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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文学史与后现代视角 于文秀在《文艺研究》2008年第10期发表《重写文学史与后现代视角》一文。该文认为，文学史的研究与重写中应有意识地引入后现代的维度，尤其在对文学史深层思想结构和精神框架的设定上，在文学经典化问题和实事史料（包括文学现象和文本）选择上都应有预先的前提性拷问和自我反思的维度，即给思想和结论一个预警机制，以免出现同一性的简单化判定和过于随意的主观化行为的产生。后现代主义因其对意义的过分解构而使其在整个文学史写作中难以拥有主导地位，成为总体原则，但它的某些主张和视角却会在某些方面为文学史写作提供很好的启示或参照乃至修正，从而使文学史写作能在更高层次上超越可能有的局限。因此，文学史写作显然不能完全没有后现代的维度。文学史研究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互缠绕，似乎是注定的命运。现代性提供的是意义的永恒寻求与追索，而后现代则是对意义自身的前提性反思与拷问。在两者的相互厮杀中，文学史才会越发炉火纯青，越发具有经典的品质。 文学的社会责任 王晓峰在《艺术广角》2008年第5期上发表《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文学》一文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个体化”和“个人事情”，不能躲避、脱离和断绝与社会、人的联系。文学是社会的，作家也是社会的，在书写或非书写过程中，作为社会上的特定职业的作家或者社会的一员，作家个人的一切都不可能脱离和不可能摆脱他所生活的社会与时代的联系、制约，在物质上，也在精神上。这些年来，在文学上流行“创作的个体化”的观点，至少不是实事求是的。如果说“创作的个性化”，倒是符合艺术规律。但“个体化”不等于“个性化”，文学不可能把自己孤绝于社会和时代之外，也不能过分强调和夸大创作者的职业身份和特点，将自己凌驾于生活和时代之上，以特殊的身份和职业心态相对于生活和社会。 批评家的价值体系有问题 曹征路在《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5期上发表《文学批评中的八个关键词》一文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公信力已经降到了冰点，公信力丧失的原因主要还不在于红包批评、圈子批评。丧失公信力的原因也不在于媒体的多样化，而在于批评家的价值体系出现错乱，皂白不辨，鹦鹉学舌，中国当代文论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语言。生怕不能跟人家接轨，这种心态在各个领域都有表现，反映在文学上，就是这些年来中国文坛一直以追求“西方承认”为目标，说得好听一点叫“诺贝尔情结”，说得不好听就是一部分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失去了民族自信心，放弃了文化权力，迷失了自己。 原载：《文艺报》2008-11-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