力。笔者以为，批评生态的改观其实最容易不过，就是需要媒体敢动真格的作为。 关键词 批评堕落 生态恶劣 媒体作为 近日，《光明日报》（2008.6.20）集中发表5篇文章，对当下文学批评发表意见，为文学批评号脉。笔者不妨将全部题目摘录如次：《健康的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科学的文艺评论》（仲呈祥）、《如何增强批评的有效性》（阎晶明）、《文艺批评三思》（李树声）、《在理解、扶持中自省、自强》（白烨）以及《重视批评家的职业素养》（范咏戈）。 从上述5篇文章中，笔者读出了这样几点信息：一、文艺批评很成问题；二、有识之士（包括媒体）已深感焦虑且高度重视；三、批评问题已成痼疾，非猛药而不臧。文章读后，有些振奋，似乎批评问题可解决于顷刻。然而，细细想来，这些话大多说得不在点子上，或者是说了也白说。 文学批评的堕落，何以屡救屡败 笔者经常看到对批评和批评家的指责，看到批评、批评家应该如何如何的教导。上述5篇文章，集束理论，确有力度，这些文章的作者又都是文学批评界“话语权”的拥有者，文学批评界的头面人物，或者还是文学批评的执牛耳者。这类意见一般多是从批评家的职业素质方面论述的，不外乎说，批评家需要有深厚的文艺理论修养，批评家要有较高的审美修养和渊博的艺术知识，批评要有对生活、对作品的亲知等等。 事实上这些说法，近10年间散见于诸多报刊，甚至在更早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批评”了。结果呢？老生常谈，同语反复，批评的顽症非但没有任何的收敛，没有什么转变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不健康的批评”现象，有增无减。 恕笔者直言，这些批评“批评”的批评，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批评的针对性，或者说，没有说到问题的“痛处”。概言之，这种因批评主体迷失导致的批评堕落，以及当代文学批评功能的偏失、文学批评的危机，主要还不应由批评家担当。当下批评不佳的现状，首先不是批评家业务素质的问题。现在的文艺批评家们，哪个不是学富五车的博士，哪个不是名满天下的教授，说白了就是，谁人不知道“文学批评要如何如何”的呀！而把批评堕落的主要责任推给批评家，把不健康的原因全部推给了批评家，实在有点让他们“代人受过”的意味。这显然是错怪了批评家。 诚然，批评的堕落，批评家首先需要负有直接的责任。新世纪的文学批评面临着物欲及金钱的严峻挑战。批评家为金钱驱使，把批评作为金钱交易的手段。有不少作家擅长“赢得市场”的商业操作，以首发式、研讨会等形式，广邀批评家捧场。批评成为当下十分流行的一种以吸引眼球和纯商业炒作为目的的文化广告。批评者应有的良知丧失了，批评的学理化原则亦被抛弃了。明明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品，被有些批评家吹得天花乱坠。有些作家本应该受到严厉批评的滥俗之作，却被批评家捧为“世界级杰作”，与那些公认的世界文学经典相提并论。“一定要说出自己的真话来。一个没有否定性、挑战性的批评家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批评家。” ［1］ 文学批评家亵渎了职业道德。也难怪，在什么都有偿化后，或者间接有偿化后，文艺批评岂能不有偿化？在污染渗透力十分了得的情境里，文艺批评岂能洁白无染？ 批评变成了“登龙术”，成为某些批评家推销自我、提升自我的途径。他们或以抢占话语权扬名，或以抢占道德制高点得势。有时批评变成一场炒作，以制造“热点”扬名。因此，为达到目的，就可不顾事实，横下一条心，专行逆风船，专拣名家大腕“宰”，专对文坛唱反调。比如前几年敢在文坛上对鲁迅、老舍说“不”而颇负“盛名”的王朔；以及近来韩寒与陈丹青贬损茅盾、巴金、冰心、老舍而遭非议的事屡屡发生。 如今的文坛，越来越出现“意气化批评”的怪现象。批评者出于怨恨心理，把文学批评变成发泄私愤、进行个人攻击的手段。攻击名人、哗众取宠、搬弄是非、制造事端、亵渎一切神圣的与有价值的东西，是其基本策略；而说大话、说狠话、说脏话，尖酸刻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捧谁恨不得捧到天上、批谁恨不得打入十八层地狱等，则是其惯用伎俩。［2］ 20世纪最后10年里引起轰动的“马桥风波”等，都不同程度地搀入了某些批评家或作家的意气化成份，或多或少地损减了批评的价值。 不仅如此，“批评圈子化”现象也造成了最恶劣的批评生态，批评的话语权为少数“批评家”所垄断，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也成了作家和批评家的共谋。泱泱大国，或者泱泱大省，文学批评圈子被某些批评家把持；作家和批评家过于亲密的人情关系，钝化了批评家的识见和睿智。 批评家在选择和评论作品时，不仅太随意了，而且“批评家们失去了细致解读文本的耐心，而是热衷于发出各种夸大其辞的、耸人听闻的‘判断’，他们总是选择最极端的价值词汇，总是以夸张的修辞，来对一个时代的文学、一种文学现象或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进行最高级的审判。” ［3］ 文学批评的实质，其两大维度为：鉴别真伪与区分高下。别林斯基曾指出，亟待批评家解决的首要的和主要的问题是：这作品的确是典雅的吗？这作者的确是诗人吗？批评家大都在大学任职，批评多从书本到书本的理论推演，往往用一种符号来“套”各种文学文本，作家作品的优劣和经验的新旧，都成为批评家阐释系统中的一个“形成符号”。因此，大家都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现在的文学批评文章是越写越长，影响却越来越小。 批评本体精神的迷失，人文理性的缺席，文学批评也就自然失范了。文学批评在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焦虑的双重困扰下，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独立坚贞的品格，失去了神圣的使命感和人文性，“在一切伟大的激情都正在被实用和功利主义所湮没的时候，当今文坛的某些文学评论也自己弄脏了自己，实在是扮演了一个不十分光彩的角色。”［4］最主要的原因是利益驱动，使一些从业人员见利忘义，丧失了一个学者与批评家应有的高尚人格与起码的职业道德。 批评家的堕落与批评的堕落，这些都是事实。这些也已经成为批评的一种社会问题，成为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现象。既然批评的堕落主要是社会问题，那么如果批评“批评”的火力主要集中在批评从业人员的“素质”上，这样的拯救自然无甚大效。 文学批评的拯救，当从改善生态入手 批评何以屡救不力？笔者以为，针砭者未针砭在“痛处”。文学批评堕落的最大要害问题是，文学批评的环境污染和批评伦理的沦丧。《光明日报》发表《文艺批评三思》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批评的拯救问题，作者李树声认为：首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持；其二是批评工作者的职业精神和自律问题；第三，关于文艺批评的队伍、阵地、机制的问题。在第三点里，他这样说：“当我们对文艺批评猛击一掌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对其处境有所体谅，对其生态环境有所关注。”批评从业人员的那些问题，也许并不是当下批评不健康的主要原因，而我们的这些“号脉”者们在对当下批评现状的“会诊”时，又往往把其作为主要原因来分析和抨击，来概括当下批评的堕落，批评家的堕落。其实，批评最需要下猛药的“痛处”，或者说是“痼疾”，即在于改善、改良批评的生态环境。文学批评的堕落，最深层次的原因无疑是没有“他律”，没有形成“他律”的机制，形成“他律”的环境，形成“他律”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批评的健康，第一位的是生态的健康。没有批评环境的纯净，没有批评生态的健康和良性，何来健康的批评？ 而关于建立健康的批评生态，许多批评者都已经意识到了。关于如何才能清除生态污染，笔者也读到了不少的“对策”：譬如，叫停“谀评”现象（然而，人家就是“谀评”，批评失范，你能拿他怎么办）。譬如，严禁“圈子”。要求批评家和作家相对独立，避免文学批评的锋芒在社会化的交往中被磨损；（然而，人家偏偏哥儿们批评，你拿他怎么办）。譬如，提倡争鸣，鼓励对话，尊重学术的民主风气，尊重讨论的不同意见，作家与批评家都要有这种胸怀和境界，“双百方针”才能落到实处，才能真正推进文学发展。 以学术民主来说，文学批评，应当是批评家与批评对象之间建立起的一种平等对话方式，在这一“平台”之上，大家尽可以用一种摆事实、讲道理、与人为善的态度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姿态公允，而不是盛气凌人。倘若因为个人一己之恩怨，为报一时一事甚或一句话而结下的“冤仇”，文学批评便变成了冷嘲热讽、杀气腾腾、黑白不分、尖酸刻薄的人身攻击，这不仅仅丧失批评应有的公正和客观，损害了作家的创作和理论的探索，而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批评不敢讲真话，是因为不能讲真话，讲了真话，遇到骂街的“泼妇”，玩命的“泼皮”，真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环境不理想，真正的批评，优秀的批评，反而受到抵制，受到封杀，受到恶毒攻击。而庸俗的批评，劣质的批评，哥儿们的圈子批评，则一路绿灯，名利双收，名声大震，甚至成为可与演艺界明星同列的批评明星。从环境决定论的角度说，环境好，坏人可以变好人；环境不好，好人也可以变坏人。笔者不敢说，不少批评从业人员的堕落全是环境的因素，但是，批评环境的不理想，对批评和批评家的堕落来说，实在有其不可低估的作用。 拯救文学批评，一点对策 当下批评风气败坏的“权限”主要在两种人手中，一是有批评话语权者，一是授予批评话语权者。其中授予批评话语权者的责任更大，即报刊杂志又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作为文艺批评主要载体的媒体编辑、主编乃至主管这些部门的官员们，才是批评堕落的主要责任人。事实上，不少报刊杂志在不健康批评风气的形成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善良用心看，鼓励多说好话，害怕因为否定性的批评而引发“诉讼”的麻烦。李树声在《文艺批评三思》的文章里把批评堕落的责任推给了媒体，他也认为：“媒体几乎掌握了它的生存状态”。笔者认同这样的观点。 净化健康的文学批评环境要动真格，不是停留在“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吆喝上。没有手段，没有制约，没有制度，没有通过这些手段而造成的生态环境，一切的对策都是“空谈”。建立健康的批评生态，其实很简单：不健康的批评不发表！远离不健康的批评家！诸如中央电视台最拿手的“封杀”手段，报刊杂志也可以尝试运用。譬如《光明日报》带头，抑或写作《重视批评家的职业素质》的《文艺报》主编范咏戈先生带头制定一条明令，谁发了不健康的稿算谁的工作事故。我很欣赏刘士林的说法，“当代学术与文化市场在制度、管理、监督、问责、惩处等方面仍存在着诸多不健全的地方，从而给各种‘酷评者’‘抢滩’市场、‘恶意竞争’，以不道德乃至非法手段掠取‘象征资本’与‘现实收益’提供了大量的可乘之机。”［5］也就是说，当下批评界亟需强化“他律”。 管理报刊杂志的宣传部门更可以有所作为，如把批评风气的好转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作为考核报刊杂志的业绩来抓，对“增强批评的有效性”的报刊给予鼓励，给造成比较恶劣的报刊杂志给予通报批评，令其停业整顿。因此，营造批评的健康生态，不仅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文学制度作为保证，而且要有一批动真格的执行制度的措施和人。 然而，我们的学术批评的规范工作在做了吗？我们环顾左右，有多少报刊在“增强批评的有效性”？有哪家杂志在“健康”批评？ 文艺批评堕落的责任，究竟谁负？文艺批评的拯救，如何出招？这不是很明白的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与此相适应的文学制度、文学批评规范也必须随之建立。只有这样，文学批评的诚信度和公信力才能真正得以提升和实现。现在有没有这样一种批评，它在公众中具有权威性？就像美国的《纽约书评》，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同？中国的文学批评，什么时候才会有这一天？ 参考文献： ［1］杨光祖. 是谁让他们那样自负. 文艺报，2007.12.18. ［2］［5］刘士林.“酷评”：后现代版文坛登龙术. 文汇报，2005.5.13. ［3］吴义勤. 批评何为——当前文学批评的两种症侯. 文艺研究，2005.9. ［4］王志清. 文学批评请多自重. 人民法院报，2001.9.12. 原载：《学术与争鸣》2008年0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