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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如何重建合理的文学批评秩序，恢复文学批评的价值信度和批判精神等批评业界的“元问题”再次受到人们的热情关注。我想问题主要源自批评家对当下批评失范以至最终失效的深度焦虑。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文化消费方式的多元化、快餐化直接导致了文学的边缘化，而批评似乎也已经沦落为边缘化的文学生产链条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更为可悲的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下，批评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被文化资本玩弄于股掌的可怜筹码。事实证明，很多所谓的文学批评背后总是隐藏着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于是出现了批评的传媒化、圈子化、“山头”化，于是有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有些批评家甚至甘为文学舞台上的二丑、掮客、经纪人，置批评尊严于不顾。如果说文化的“后现代状态”是批评不得不面对的外部压力，那么批评本身的堕落则是其内部的自我消解。可以肯定的是，先有批评的危机，然后才有试图摆脱危机的讨论和努力。 面对批评的诸种乱相，也许不会有什么药到病除的美芹良策，但人们还是倾向于把问题看得很严重，热衷于开出各种药方，诸如坚守批评家的道德底线、完善文学的社会评价机制、提倡文学的独立批评等等。但问题是，这些所谓对症的药方针对的多是文学批评的表象问题，药方本身则多为不得要领的老生常谈、就事论事，无法触及问题的根本。那么，批评危机的症结何在呢？我以为，批评的失范并不必然导致批评言说的失效，况且批评的失范现象也往往为一般严肃的批评家所不齿。所以，批评的真正失效不在于利益拨弄下的众声喧哗有可能淹没“真理的声音”，而在于批评面对文学事实时丧失了基本的解释能力，因此不再“被需要”。一句话，危及批评前途的只能是批评自身。 毫无疑问，批评家对文学现状的基本认知方式直接决定了文学批评解释能力的大小，也就是说，文学观决定了文学批评是否有能力介入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进一步在时代的思想文化进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选择什么样的文学观便成了问题的关键。在当下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确实面临着文学史观和文学批评观的选择；如果从作为对文学的基本认知方式层面考察，文学史观和文学批评观二者显然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那么，我们的文学批评需要一种怎样的文学观呢？在近年来的学术讨论中，有两种主要观点逐渐沉淀下来：一是温儒敏先生所力主的“重返文学性”的说法，我们姑且称之为“纯文学观”；一是杨义先生多年经营的“大文学观”，强调从广阔的文化视野和人的生命意识透视文学。这两种文学观在学界均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吸引了很多学者批评家分别给以引申、论证，但有意味的是，存在着本质分野的两派观点却从未有过任何学理上的争鸣。我想，是否有过争鸣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文学事实，应该采用何种方式看取它才能给出更有效的解释，才能更深地介入民族精神建构，是回到“纯文学观”？还是走向“大文学观”？这确实是个问题。 把“重返文学性”一派的观点概括为“纯文学观”是为了本文叙述的方便，是一个不尽准确的权宜之计。因为谁都知道，“纯文学”作为一个批评概念不仅早已失去了它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号召力，而且在今天看来甚至有点声名狼藉。那些曾经把它当作信仰一样捍卫过的批评家早就舍弃了它，转而声称提倡“让文学回到文学”的“纯文学”只是使文学摆脱意识形态压抑的策略性选择。在上世纪80年代，虽然没有出现摆脱政治的所谓“纯文学”，但提倡“纯文学”的历史功绩是无可否认的，一方面它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教条中解放了新时期文学，使文学有充足的理由配合思想解放的（政治）文化诉求；另一方面对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文学性”给与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使对文学的文体学批评与研究成为一时之选。上世纪80年代末，“纯文学”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继而“重回五四”、“现代性”等理念取而代之，受到学者批评家的青睐，文学如何参与民族的现代性建构遂成为主要的甚至惟一的文学阐释维度。经过十年的批评研究实践，在世纪交替之时，很多人站出来宣称以现代性一维建构文学阐释模式的时代应该结束了。我想个中原因一是文化转型过程中价值多元化对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渗透，一是学者批评家在多年的文学阐释中累积了对现代性不无反感的话语疲劳。现代性的认知方式既然被遗弃了，那么文学批评研究该往何处去呢？2001年，温儒敏先生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一文，引起反响，之后几年中，温先生就此问题多次著文，至2007年在《文学评论》发表《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而总其大成。温先生试图以一种否定叙述为文学研究“减负”、“瘦身”，划定“边界”，文学的思想史研究、“现代性”阐释、文化解读都被他认定为程度不一的研究“越界”。尽管温先生在论述中尽量保持了持论公允的姿态，但他还是倾向于认为文学研究应是一种审美经验研究。温先生的立场表现了他对“文学审美性（文学性）”的坚守和对“学科纯洁性”的捍卫，带有较深的“纯文学”时代的烙印，所以，将此派观点称为“纯文学观”也并非全无根据。虽然温先生主要就文学史立论，但其影响所及似乎不仅限于研究界，“重返文学性”在很多附和者眼中甚至应该成为较具普适性的文学认知方式。 与温先生从否定中立论的方式言说“纯文学观”不同，杨义先生对“大文学观”则有明确的界定。他认为，以充分的历史意识纵观中国文学史，就会发现中国文学观念经历了从“杂文学”到“纯文学”再到“大文学”的发展；而目前文学进入的正是“大文学”的时代。在他看来，“大文学观”的核心是从生命体验和文化认知的角度看取文学，它既是新世纪以来文学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当下治文学者应当具备的文学观。他认为“纯文学观”“过度强调文学，就是对文学与文化，对文学与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的一种阉割” （《通向大文学观》）。“大文学观”是杨先生近年来继“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之后提出的又一文学见解，可以说，“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就是他运用“大文学观”进行的成功的阐释实践。在以大文学观理解当前文学方面，杨先生认为，一是要打破对文学保守的概念化理解，以开放思维直面文学（写作）事实；二是正视文体类型历史变迁的合理性；三是从文化视角解读文学的泛化现象。 如果单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上述两种文学观确实昭示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批评倾向；进一步，如果将两种批评倾向考之以当前的文学状况，二者又会表现出判若霄壤的解释能力。 想要全面准确地描述当前的文学状况无疑是个难题，但文学在新兴媒介尤其是互联网影响下出现的全球化、市场化、图像化、大众化、肉身化、快餐化、博客化等等却是谁都能够感觉到的事实。2007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正式启动了国务院国情调研课题“全国文学网站年度调查报告”，该课题的宗旨是：“对全国文学网站的内容、发布机制、作者队伍、读者群体、社会影响、与传统出版之关系等作出精确的统计与分析。” 中国网络文学的规模化兴起是新世纪以来的事情，经过几年的发展，网络成为文学写作、发布、传播的第二大媒介，甚至有超过纸质媒介的趋势；同时，网络文学也走出了最初界定上的含混状态，而成为无可置疑的文学事实。此次网络文学之成为国情调研课题正说明它已经改变了我们已有的文学格局，从而当我们面对当前文学构成时不得不正视它的巨大影响。网络文学的写作方式、发布方式、传播方式与传统文学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网络写作打破了已有的文类分野，正在改写着文学的定义。网络写作中，以网站的原创文学、博客写作、手机（短信）文学影响最大。从这些写作形态看，有三个特点不容忽视：一是写作行为的非职业化、大众化，“喜欢所以写作”，因此，写作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精神生活方式；二是写作过程的开放性，读者可以深度参与写作过程，因此，写作不仅是单向度的言说，有时也可转换成一种广泛的精神交流；三是网络写作改变了我们以往对文学、文学性的单纯界定。网络写作并非应用型写作，所以在文笔两分的文学界定中只能属于文的范畴，但它又往往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性，正如南帆先生所言，由于历史氛围的改变，文学的某些特征（如文学的语言形式等）可能淡隐，甚至僵死；同时，另一些特征逐渐增强，进而演变为新型的正统。（《理论的焦虑》）网络文学向正统文学的渗透是可能的，它也许正孕育着某种新型正统的萌芽。 总之，网络文学已经成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必将参与到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建构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当前文学状况呢？是以守成的姿态坚守固有的文学理念，部分接纳符合文学惯例的网络写作而排斥其余？还是放开我们的文学视野，在网络写作中挖掘我们的生命体验和文化因子，从而参与当代的思想文化进程？我想，“大文学观”更有理由成为我们时代的文学认知方式，更有可能带我们走出文学批评的困境。 原载：《文艺报》2009-01-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