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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当今文化生活中，文学评论家、文艺评论家或批评家，几乎成为一种贬义词。人们往往暗指某些文学评论家是“风派”，或暗指是贪图眼前实利的人，如此等等。诚然，文坛的文学评论阳光一面人们也有目共睹。有气节、有操守、有学养的评论家，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敬重与推崇。但是，对于文学评论界存在的负面倾向也不能不予以正视。 评论家并非现代社会的产物，乃是“古已有之”。远的不讲，20世纪中国文坛的评论家经过多少风雨？有些评论家又变过多少次面孔？他们大约可以成为“表演”艺术家了。 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一般评论家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出现了评论大家乃至大师，鲁迅即是代表人物。而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的17年，还出现了茅盾、邵荃麟、冯雪峰、侯金镜、冯牧等评论大家，他们的身后留下若干可以品味的评论果实。但当时评论界的极左之风日益肆虐，棍子评论家应运而生。 “文革”结束后，伴随着思想解放大潮，以一批中年评论家为主体的“战斗群体”挺身而起，披荆斩棘、大刀阔斧地向极左思潮开火，把文学从为政治服务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促进了文学创作的一次初步繁荣。这些文学评论家历史功绩昭昭，世人不会遗忘他们。不过，这一时期的文学或文艺评论家的劳作依然具有“政治运动”色彩。评论家们的眼光主要集中于政治思想领域，而对艺术审美领域较少顾及。我国社会转型，商品经济兴起之后，评论家和作家一起得到解放，社会为他们提供了驰骋千里的良好环境。一些评论家也做出了若干受读者和作家欢迎的实绩；然而好景不长，评论家发生大的分化，一些人坚持在正确轨道上继续前行，另一些评论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拜倒在商品大潮的诱惑之下。 2 无可讳言，文学评论已边缘化，它的读者队伍日趋萎缩。这不能责怪读者，某种程度上是因果必然，评论家只能自食其果。一个个文艺作品的新闻发布会、研讨会开遍华夏大地。这种会议上的发言，会后的纪要或系列评论，莫不打上金钱的烙印。还有人花钱买名人序言、名人评论。这种序言、评论，左看右看，皆是宣扬对象的杰出文学成就，而细看纸的背后，无不写着“钱文交易”几个大字。评论家也真有本事，将评论对象吹捧得上可揽月下可捉鳖。也许红包越重，吹得越高，这是价值规律的作用。这种评论家早已丧失了自尊、自重与人格。 有的文学评论蜕变为江湖评论。江湖和宗派是孪生兄弟。文艺领域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宗派或现或隐，此起彼伏，令人眼花缭乱。宗派人士乐于采取江湖作风，二者联袂演出，对正常的创作与评论危害甚大。从事江湖评论者，未必看重银钱，而将江湖义气奉为行为圭臬。是弟兄之作，无论优劣，一齐上阵吹捧。江湖评论缺乏衡文的严肃与准绳，而以人划线，难免优劣颠倒乃至是非不分。 有的文学评论堕落为随心所欲的谩骂。这些评论家信口雌黄，只作武断，不作论证；有的甚至到了丧失理性的地步，逮谁骂谁，死人活人两由之。在这里，文学评论的行规遭到漠视。他们似乎以颠覆文艺评论正常秩序为使命。并非说文艺评论的标准、常态不可以颠覆，而是说既要“破”，就要“立”，既要拿掉旧的一、二、三，就得拿出新的一、二、三来。一骂了之，看似痛快，实则不解决任何实质问题。 玄虚评论是文坛更为值得重视的一种不正常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文学评论鼎故求新之风日盛。面对这一态势，有些人死守旧的评论模式不放，对引进西方的种种批评方法颇不理解，这显然不利于文学评论的改进与发展。不过，随着日月推移，这种风气日渐式微。倒是另一种倾向构成评论痼疾。评论界一些人食洋不化，半洋半土，不顾中国文情，文学评论写得严重脱离读者大众，演进成圈子里的读物。这种评论要么洋名词轰炸，要么以自己也未必知其所以然的理论或概念唬人。这种评论故作高雅，实则不堪推敲。其写作宗旨不在于评论作家作品，而在于炫耀自我，或塑造自以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自我。为了迷惑普通读者，他们搬弄似是而非的语词，文章无清晰逻辑，满纸虚妄之论，令人难以卒读。写这类评论的作者，也许以清高自许，不曾拿人“红包”，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前几种评论家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同质异形罢了。 3 如果说上述诸端，是某些评论家所作所为的表象，而他们深层的或说潜在的顽疾则在于学理思想的缺失。没有学理，评论与行尸走肉无异，这是甚为悲哀的事情。这里所说的学理思想，并非是指评论家作为普通人的思想，而是指评论家从事评论职业的学术思想。这就是:评论家要有自己独立的相对稳定的文学评论观。 评论家的文学评论观，是评论家的文学观与评论对象即创作实践的中介环节。文学评论观并非从理论概念产生，它是评论家的人文修养、知识素养与文学素养积累、消化、沉淀、凝聚而形成的衍生物。它既不是空洞的概念与判断，也不是感性的统一体，是化为评论家的神经，是不可触摸而又真实存在的思维状态。 文学评论是审美活动。文学评论观应是审美性与求真性的统一。文学评论文章不同于一般人文与社会科学论文，不能以求真为唯一目的，它应该是真、善、美的统一。由此可见，评论家的评论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 改革开放，欧美文学理论如潮水般涌入，这为文学评论家提供了较为广泛的选择和可能性。显然，域外文学理论要扎根，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评论家要依托它们构筑自己的文学评论观，也需要一个过程。 文学评论家面临的难题是，中国当代文艺学还不成熟，这为文学评论家培养自己的文学评论观带来困难。但是不成熟，并不等于没有胚芽。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不可以坐等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成熟，而要肩负起和文艺理论家共建文艺学的重任。文学评论和文艺学可以互补互动，也必须互补互动。这种契机，从某种意义上讲，为评论家们提供了广阔的驰骋空间。 原载：《文学报》2008-12-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