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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热点引发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界从正反两方面总结近百年的历史经验，逐渐萌生了一种日益强烈的自主意识，希望能够突破舶来的“文学”观念，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出发，疏理其发展演进的线索。新的世纪，这种自主意识越发凸现。一方面，不满足于对浅层次艺术感的简单追求，更加注重厚实的历史感；另一方面，也不满足于对某些现成理论的盲目套用，更加注重文献积累。关注文学发展的时间与空间的研究，关注作家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相互关系的研究，就是这种学术追求的集中体现。 文学不是避风港，也不是空中阁楼，而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一个作家的精神生活也离不开他的物质环境。我们只有把作家和作品置于特定的时空中加以考察，才能确定其特有的价值，才不会流于空泛。正是这样一种新的理念，推动了文学编年研究、文学地理研究、作家精神史研究、作家物质生活研究的进展。拟议中的中国历代文学编年资料数据库，就是希望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将先秦至公元2000年间中国历朝历代的作家生平、作品系年、文学流派、文学社团及相关评论等文献资料和碑石拓片、善本书影、作家手稿及书法绘画等方面的图片数据，逐年编排起来，以多媒体的方式全景展现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面貌。这当然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民间文学、比较文学、台港澳文学及网络技术等多学科、多领域，需要众多学者的密切配合和长期合作。应当说，我院文学研究所具备了完成这项工作的有利条件。过去50年，组织编纂了许多大型文学史料丛书，如《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丛刊》、《中国古典小说总目》、《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等，同时还出版或即将出版有《秦汉文学编年史》、《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元代文学编年史》、《20世纪文学编年史》、《新诗纪事》、《白居易年谱》、《黄庭坚年谱新编》、《王渔洋事迹征略》、《中古文学史料丛考》、《元曲家考略》等编年研究成果和文学史料考订著作。在这些研究成果基础上，删芜撷秀，比类成编，在“十一五”期间将数据库初步建立起来，对中国文学研究一定可以起到较好的推动作用。文学的地域研究就是通过对华夏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试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华夏民族文学的整体性、多样性形态，从宏观上建构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总体框架。至于物质生活对于作家精神生活的决定性影响，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论证过的一个基本常识。可惜，我们的文学研究界对于这方面的关注实在是欠缺得很，片面得很。当然，过细的专业划分，使我们很难在这方面有所拓展。现在，许多高校科研部门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逐渐加以改进，尽管成效还未显现。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中国文学研究正逐渐走向融会贯通的境界。 二、回归与超越 中国文学研究界追求这种融会贯通的境界，在某种程度上又促使学者们更多关注传统文献学的价值。根据我个人的理解，传统文献学包含四个层面：第一是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这是最基础的学科，即所谓传统的“小学”。其中目录学最为重要。我们读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就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而版本学似乎是古代文学研究者的问题，其实不然。现当代文学研究同样面临着版本问题（如山东画报社出版的《消逝的风景——新文学版本录》）。校勘学，从广义来看，不仅仅是对读的问题，也包含着平行读书的治学方法。而音韵训诂等学问，好像与文学研究保持距离，其实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第二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历代职官及年历学，这是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几把钥匙，略近于传统的“史学”。在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专业作家，他们大都在统治集团内部供职，当然官位各不相同。有的时候，官位很高却没有实权；有的时候，官位虽低，却重权在握。我们研究文学地理、文学编年，研究作家的政治地位，当然离不开这些知识。第三是先秦几部经典，如《尚书》《诗经》《左传》《荀子》《庄子》《韩非子》《周易》《老子》《论语》《礼记》《楚辞》等，这些书要伴随着我们的一生，是所谓根底之学。第四才进入各个专门之学的研究，如文学、史学、哲学的研究等。传统文献学涉及如此多的内容，而且都是很专门的学问，当然不可能样样精通。研习古典文献学的目的，就是应当随时关注、跟踪相关学科的进展，这样，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如果涉及到某方面的问题，可以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最重要、最权威的参考数据。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早就说过，读书治学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辨彰学术，考镜源流。我想，传统文献学的作用就在这里。 当然，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局限在传统文献学领域，要想超越前人确实较难。不过，新的时代总会提出新的命题，也总会提供新的机遇。电子文献、出土文献、域外文献，为传统文献学平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这种时代的优势，闯出自己的新路，确实又有很大的可能性。 电子文献的意义无需多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古典文献的电子文本已经走进寻常百姓之家。过去几乎不能想象的事，现在也变得非常容易。譬如《四库全书》，过去绝大多数学者无缘捧读，而电子版的问世，几乎就等于把这部现存最大的丛书放在案头，随时查询。又譬如《四部丛刊》三编收书500余种，汇集了许多重要的版本，近9000万字。电子版不仅保留了原版面貌，而且还提供了查询的功能。此外，电子版《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先秦汉魏晋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三经》、《诸子集成》、《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诗》、《全宋词》、《全金元词》及“二十四史”等经史子集著作，也汇集到几张光盘上，多种检索功能，一键敲定。香港中文大学创建的“先秦两汉一切传世文献计算机化数据库”、“魏晋南北朝一切传世文献计算机化数据库”和“竹简帛书出土文献计算机数据库”等，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虽然这项工作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却已显示了无比广阔的学术空间。 出土文献包含着碑刻文献、简帛文献、画像文献等。我们知道，中国历来重视“文以载道”的文学功用，重视人生“三不朽”的永久名声，所以，碑刻文献异常丰富。郦道元的《水经注》，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洪适的《隶释》乃至清代的王昶的《金石萃编》和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等论著辑录了丰富的碑刻文献。20世纪以后，出土碑刻文献尤其丰富。即以汉魏六朝唐代为例，赵万里《汉魏晋南北朝墓志集释》系统辑录了汉代至隋代墓志600余种，均选用较好的拓本影印。赵超《汉魏晋南北朝墓志汇编》在赵著基础上，增补了后来出土的墓志加以整理出版，颇便初学。罗新、叶炜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则辑录上述两书所未收者231种。高文的《汉碑集释》专录汉碑，以有原石或有原拓的碑刻为主，凡60方。每方碑石，都有比较相尽的校释。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及续编则专录唐碑，约5000种，都是《全唐文》所不曾收录的文字。韩理洲《全隋文补遗》、陈尚君《全唐文补编》等就汇集了最新文献。简帛文献更是近30年的重要发现。临沂银雀山汉简的发现，使我们有可能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区分开来；湖北郭店楚简的发现，使我们对于儒家传承有了新的认识，对于《老子》的成书有了新的论据；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对于孔子《诗》学思想的研究，江苏尹湾汉简中《神乌赋》的问世对于秦汉以来下层文化的研究、云梦秦简中关于“稗官”一词的理解等，都曾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也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而画像文献研究基本上还处在初级阶段。 域外文献，同样值得关注。若干年前，我写过一篇《从补课谈起》的小文，专门谈到关注域外文献的重要性。对此，我是有感而发的。1992年，我的博士论文《永明文学研究》在台湾出版以后，我曾送给一位日本汉学家。他看过后，在充分肯定我成绩的同时，也指出我没有参考日本研究成果的缺憾。当时，我心里还很不愿意接受这个批评。我总觉得，中国作品，理所当然是中国的研究最好。后来，我还就“八病”等问题，与日本学者展开针锋相对的文字论争。自以为竭泽而渔，将所能找到的资料都一网打尽，几无剩义。后来，读到美国学者梅祖麟、梅维恒，日本学者平田昌司等人的论文，我才发现自己的孤陋寡闻，基本观点站不住脚。为此，专门在《文学遗产》上发表《别求新声于异邦》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从这件事情上，我感到，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而言，这不成问题。而对于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学者来说，也许就是一个新的课题了。我们常说，学问没有国界。我们要走向世界，就要努力使自己的学问能与国外学术界接轨，起码应当使自己设法与国外同行站在同一起跑在线展开平等的竞争。 三、更新观念是推动学术发展的根本动力 不论是回归传统文献，还是超越传统文献，显然不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20世纪学术实践证明，观念上的更新，才是推动学术发展的根本动力。 过去的100年，我国的文化思想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梁章鉅（1775~1849）《浪迹丛谈》中有一则“外夷月日”笔记，以猎奇的口吻论及英语对12个月的表述，并用汉语记录了英语的发音。梁章鉅当然不会想到，就在他辞世不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以英语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就大踏步地挺进中国，并逐渐影响了中国一个世纪。王国维、胡适、梁启超、陈寅恪、鲁迅等一代文化名人，从根本上说是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并结合中国的学术实际，开创了一代风气。随着马列主义思想方法的传入，特别是占据了中国思想界主导地位之后，中国学术界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53年，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就明确规定了治所的根本方针任务：“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对中国和外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学的发展及其主要作家主要作品进行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整理和介绍。”翌年，《文学遗产》创刊，在发刊词写道：“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我们的文学遗产，由于很多卓越的前代作家的不断地创造和努力，也是极其光辉灿烂的。从《诗经》《楚辞》起，一直到‘五四’时代新文学奠定者鲁迅先生的作品为止，差不多每一朝代都有杰出的作家，在不同的文学种类中都有独特的成就。但是，这些文学的宝藏，不仅在封建社会里面，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评价，就是到了‘五四’以后，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也还未能获得充分的科学的阐明。因此，用科学的观点来研究我们的文学遗产这一工作，就十分有待于新中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来认真进行。”这里所说的“科学的观念”，就是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学术界的面貌。实践证明，凡是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真正作出贡献的人，无不在文学观念上有所突破，无不在文献积累方面厚积薄发。如果说文献基础是骨肉的话，那么文学观念就是血液。一个有骨有肉的研究才是最高的境界。 不可讳言，我们曾有过片面追求观念创新的深刻教训。近现代以来，随着学术观念的变化，以论带史等理念先行观念似乎成为了文学研究的主流意识。文学史家的任务主要就是依据某种或某些理论主张去梳理文学史的发展线索。其结果必然是自主创新意识的日益淡漠。在经历了“东倒西歪”的震荡之后，我们突然发现失去了理论方向，过去似乎所熟知的东西又变得隔膜起来，过去很明晰的观念也变得模糊起来。于是，我们在反思，中国文学研究工作者的任务难道仅仅是为某种现成理论作注疏吗？事实上，一个有出息的文学史家在细心梳理文学史发展过程的同时，也会努力从中归纳出若干理论。因此，很多理论家往往就是文学史家。或者反过来说，文学史家往往又是出色的理论家。譬如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钟嵘和他的《诗品》，就是一身而兼二任的典型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创建中国文学理论体系，构造中国文学研究格局，就不仅仅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亟待突破的理论问题了。这也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界努力追求自主意识的深刻背景。 我们面临着挑战，也充满了机遇。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就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意义、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导作用以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奋斗目标、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等重要问题作了深刻阐述，体现了党中央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文学研究界应当积极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身积淀深厚的学术优势，在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