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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先生2007年于第二辑《中华文史论丛》发了洋洋两万言的《项羽不死于乌江考》，对项羽的死地提出异说。研读之余，认为冯先生对《史记·项羽本纪》中的一些基本史实没有弄清楚，恣意猜想，主观臆断，偏离了《项羽本纪》的主旨，违背了太史公司马迁的本意。觉得有必要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一、乌江在汉代不属历阳，属东城 冯先生说：“乌江在汉代属历阳（唐称和州），与东城是相隔遥远的不同地域”。（《中华文史论丛》总第86辑第255页） 我们所见到的史志没有发现如同冯先生所述的这种文字。而是： 1、“晋太康六年始于东城置乌江县，隶历阳郡”。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2、“乌江本秦东城县之乌江亭，项羽欲渡乌江即此。” ——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附札记》 3、“乌江县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项羽败于垓下，东走至乌江，亭长舣舟待羽处也。”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 4、“乌江本为乌江亭，汉东城县，梁置江都郡，北齐改为齐江郡，陈为临江郡，后周为乌江郡，隋后复为县。”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 5、“和州处江北，而实介于淮海之间，故扬州域内也。春秋战国皆属楚地。秦为九江郡之历阳及东城县之乌江亭地，历阳为都尉所治，汉高帝更九江郡为淮南国，历阳及东城乌江亭地如故。” ——清·章学诚《和州志·沿革（补）》 上述文献都证实：乌江在汉代属东城县，是东城县下属的一个亭，不归历阳县管辖。 冯先生说“乌江在汉代属历阳”，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只是凭空想象。如果说“与东城是相隔遥远的不同地域”是“乌江在汉代属历阳”的立论依据，那么正说明冯先生把当今江淮之间、长江沿岸的地形地貌、交通状况及其战略地位，沿着时间的坐标倒移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 《尚书·禹贡》载：“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乌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云：“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说的是，两千多年前的江淮大多为汪洋泽国，湖与江海连成一片。现代科学著作《浩浩长江》（曹树基著）亦云：“在距今5000～6000年左右，由于全新世后期海侵，海面比现在高出几米。现在的三角洲大部分地区当时还是浅海、潟湖、沼泽和海滨低地。到2000年以前，长江口南北二嘴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为180公里以上。……这种形态一直维持到南北朝时期。”1995年的《和县志》载：“沿江水网平原是由长江夹带来的泥沙沉积而成。主要位于东部及南部．面积约占全县总面积30％，该地区分割成大小不等的圩口，……圩内沟叉纵横、浅滩密布．海拔6.5—8.0米……”1982年，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已将长江下游沿江沿海地区的变迁态势标注了出来。从上述水文资料看，秦汉时期乌江与历阳之间，为一片茫茫水域所隔。直到明洪武年间，还存留许多湖泊，迄今仍有不少小湖。 乌江古属棠邑，秦汉时归东城，乃是人居地域的自然划分和交通与战争的需要，也是乌江渡口战略地位的体现。乌江与东城故城（三官集）直线距离90公里，域内地广人稀， 按秦制“稀而旷”置县是合理的；相邻的历阳县广袤达100公里，亦属“稀而旷”的县。自两汉到三国时期，沿江平原逐步显露，人烟渐多，以故，西晋太康六年，裂东城地置乌江县。此时乌江县和历阳县同属淮南郡，并无从属关系。惠帝永兴元年，设历阳郡领历阳、乌江两县。乌江县与历阳县也无隶属关系。南北朝时，立和州、领3县，乌江才属和州管辖，但与历阳仍为并列的辖县，无隶属关系。直到明洪武年间置江浦县，撤乌江县为乌江镇，乌江县地分别归属和州与江浦县。乌江县的部分地域（含乌江县治所乌江镇）才能说属历阳。 上述地理位置与乌江沿革的变迁也都表明：乌江在汉代属东城不属历阳。 二、项羽不是困死在“东城”，而是引骑至乌江之四溃山 冯先生说：“项羽当时所处的地点在东城（今定远县三宫集），而‘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渡不得脱’，后面还有‘卒困于此’、‘天之亡我’、‘今日固决死’等项羽的话，可见项羽已困死在东城，不可能突围出去了。”（《中华文史论丛》总第86辑250页） “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这两句话是司马迁述项羽从大泽中走出，过阴陵山，复引兵而东，至四溃山后写的。冯先生采用移花接木嫁接到刚从垓下溃围南出途经的东城头上，时差整整提前了7个小时。我们还是回到原著中来—— “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军追及之。”（《史记·项羽本纪》） 司马迁的这段文字告诉我们，项羽因迷失道而问田父，又因田父的误导陷于大泽，给汉兵提供了追及的机会。 这里的“至阴陵”不是冯先生说的阴陵县城，而是历阳的阴陵山（俗称灰头山，九斗山）。《历阳典录》云：“阴陵山，（和）州北八十里，旁有泽，名红草湖。春夏之交，潦水涨发，弥漫无际，所谓阴陵大泽者也”。《读史方舆纪要》亦云：“阴陵山在全椒东南二十五里，项羽东渡乌江道经此山，……项羽迷道陷大泽处”。唐诗人张祜有《过阴陵山》诗一首：“壮士凄惶到山下，行人惆怅上山头，生前此路已迷失，寂寞孤魂何处游。”（引自《全椒文物志》） 项羽夜半从垓下溃围南驰，汉军天亮时才发觉。时值腊月，这7个多小时里，项羽骑着‘日行千里’的乌骓马，沿着古道一路拼命奔逃，天明时已到达200公里之外的阴陵山了。因冬雾迷漫问一农夫，农夫绐，陷入山旁的大泽（今大泽附近还留有山后营、刺枪坑、栓马桩等遗址）。 待大雾消散，项王发现汉兵追来，遂东驰，至东城。这里的“至东城”指的是项羽从历阳县境的阴陵大泽来到东城县境乌江亭地的四聩山。四聩山，又名四溃山，即今驷马山。此山现在江浦县境内。海拔高度81.7米，相对高度约50米，呈梯形，长约2公里，宽约1公里，为东北—西南走向，坡度约5～10°，到乌江浦的距离约6公里。《和州志·地舆志》载：“四聩山，州北七十里，项羽既败垓下，东走至东城，所从二十八骑，汉兵追者数千人，于是引其骑因四聩山而为圜陈外向，溃围斩将于此。” 。其中“于是引其骑因四聩山而为圜陈外向”句，出自班固《汉书》第三十一卷的《项籍传》。 至四溃山，项羽只有二十八骑，而汉追骑却有数千人之多，力量悬殊太大，项王只有决一死战。便对部下说：“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史记·项羽本纪》）。分其骑为四队，令四面驰下，期山东为三处。随即大呼驰下，汉军闻声丧胆，四下溃逃，项王遂斩汉一将。赤泉侯追来，项王瞋目叱之，其人马俱惊，倒退数里。项王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 四聩山的这场战斗汉军伤势很重，项羽仅失两骑。他斩将、刈旗又溃围，直向乌江飞驰而去。 请问冯先生，“东城”的城堡里有山吗？能容纳数千汉军追骑吗？楚汉两军能在小小的虞姬墓上交战吗？赤泉侯如何倒退数里呢？……无须再问了，冯先生“项羽困死东城”之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三、项羽乌江自刎是史实，不是空穴来风 冯先生说：“归根结蒂，《史记》说项羽身死于东城是没有错，‘项羽乌江自刎’的空穴来风，与《史记》并无关系。”（《中华文史论丛》总第86辑第255页） 项羽“乌江自刎”与“身死东城”均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只是前者出现在正文中，系详述，道的是亭地；后者则写在赞语里，乃评述，说的是县籍。我们只要看看《史记·项羽本纪》关于这一段记述的原文，真象即可大白，冯先生的论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于是项羽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舟待，谓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昔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史记·项羽本纪》） 太史公司马迁全景式的描述了项羽在乌江江边与亭长的对话、与汉兵持短兵接战、与吕马童的言说及最后伏剑自刎的全过程，真实而又生动地告诉人们：项羽自刎于乌江。 班固的《汉书》及《江表传》亦云：“项羽败至乌江，汉兵追羽至此”。清严可均辑《全汉文》、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都有项羽自刎乌江场景的记述。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证明项羽是死在乌江吗？ 项羽赠骑乌江亭长后，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虽独杀汉军数百人，但自己也多处受伤。东面为滚滚长江阻隔，西面是步步紧逼的汉兵，项羽不是在乌江自刎，难道还会徒步90公里，回到冯先生说的定远“东城”去死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项羽乌江自刎”原本出自《史记·项羽本纪》，能说与《史记》无关吗？冯先生硬把这一铁铸史实说成“空穴来风”，实在令人费解！如果说这也是流言乘隙而入的话，那么用它来论“东城（三宫集）实为项羽自刎之处”，岂不更为确切？ 《史记》乃25史之首史，司马迁有中国史学之父之称，是历代史学家崇拜的偶像、学习的楷模。严于治史的班固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与太史公司马迁都是汉代史官，距楚汉相争的年代不远，他对《史记》都坚信不疑，难道还会有什么疏漏让时隔2000年的后人来说三道四？为人作传，若连传主的生、死之地都弄不清楚，一般人也不会动笔，更不消说司马迁这样一位名重千古的大史学家了。 研究史学当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史实为重，不能无端地咬文嚼字，望文生义，凭空想象，主观臆断。《项羽不死于乌江考》多处使用断章取义式的实用主义征引，先入为主式的唯心主义臆断，用“猜测”、“揣想”、“也许”来任意编造，说什么这里有“矛盾”，那里有“牴牾”、“错简”、“下脱”等等，这不是滥觞史籍，混淆是听吗？如果按照冯先生这样“考证”下去，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岂不统统都要改写？ 鱼目不可混珠。大浪淘沙，当还历史真面目。 原载：2008年元月16日《巢湖日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