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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针对当前比较文学界批评缺失的现状，以理论批评带出学术批评，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边缘学科，其学科实践和学科理论，一直处于文学研究的前沿，但与任何其他相关文学研究学科相比，也有其他学科几乎从未有过的疑惑和辩难。本文提出比较文学本土批评和比较文学理论建构，即正向的范例批评和反向的反例批评，对于比较文学同样重要，并以此配合比较文学的个人化、独创化、中国化理论及其实践范例的树立，实现比较文学批评的学术化和正常化，以严肃的东方批评构成世界批评总体的一方声音。 一、作为一种文学批评 比较文学作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文化窗口之一，任何一个就读于80年代中国大学的学人，无不为它所携带的异域信息及其与自我的比对所感染，并因此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了跨文化知识。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新时期比较文学的领军学人乐黛云先生就主张“开放的比较文学”。这一说法，本意是给眼界并没有机会大开的谋生学人，一个眼界大开过的学人的经验之谈或眼界大开之感慨，而且确也在西方比较文学兴盛而无人愿意撰写比较文学原理，中国上一辈比较文学先行者如钱钟书等不去写比较文学原理的时候，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建设，这对百废俱兴期的感性比较文学研究还是起到了理性规范的作用。但没有想到这一理论出发点也具有二重性、两面性，它同时也给“无边的比较文学”打开方便之门，造成了比较文学理论及研究实践庸俗化的后果。乐黛云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四川大学讲习班上，特别提出了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理论批评和实践批评范例，曹顺庆近年主张比较文学要从历时研究改为共时研究，这一理论内涵了比较文学不是甲乙文学史的叠加，即如谢天振所发难的A加B模式的庸俗低级的虚假比较文学一样的学理呼吁。这种学理呼吁的理论内核，暗含了比较文学要从历时的纵向的视野，转向共时的横向的视野的文学批评学主旨，比较文学并非文学史、文献史，而是一种文学批评。 如果以一句话来表述，比较文学其实是国别文学在文艺学或文学批评的共时批评眼光下，以某原典国别文学为研究对象，以其他国别文学或文化现象为参照，对该原典国别文学对象的共时性批评，从而与对该原典国别文学的文学史研究相区别，因而比较文学实际上是以该方法实现了对国别文学作为文化或文明差异性存在的丰富性、多面性、被遮蔽性、普遍可传达性、特殊地域性的广泛、深入的观照，同时以这些成果为一种蓝图中的世界文学和美学普遍性理论批评意图提供例证和参照。这样，比较文学实际上是在国别文学的平台上出现的对国别文学的文艺学观照，比较文学批评暗含了研究者内置的文艺学普遍观念，但是该文艺学观念却在与其他国别文学或文化现象的参照中，在原典国别文学差异性的丰富性、多面性、被遮蔽性的渐次揭示过程中，得到修正的文学、文化、审美普遍性，表面上是对国别文学差异性在跨文化或跨文明背景中的揭示，内含着对世界文学的普遍性建构的修正和解构。因而，比较文学与国别文学一起，是文学研究的基础阶段，国别文学是在历时的线索上，对国别文学的本文化圈内部观照，比较文学是在共时的线索上，对国别文学的跨文化圈观照。 比较文学是文学批评，还暗含了美国学派将比较文学看作为文学理论即文艺学的说法，惯常以为比较文学内涵了总体文学的指向，实际上这一总体文学的指向如果剔除了其中的西方中心论的同一性研究取向后，就可清晰地看出其把广泛的不局限于本文化地域而伸展于跨文化地域的文学，置于文学批评学领域之内的理论胸襟。比较文学在当代美国的发展已经可以用一极其简约的术语criticism暨批评来表示。比较文学作为文艺学或文学批评学的内涵学科和邻近学科，只不过是以差异性研究的基本理念和方法论，与以同一性研究为基本理念和方法论的比较文学以及文艺学区别开来，二者一以跨文化特别是跨文明的文学相似性为基础，差异性为旨归，一以世界文学作为总体看待文学的一般性。文艺学本来只是本文化圈的国别文学的文艺学，但在跨文化乃至跨文明的全球化时代，一种局限于本文化圈的文艺学不可能逃脱在跨文化领域内批评的文化沙文主义倾向，文艺学顾名思义的内在普遍性或哲学性，要求它必须以追求跨文化乃至跨文明的解释有效性为旨归，比较文学的出现为这种普遍的文学哲学或哲学文艺学的元话语体系提供了基本题域和话语参照，因而比较文学必然以比较诗学为指导，虽然比较诗学是以民族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为对象，但以民族文学的跨文化研究为对象的比较文学却离不开比较诗学的理论涵盖，比较文学必须走向比较诗学，这样的比较文学才有学理和学科的存在意义。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的出现，本来是各个国别文学的集合名词，作为各个国别文学集合的世界文学，但这里恰恰不能陷入一种可能的普遍的世界文学的实存观念，因为世界文学的展现，恰恰是以各个作为差异性实存的国别文学的共时展现为前提的，虽然世界文学这一说法，是一代哲人歌德和马克思在差不多的先后时间内提出的，但我们最好把它看作为一种国别文学的共时的世界展现，而不是一种有普遍性文化基础的文学、审美集合体,如果有人特别偏爱世界文学这一名称作为术语，那就把它看作为与总体文学一样的术语吧，至少现在在愈来愈以商品化、同一化的物质文明带动精神文明的这一全球化趋势，愈来愈有愈演愈烈之势之时；但比较文学恰恰就是要以差异性形成对全球化的制衡局面，在全球化和差异性之间保持一种必须的差异性和适度的普遍性；所以说当代比较文学就是处理国别文学的文化特殊性和跨文化普遍性的关系，这一说法也是合于比较文学的内在学理和历史使命的。 比较文学也是在与其它文学学科术语的学理区别中实现其功能的，它们应该是这样一个学理系列，比较文学暨比较诗学正是处于民族文学批评向文学哲学暨元文学批评的中间结点上，是以文化差异性现身民族文学批评转向以普遍文学规律现身的文学哲学暨元文学批评的必要过程或曰跨文化之桥。比较文学作为文学批评，以共时研究眼光将处于历史境遇内的文学文化现象当成现在发生的当代史，并指出这种当代史的当代意义。那么作为一种文学学术史说法的比较文学史，又是以怎样的质态存在的呢？作为一种文学学术史存在的是国别文学史、文学关系史、比较文学研究史。国别文学史当然是传统文学史。文学关系史即法国学派的以国别文学之间的实际影响关系为对象，是传统文学史在跨文化领域对文学影响关系的实录。那么比较文学史指称的是什么呢？它应该以更为具体准确的说法出现——文学关系史、比较文学研究史或比较文学批评史。文学关系史的代表范例是曹顺庆主编的《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2]，以横向的文学交流和影响关系的论述，展示了各个民族文学史研究的对象，由民族文学各自孤立的发展到在跨文化交流和影响中的互为影响发展的本土化和内在化，并且丰富了各自的文学差异性的进化过程，补足了文学史写作中仅有的纵向的文学发展史写法。比较文学批评史的说法最早来自于杨义、陈圣生近年的《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纲》[3]同名专著，以作为一个学科的名义上的比较文学并未存在之前的暗含比较文学批评方式的文学研究为对象，但不成想它却暗含了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学的内在学理。不过，在近年的出版物中，却有以平行研究方式进行的大部头的亚非欧、东西方文学史，其所以自称为比较文学史，其实正是A加B的鸿篇巨制，除去若干同异归类，我看不出这种归类对各个所谓比较对象已经经过国别文学研究所发掘出的原点有任何的添加和改写，基本是对原国别文学原典研究的改写、复制，如果它未能对各个民族文学差异性的丰富性有任何揭示或提升，那么它应该不是比较文学史，而是文学百科辞典。比较文学研究史是学术史上以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或方法对文学进行研究的学科史。以史指称，预示着该史将以客观化的形式现身。而比较文学恰恰是一种方法论先行的特殊学科，研究者的主位意识和研究对象的客观化要求始终使比较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先天的解释学，由于方法论的根本不同，比较文学的最终成果所达致的结论可以完全不同。比如李白与浪漫主义的比较文学研究，若以同一性研究为指导，李白感情面对自然的豪情万丈，确与欧洲浪漫主义有不谋而合之处；以差异性研究为指导，则发现李白与欧洲浪漫主义的感情面对自然的表象相似性之下，原来指向着完全不同的感情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在欧洲浪漫主义来说，感情的现身是与理性秩序代言的自然的抗争，乃至进一步用不可能的人的情感伟力完成对不可逾越的自然秩序的征服和逾越，二者是一种对抗和征服的二元对立关系，还未曾上升为一种和谐的审美关系；而在李白来说，感情只是自然的境界延伸，其豪情万丈与自然秉性缘于二者本来的鱼水关系，所以感情借力自然，自然借力感情，成就了天人合一的大道至境，二者本无原则上的区别，本来就是浑然一体的和谐的审美关系。李白与欧洲浪漫主义这一话题的并置研究，反而见证了二者并无文化差异性上的同一性，却有文化差异性的必然性。比较文学实践上的种种似是而非，要求比较文学研究，在进行比较文学实践的同时，还要对比较文学实践的最终成果进行批评，当然这种批评是在比较文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即以理论批评带出学术批评，正如不同的比较文学理论造就了不同的比较文学实践一样，不同的比较文学理论必然指向非此即彼的比较文学实践批评。 相对于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文学理论等分支学科，其学科理论已经长期的历史发展，而有了相对固定的学科规范、基本知识基础和研究样式，任何投机取巧或者知识的露怯都会轻易地展示于公众面前，而背上学术伪劣的牌号不得翻身；但比较文学暨比较诗学，却因其边缘学科的特质和较短的发展史，在学科规范、知识基础和研究样式等方面缺乏科学化的尺度或标准。许多原在某国别文学领域试水不爽的，采取最为简单的两国文学并列同异方法或者在单独的国别文学范围内加入一些比较方法，就俨然成为了比较文学乃至比较文学范例，反而在比较文学界俨然咸鱼翻身；其实业界有基本文史哲修养的，都可以轻易地感觉到这些是不是比较文学以及是不是比较文学范例或者比较文学反例。但是，这种边缘学科和新兴学科惯有的鱼龙混杂、精品与草包共处的学术现状，要不是仅仅以一句话感觉义愤，而是在学理上给予系统批评，确是当前比较文学和文学研究界所要严肃正视的当务之急。因此，比较文学首要的是建立一种反思的即保持自我批判精神的学科良性风气，严肃地追究自己的学科理论及其在文学学科以及人文学科的适度存在理由，然后就要在严格遵守严肃的学科规范、知识基础和研究样式的方式下，树立自己学科的批评范例，指出并剔除搀杂在自己学科的批评反例。这样，比较文学因其同时性研究的内质而成为形式上的文学批评，并且又因其边缘学科和开放学科的内质而成为表象上的自我批评，从而形成理论批评、实践批评、范例批评和反例批评的四种文学批评并进的局面，而且这四种批评，对于当前被人诟病的比较文学来说，都同等重要。 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批评的说法，可以帮助理解那些有关比较文学的谬误观念及其荒唐做法。比如比较文学是采用了比较方法的文艺学或总体文学（文艺学一旦用了比较方法就同时变成为比较文学）；比如比较文学是采取了同异比较的国别文学（外国文学或中国文学一旦用了异同比较就同时变成为比较文学）；比如比较文学史是采取了异同比较方式的多国文学史（多国文学史一旦放在一部书里展示其异同就是比较文学史）。这种无边的比较文学使得比较文学的边界无限扩大，使得比较文学成了无法定义的文学研究，也就如那些比较文学取消论者说的一样，最终到了比较文学自己的末日之途。 二、反例批评 现在原因已经简单明了。 一是比较文学理论在特别宽泛的范围内允许了“法国学派加美国学派”的比较文学概论书籍的极度泛滥，丧失了自己本来具备的理论批评本性；比如某“比较文学读本”——中国中学生比较文学教本——中学生比较文学，实际上充其量只是双方文学基础知识的初级对比而已，可被教育行政部门官僚以为这就是纯粹比较文学，走向实用的比较文学，“咵嚓”一声盖上了定性推广的大红印——这是新中国学术历史上又一起学术世俗化、学术“为工农兵服务”口号的翻版玩笑。 二是编辑部和出版社文学编辑，本身出身于这种无边比较文学课程的大学教育，加上一个人可能对付几个相关二级学科的业务，不可能形成严密的质量把关。例如，有的国人更有其甚，三、四年之内连连以“著作”的名义出版了三、四部关键词相同的比较文学概论类书籍，分别叫做比较文学的原理、读本、原理与实践等，我实在怀疑若是一本专著，竟然几年内会有数度推倒数度重来的可能，除非本来就是粗制滥造的垃圾，可以废物复制，如果是中国古人自律推赏、精心推敲的专著，它只可以再出修订本，而决不可能连年翻新。安知否，“不破不立”、“标新立异”、“批评和自我批评”本来就是人文学科良性发展有益社会的要义。以著名比较文学家叶维廉为例，尽管叶维廉在模子寻根——差异性问题上有着许多真知灼见，但他还未曾写过一部专门的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原理之类的专著。也许这本来就是西方人文学界的学术习惯，未必非得像中国当代人一样热衷于写概论、原理类书籍，每校每专业编一本自己的教程，书店里这类教程教材汗牛充栋，翻开来则大同小异，难道中国大学文科高等教育竟然表面分化到如此利害，非得自立一体自行一套吗？如果真是自立一体倒可能说明其独立思想，然而若是里面除了体例略有改观，根本观念却难觅不同呐？所以叶维廉至少是学术诚实的表率；而某甚者，不过是当代中国不求青史留名，但求赚钱养家的平民且庸俗的知识工人，在以数量置换质量、以商品替代独创、急功就利的整体文科评价体制中的可怜牺牲而已。虽然我等如此对某甚者厚道，即如对我等曾特别羡慕的王铭铭一样厚道，王铭铭只不过部分地将个人翻译拷贝为个人原创，本人还是一个引进西方先进人类学思想致力于中国本土人类学原创的学术先驱，但某甚者之流实则以学术垃圾的样式，在自身小环境里复制了比较文学的学术泡沫，在学科大环境里骗取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幻影，在更大的跨文化环境里败坏了中华民族的学术质量和名誉。 三是现有的比较文学理论容许了那些无边文学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登堂入室，国别文学研究者频频以诸如“比较视野中的A加B文学”或如“比较视野中的欧美诗歌”，这类根本违背了比较文学定义的文种到比较文学学科沽名钓誉。同文化圈文学比较不是比较文学。无论是文章还是书籍，只要是采取了并非寻根究底的差异性研究方式，而是采取了同异并列的小朋友排排坐分果果式的同一性研究方式，就可视为知识罗列的知识百科辞典或课堂教案，并非学术研究论文和专著。这种东西还有什么样的学理和学科意义呢？您翻看了“劳伦斯与郁达夫”就知道。劳伦斯是外国文学专家的研究成果，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专家的研究成果，放到一起加个连词，就成了这本书的作者的成果，这样的比较文学实在是太简单了，开着学术研究的国际玩笑，引领着英特尔电脑拷贝、复制、复本的潮流。用并非科学学术的严肃、严厉眼光而是国人搞好关系的温吞、玩笑眼光瞄一瞄，至少定性为编攒或编撰的书籍吧，知识多了掉书袋，对无论是劳伦斯还是郁达夫研究并没有任何进步或深入，但可以扩展知识面和知识量，中学生、小学生比较文学，不就是指的这个吧。只是有一点，它绝不是专著，不会对人类知识的深入有半点收益。君不知，理论的创新虽则要达致实践上的落实还有一段时间的积累，在意识上引起注意则在研究生教育上早已确立，代表了这样的导师决不误人子弟的授人、树人之天道，可以看见，硕士特别是博士论文题目，早已没有甲与乙比较之类的说法了。而以上述文例为基础建立所谓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位点，难能其会想到如此而授学生；他们应该抱着虚心的态度从行动上皈依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的典范，而不是口头拜菩萨，一旦骗得菩萨画勾，即刻返还“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的地界。而独创性研究如乐黛云所著《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将与劳伦斯大致同时代的尼采的悲剧主义、英雄主义、破旧立新精神，放在与郁达夫大致同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考察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当代中国打破禁锢、改革开放的思想意义，成为特殊历史时代的比较文学和思想革命的双料典范文献[4]。 正如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刘东教授，在《读书》（2001.1.）中所言，“再次强烈地提示此中的风险——因为世上最可怕的风险，莫过于身在险中不知险了。但我一定要表明的是，我倾向于认为，我们根本就缺乏一种可靠的手段，来检验经由比较而产生的简化结果，……而如果应用得法，它也照样能使我们丰富和复杂起来，与日俱增地环顾到事物的多个侧面。” 刘东以为他“暂时对此尚无答案”的取向，正在于比较研究必须采取能够使我们丰富和复杂起来的话语方式才能避免知识的简单化、贴牌化，以使自己从事的专业逃离足以自嘲的庸俗的比较窘境。当我们为比较研究着魔一般地追求永无尽头的相似物而担心，以为A = A’只会带来简化的结果，并不能使我们的认识能力有任何发展的时候，差异性研究把寻根溯流所寻找的相似性，重置于差异性及其永无止境的生命进化中，它将使我们自身不能逃离而时刻置身其中的文化圈日益丰富和人性化起来。可惜的是，对于某些反例来说，这可就难为他们了，年龄大了容易迂腐，品质恶了容易惯犯，学问浅了容易昏招，肚子饥了容易劣食，也是生活所迫；刘东智性的语言方式只能为智性的学人理解，并相继提升为自觉的比较差异性意识，如果他还想到比较文学里探险的话。 四是现有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竟然允许了作为无论是比较文学还是外国文学研究者所必须具备的工具语言——外语不必过关，就可从容信步于该学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外国文学名著的经典译著的重译浪潮，在此重译浪潮中，发生了许多起翻译抄袭公案，可惜的是中国当时的知识产权法律建设仍不完善，未能及时形成定论，只是在知识界形成了共识。那时，上海的《上海译报》和《文汇读书周报》多次刊发了雪莱抒情诗集的公认经典译著者江枫，对当时重译的“雪莱抒情诗全集”的质疑，质疑内容除了对相同的一字不差的译法的列举外，更为重要的是，对再译与原译所犯的一样的翻译错误给予了一一揭示。当时被质疑者沉默无对，十几年后被质疑之译竟自成为大张旗鼓叫卖的经典之译。顺便要提及的是，这种对重译与原译共同的翻译错误的列举方法，是翻译界公认的翻译打假实证法。西方的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从业者要求必须具备两门或三门专业对象外语作为基本专业语言，但如果说连一门专业对象外语都不具备，譬如中文系之比较文学学人和外国文学学人（那么外语系教师已经具备了两门或三门专业对象外语基础，难道不更应该在外语系设立比较文学学科吗？），我们该如何将其称为比较文学学人和外国文学学人呢？正如外国和港台地区学人所质疑的一样，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不能熟练运用对象语言的寄生虫式的比较文学学人和外国文学学人罢了。而这些寄身中文系的上述外国文学学者该如何处理呢？正确的做法，一是象北京大学中文系一样，不设专门的外国文学学科；二是反现在学道而行之，将这批既有中文系的外国文学人员与外语系为主体的外国文学人员共建，当然这样才能促进这批中文系外国文学人员的外语专业水平的提高（而外语系学人因此才会自觉地不再把外语仅仅当成一门与己无关的客观语言技术，而是把外语当成与汉语一起具有跨文化功能即跨文化并置和跨文化传递的崇高使命语言），让他们和现在那些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生一样，远离只能利用二手文献、二手译稿的二道贩子式的贴牌作坊，面对答辩会上“你的一手文献怎样？”诸如此类的正常学术诘难。 您能设想一下以上述“雪莱/劳伦斯/读本”这样的中文外国文学三例，组合成比较文学学会的学术招牌吗？而该地区原先仅有的二位比较文学老博导殷教授和李教授，虽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成名，位居国家一线外国文学专家和比较诗学专家，竟被蓄意排除在外。三例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比较文学学科被置换成国别文学学科，国别文学打着比较文学的旗号横行于市。比较文学置换成外国文学后，外国文学堂而皇之置换成汉语改写法。比较文学真要是被外国文学偷梁换柱，那么首先倒不是比较文学学术权威的悲哀，而是中国本土比较文学理论的无能，应该是三例组也一是看到了比较文学受国家教育权力的推崇，二是看到了比较文学比之外国文学在中文系因非国学而被边缘化，所相对具有的当前学科优势吧。实际上，“读本/劳伦斯/雪莱”三例组所代表的自命的比较文学范例，并没有觉察到比较文学界潜动的潮涌，没有一个人文文学大学科内分支学科，像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这样面临着被质疑的惶惶危机，被其他相对成熟、独立的学科嘲笑的窘态，这个时候我等的提醒恰如年内股市分析师提醒，股市酝酿泡沫，投机入市小心破产！这个时候，范例尤其要树立品牌唯我独尊的规范作用，品牌的警世作用，品牌的醒世作用，品牌的喻世作用，让投机者丧失市场，或良心发现、改邪归正，或退出学术历史舞台。特别是在国外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对知识产权、知识品牌、知识造假特别重视，严厉打击知识造假，以充分维护国家、人民的知识权利的时候，我们中国国内还不能建立切实有效的打击知识造假的学术体制，来保障国家和人民的知识习得权、知识产权、知识品牌，形成良好的知识风气。比较文学界可以先行一步，正面树立比较文学的知识品牌，构成学术体制和学术风气上的范例。 三、范例批评 限于篇幅，笔者在此谨以1、比较文学理论、2、比较文学实践、3、翻译研究，等三个方面给出范例如下。 1、以理论的个性、独创性、严谨性、系统性为标准看待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理论著作 我等个人以为有三种90年代末著作可以入比较文学法眼，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一是乐黛云、陈跃红、王宇根、张辉等著作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5]，以西方哲学解释学为比较文学基本理论基础；二是曹顺庆、徐新建、吴兴明、张荣翼等著作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6]，以语言论和生存论运思的跨文明异质性为核心建构比较文学；三是饶芃子、蒋述卓、余虹、钱超英等著作的《中西比较文艺学》[7]，以批判的比较文学理论即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可比性悖论为背景反思中西比较诗学的话语空间。 2、面向现代民族文艺批评的比较文学实践 20世纪初期，中国比较文学还没有学科建制甚或自觉的学科意识，还仅仅以文学或美学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就将比较研究的指向落实在中国自己的文学和美学思想建构上。这种落实以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为内在背景，以现代知识学的范畴逻辑构架为外在形式，给中国几千年的个人诗话式的感悟式批评样式以学院派的破天荒改造。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继承了这种比较文学回归民族文学批评的学科倾向，将自己的学科身份有限度地化约到文艺学、美学、当代文化思想批判与建设中。二十世纪中国最后的二十年，是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思想解放口号叫得最响、行动也相当显著的二十年，但思想解放和复古思潮的斗争也未曾间断，面对风起云涌的“文化热”、“方法热”、“国学热”，面对东方主义的文化霸权、面对古今中外这两对二十世纪中国不可避免的比较对子，乐黛云重新解读了国学热中的吴宓、陈寅恪、汤用彤关于中外文化交汇的思考，认为比较文学及文学理论尤其要适应转型时期的新要求，讲出自己的话语，总结各民族长期积累的经验，从不同角度解决人类在文学方面共同面临的问题，这就正面促成了她发掘中国思想中的有益合理因素，响应世界共同的文化浪潮所激发的文化危机和科学原罪问题的挑战，这就是改造儒家兼及道家及杂家的“和而不同”思想，作为响应这一挑战的思想武器——新人文主义。曹顺庆面对同样的文化问题，采用了与乐黛云不同的路径。文化热和方法热中过度泛滥的西方话语如果完全缺乏中国的呼声和中国的问题，将使文化热和方法热流于真正的西方主义，那将是中国一代学人甚至新文化运动以来几代学人的悲哀，因此，将现代西方话语与中国传统中有益的话语和现代中国问题的适度结合，就成了当代学人学理的必然。这就是失语症所指示的汉语诗学——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重建。 与曹顺庆通过古代诗学和西方诗学的两个方向上的反思构建汉语诗学的路数不同，饶芃子提醒学界注意久被忽视的离散于世界各个文化、文明圈的海外华人华文文学、诗学，跨文化与跨文明不再是纯粹的地域概念，而是在地域混合体即跨文化场内的文化混杂现象，现代汉语文学、诗学应该面向世界跨文明圈构建现代汉语文学、诗学；而饶芃子的海外华人汉语写作研究和钱超英的海外华人英语和汉语写作研究，与王宁的英语写作中的跨文化改写研究，这两个表面看似并无特别有意关联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在深层的学理层面和广泛的现实层面，都呼应了国际比较文学界对二战后广泛存在的关于世界战争、政治、经济移民的Diaspora离散文学研究，也在更为宏观的文化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意义上，为民族政策、国家政策及其不可回避的全球化战略，提供了真实的、多侧面的、不可或缺的一手参考资料。海外华人文学研究显然把注意力放在了政治动向和文化动向皆为飘忽不定的海外华人创作身上，但是毕竟其创作本身还存在着写作水平和阅读对象双方面的参差不齐状况，绝大部分作品也未必能够进入当地区域阅读主流，而可以认为是斯皮瓦克所称的非主流写作，与大陆汉语文学以及当地主流英语或其他语种文学形成绝对的差异性相对生存态势；特别是其中不可避免的政治倾向和文化立场，也使得对其的还原、解释、评价的过程充满了跨文化策略的味道，在当前极为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下，又因此而背负起不得不背负的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治责任，任何阳春白雪、清高出世、不谙世事的文人做派或偏激的政治立场，既不可能服从于国家的国际大环境要求，也不可能真实地起到其起码的差异性原态还原的学术目的，更何谈比较文学的批评功能呢？特别应当注意的是，暨南大学文艺学和比较文学在学术制度上放在了一起，这与当前中国大学文艺学与比较文学分开的学术制度显然不一样，当然这与饶芃子先生和蒋述卓先生的校长身份不无关系，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忽略了二者深厚的理论素养，这种学科制度上的合一，不仅暗合了欧美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暨总体文学的合一，也促成了中国比较文学始终要以理论的先行性要求自己的理论实践和批评实践保持一以贯之的反思精神和科学精神，避免任何没有理论统罩而实践随处放羊的伪学术的发生。最近若干年，蒋述卓籍其秉承文艺学大师王元化理论批评之功力，又发扬其自身中国古代诗学的精微学养，创造了极富个人理论色彩的文化诗学理论体系，即在中西文论的跨文化对话与古今文论的历史性融通中，重建一条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化诗学之路，其中渗透着深厚的文化关怀和人文关怀的价值批评，使文化哲学、文化生存、与文化人格贯穿于中国当代诗学建设的现实审美维度中。本文以为这是文艺学和比较文学成功嫁接的理论和实践典范，也给比较文学在客观化描述和解释学评价之间的适度策略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实践参照。 近年来，向以现代文学如鲁迅研究享誉文坛的艾晓明的比较文学实践特别令人关注，许多人说她现在搞得既不是比较文学亦不是现代文学，而是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而已。一时间，北有李银河南有艾晓明之说甚嚣尘上，更加加深、加大了艾晓明不务正业的说法。殊不知，北美华人比较文学的优秀教授刘禾女士，却以为与艾晓明相与交流的学术活动体现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真谛。而美国比较文学也早已将文学批评或批评，当然包含性别批评话语，纳入自己的地盘，这当然和性别话语与文学话语、政治话语、文化话语、权力话语的天然暗喻关系有关。艾晓明正是以性别话语和性别社会学的交叉研究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比较文学的疆域，促成着比较文学乃至文学批评走出阳春白雪、乞人可怜的象牙之塔，进入广大的现代文化史、现代生活史、现代思想史领域，行使其当然的批评功效、批判权力和批评使命。 3、文学翻译学和翻译文学史 谢天振把传统媒介学所关注的有限实证层面扩大到文学翻译的文化背景层面，应合了国际翻译学界的文化转向，开创了翻译学的比较文学维度，实现了媒介学的译介学转向，这就是中国比较文学译介学的开山之作《译介学》[8]。谢天振对差异性传递的一般机制从哲学解释学和文化学的多维度进行了深层思考，应和了国际比较文学界翻译学异军突起，且宣称超越比较文学乃至取消比较文学的势头，对比较文学理论和操作系统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近年来，他又以译介学理论为基础，对文学翻译的历时形态进行文学翻译史的重写，在文艺学和文学批评的意义上，使文学翻译史构成了对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史的合理补充。 笔者知道仅仅列举几个范例，暂时会有些异议，但为了中国比较文学已经到了毒气缠身不得不就医看病的时候，能喘上一口绿色的空气，静养一下精神，回光返照，恳请大家再次拿起文学批评这个文化战士鲁迅手中的武器。比较文学根本不是一只附庸风雅的香袋，亦不仅是一只养家糊口的饭碗，而是可以给人类文明带来反思的明镜，给人类文明割痈修甲的利器，特别是东方本土批评，其苦修百年的西学观念，譬如要生长要发芽要结果的种子，还是要回到本土的土壤，才能生长、发芽、结果，中国古代至今多少冰山之上的在场与冰山之下的不在场，都急切地呼唤着能给中华民族带来真幸福的真学问、真理论，因为真正能够近距离把住本民族命脉、命门的当然更是自己而非外人。这倒使我对专门作原典研究的人敬意大增，只有经过西学洗礼过的国学，才会在自己内部造成对自己内部的解构和建构，而这正是比较文学的差异性研究所擅长之事，差异性在西方已经作为一个哲学核心话语，解构了西方二千年学术史，差异性研究在中国，也正是方兴未艾的哲学、智慧的火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文限于篇幅，简述了通过对比较文学范例和反例的提出，配合比较文学的个人化、独创化、中国化理论及其实践范例的树立的要略，以促进比较文学批评的正常化和学术化，以严肃的东方批评构成世界批评总体的一方声音。 参考文献： [1]刘圣鹏著. 差异性研究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济南：齐鲁书社. 2006 [2]曹顺庆主编. 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3]杨义、陈圣生.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4]乐黛云.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5]乐黛云、陈跃红、王宇根、张辉等. 比较文学原理新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6]曹顺庆、徐新建、吴兴明、张荣翼等.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 成都：巴蜀书社. 1999 [7]饶芃子、蒋述卓、余虹、钱超英等. 中西比较文艺学.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8]谢天振. 译介学.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社. 1999 原载：《文艺评论》200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