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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艺术世界与写作状态 赵勇在《文学自由谈》2008年第6期上发表《面向世界：中国当代文学还缺少什么》一文认为，作家往往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身心不舒展，思考就不到位，感觉也不活跃。长期与这种环境为伍，作家就会在无意识深处形成一种自我禁锢，甚至在妥协中逐渐认同这个环境，以为这就是写作的自由境界。而在这种写作状态下出现的文学，只是某一方面片面发展的文学，却不可能是健全的、成熟的文学。因为在写作中，一些思想的维度是不应该被事先删除的，它们不一定就会进入到文学作品中，却保证着艺术世界的精神亮度。你事先把一些可能带来麻烦的思想维度消灭在萌芽状态，它们没有参与你的艺术世界的建构，你的艺术世界怎么能够丰富完善呢？不能充分体验自由的人，他的目光很可能有短视成盲视之处，他所建构的艺术世界就会变得残缺不全。 通往“底层”之路与真正的文学 梁鸿在《上海文学》2008年第12期上发表《通往“底层”之路——对“底层写作”概念及批评倾向的反思》一文认为，不能否认的是，“底层写作”，包括对“左翼文学”的重新提倡，的确以某种方式唤起了作家对当代现实和人民大众的关注，扭转了“纯文学”以来当代文学的重大偏颇，但是，这一倡导应该以谨慎而警惕的方式出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始终是此消彼长，辩证存在，很难达到两全其美。而历史的教训证明，文学虽然必须以现实为支撑，但当文学被要求一定为“现实”（重大的、社会的、政治的现实）服务时，总会结出这样那样的怪胎，最终的结局总是文学本身被吞噬掉。 中国文学史界的“万里长城” 梅新林、俞樟华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发表《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主要体式与成果》一文认为，中国学术史源远流长，其研究方法和形式也丰富多样，大致有八种类型：一有以庄周《庄子·天下篇》为发端的序跋体。二有以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为发端的传记体。三有以刘歆《七略》为发端的目录体。四有以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为发端的笔记体。五有以朱熹《伊洛渊源录》为发端的道录体。六有以黄宗羲《宋元学案》为发端的学案体，这代表了传统学术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七有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代表的章节体。清末民初，由梁启超、刘师培等引入西学理念与著述体例，章节体成为学术史研究著作之主流，标志着中国学术史及其研究的走向现代并与世界接轨。八有以民国期间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为代表的学术编年体。文学本与学术相距较远，但因文人与学者双重身份的混合以及文人学者化的推进，彼此常常分中有合。关于中国文学编年，既有通代之作，也有跨代、专代及专体的编年之作。而集大成之作是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中国文学编年史》虽是在前人诸多成果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的一部编年体文学通史，但并非简单地加以汇编而成，它在编纂主旨、体制、史料、史识等方面皆有自己的独特追求与重要突破，被誉为中国文学史界的“万里长城”，代表了中国文学编年史领域中最重要的建树。 原载：《文艺报》2009-01-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