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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初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此期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得到较快发展，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以其独特的创作视野和优秀作品步入文坛，创作上表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主流，内容形式上出现了多样化趋势，反映出鲜明的时代风貌。少数民族作家关心民生，张扬正义，表达心声，其作品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并颇具民族特色。 【关 键 词】20世纪 少数民族 作家文学 少数民族文学是整个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民间文学来说，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相对晚近，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忽视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尽管20世纪初期（包括20年代）是民族作家身份相对模糊，传世之作相对较少的时期，但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以其独特的创作视野和优秀作品跻身于文坛，虽没有形成统一的有组织的民族作家队伍，但各民族出现的一批富有才华和创作实绩的作家作品，却映照出一个时代的特色。 一、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觉醒与兴起。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中国社会从长期的沉寂状态步入了剧烈动荡、急剧变化的时代潮流之中，时至20世纪初，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层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整体性的变革。一些有着远见卓识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也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脉搏在思想上发生了激烈的嬗变。19世纪末到1905年的文学界革命轰动朝野，“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波及四方，对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学新民说”成为文学功能的时代要求。从创作实践来看，少数民族作家、诗人受革命思潮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回族为例，知识分子丁宝臣在1907年主持了中国回族第一份白话文报《正声爱国报》，1908年国内诸省和东京留学的36名回族学生成立的“留东清真教育会”创办了中国回族现代第一个刊物《醒回篇》，将“改良宗教，普及教育”列为宗旨。中华民国的成立，使中国主流文化的革新更加活跃，带动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如锡伯族这一人口较少的民族，也在在乌扎拉·萨拉春等诗人主持下，成立了以反封建为主旨的锡伯文化团体尚学会、兴学会，开展了新文化新思想的宣传活动。这种情况在其它少数民族中更为突出，对作家文学的兴起影响深远。 特别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仅震撼了全国，也点燃了各民族人民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烈火，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广东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这种时代背景不同程度激发了各族人民反帝反封的热情，他们拿起如椽之笔，以手写心，抒表心声，将一篇篇充满激情的檄文掷向社会的种种阴暗面，把个人创作融入民主革命的时代巨流之中。显然，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脱离客观社会生活，一定的文化往往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在人们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此期复杂的社会现状，不仅促进了革命的发展，也孕育了少数民族现代文学的诞生，使民族作家文学在题材、内容、形式、方法、语言等方面都开始有意识地向现代转换。少数民族作家的大批涌现也与当时的教育普及有关。如作为维吾尔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的杰出爱国诗人阿布都哈得尔大毛拉，通过诗歌创作在公众中鼓舞人心和传播新思想，虽然他的大部分诗作都已散失，但从一些遗存诸如《信仰的精华》、《告诫群众书》中仍可以看到当时那种时代气息。 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相比，此期的少数民族作家创作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仅以南方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为例，无论是清末文人遗老，还是崭露头角的文坛新秀，都有大量传世之作，如壮族诗人韦绣孟、黄焕中、韦丰华、农实达、曾鸿燊、崔毓荃；彝族诗人鲁大宗、余若；纳西族诗人和虎臣、和庚吉、杨超群、和柏香、王竹淇、周兰坪；白族诗人赵藩；土家族诗人田星六、温朝钟等等，都是此期名噪一时的诗人。并且有的民族诗人颇多，像壮族、纳西族等都是诗作多产的民族，在20世纪前20年崭露头角的有名诗人就达数十人。不仅如此，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千百年来，在中国大地上，诸多民族的分分合合，在此时却形成一个反帝反封荣辱与共的整体，这种相互交流的大背景，使各个民族文学间不断吸收和同化新鲜血液，既保持了自身的诸多优良传统，又不断创新着文学内容和形式，使我国出现了繁花似锦、色彩斑斓的文学景观。因此，这一时期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一些少数民族作家正式步入文坛，从实践中去寻求探索社会和文化重大问题的重要时期。 二、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表现出现实主义主流与多样化创作。20世纪初期，是一个国内外形势大动荡的时代。国家的命运把整个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仅仅联系在一起。在文学的内容上，所反映的时代感和政治性进一步凝重，在文学体裁样式上进一步多样化。那些有觉悟的少数民族作家以拯救民族和国家为己任，用现实的或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分析社会现象，观察社会发展，宣扬进步主张，有的利用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创作形式著书立说，干预时政；有的一反古典文学的浪漫主义倾向，用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揭露社会的黑暗、抨击统治阶级的腐朽；还有的如一朵与春无争的奇花野草，抒写着自己的生活情趣和感受。创作内容和创作方法的丰富多彩，构成20世纪初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基本风貌。 首先，现实主义主流表现在诗歌创作上。我国历来都非常注重诗的教化作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诗的国度，“诗言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倾向非常明显，少数民族作家也较好地继承了这种传统。世纪之交，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殃及全国，引起少数民族作家的愤怒，他们纷纷拿起诗歌这一武器，写景抒情，高扬出极大的爱国热情。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封建黑暗势力，进行有力的抗争，不少作家还投身到革命和战争的激流之中，用热血和生命谱写出一首首壮丽的爱国篇章。即使那些思想保守的遗老，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幡然觉悟，抒写出不少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表现出文人所特有的胆识和骨气。如白族诗人周钟岳在1900年《秋感四首》中所描写的“北地烽烟弛铁马，西风荆棘卧铜驼”，有力地抨击了战争的残酷；土家族诗人陈景星在游烟台时所作的《大沽口候潮》一诗，借昔伤今，面对山河破碎的惨象，发出“海权尽失海军弱，何日月氏归剪缚?”的悲叹。有的少数民族作家还与本民族人民群众一起，举起了造反起义的大旗，如1907年到1908年，孙中山先后领导了六次起义，其中有四次在壮族地区，壮汉瑶苗战士组成的革命队伍的勇武作战，对壮族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影响，随之产生了不少相关作品。又如蒙古族诗人贺希格巴图，曾参加1900年至1901年乌审旗人民组织发起的武装抗垦运动，诗人在这场反屯垦斗争中，不仅亲身参与斗争，而且写了不少诗篇揭露万恶的统治者，热情颂扬了正义斗争和人民大众勇往直前的精神。从诗作总体看，此期的基调属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体现了干预社会、干预政治的文学理念和积极入世的创作热情。作品形式大多以汉文诗为主，且格律诗较多，但也可以明显看到“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学改良运动的影响，有的诗作描写世界风光、异域情调，境界独辟，具有新派诗的风味，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构架和走向，并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导；有的诗作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主题突出，诗笔凌厉，集沉郁豪放于一体；还有的诗歌干预时政、批判现实、鼓吹变革，在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中发挥过一定影响。 其次，少数民族作家与对汉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广泛借鉴。纵观各民族作家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一般离不开两个因素，一是积极继承本民族固有文学的优良传统，在作品中体现丰富而鲜明的民族特色；二是将创作融入中华民族整个文学趋势的洪流，并有目的地吸取外国文学和兄弟民族文学的丰富养料和新鲜血液，为作品注入时代感。这也是每个民族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在20世纪初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很多，如“改土归流”以后，地主经济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逐渐取代了封建领主经济，并占据了主要支配地位，在客观上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又使汉族地区与民族地区的交往日愈频繁，汉族文化的影响也日趋深远，特别是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少数民族中，部分较富裕的人家，延师授业，让子弟学习汉文，扩大了汉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1905年废科学，兴学堂以后，一些民族地区纷纷成立了官办的小学堂，学习汉文典籍，习作诗文的风气渐兴，也为造就出汉文写作的少数民族文人学者打下了一个方面的基础。如该期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创作以汉文创作为主体就体现出这种影响。同时，一些少数民族的精英到国外留学或大量接触外国文学作品，不仅北部地区的维吾尔族、蒙古族等一大批学者和进步人士去欧洲、俄国、伊朗、埃及留学，带回了一些先进的文化思想和成果，积极创办新型学校，进行教育文化改革；南部和西南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民族的仁人志士也纷纷远渡重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都为文学创作带来一些新的手法和新的内容。 第三，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中的体裁进一步丰富。散文、小说、戏剧等体裁在少数民族创作中初露端倪，有的还取得令人瞩目的实绩。散文方面，如满族作家英华的《敝帚千金》、《也是集》都能灵活应用白话文，并蕴含着强烈的爱国热情；纳西族作家和庚吉的《巧瓮记》针砭时弊，入木三分；水族作家邓恩铭的《民灾之我见》辩证分析，合情入理。小说方面，如壮族作家韦杰三1922年发表的《从圈里跳出来的一个》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少数民族白话文小说；满族作家老舍1923年在天津南开中学校刊上发表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铃儿》，虽然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却是他日后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坛上“人民艺术家”的第一步；苗族作家沈从文在2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小说且一发而不可收，逐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见的高产作家之一。戏剧创作方面，傣剧作家刀安仁把民族古戏改为剧本，集傣族文学、傣族音乐、傣族舞蹈为一体，具有鲜明的傣族特色；白族作家赵式铭创作新滇剧；满族作家汪笑侬以其赫赫实绩成为红极一时的戏剧改良代表人物，经他编演和移植的新戏多达40余部。不足而论，这些创新都极大丰富了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成果。 三、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的民族特色。“每个作家都有他的个性，两个完全相同的作家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作家的一系列个性决定了他作品的风格，所谓风格即人。”① 毫无疑问，一个作家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心理、民族审美意识，在他的作品中应该是一种自然的流露，而不可能是硬性的规定或者由某种题材所能决定的。不同民族作家笔下的作品总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性，作品的民族性就是少数民族作家所特有的自己的眼光、自己的生活体验乃至自己民族的烙印。这种与生俱来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民族文化传统等，在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中，总会或多或少，或明或暗，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出来。这就是民族文学的“根”，这种情况同样能够通过此期的文学创作表现出来。这些作品中必然要表达作者的独特的心理特征，民族品质，审美理想等等，同时，少数民族作家的任何作品，也都必然表现出其民族的独特的观察事物、理解事物和表现事物的方式以及心理、本质、理念等等。从创作实践看，各民族作家都在自己的生活和经历中受到了民族环境的熏陶，有的从本土的民风民情和民族文化中吸取着营养。如哈萨克族诗人艾赛特· 纳依曼拜，出生并生活于哈萨克共和国赛米帕拉亭基州，曾游历新疆大部分哈萨克地区，民族生活使他成为一位才华横溢的阿肯（民间歌手），不仅他的歌词以本民族传统为根基，而且他还根据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采用当地传统的诗歌形式写成了叙事长诗《木马》、《努赫曼——纳额母》、《法兰西皇帝》等，正是民族文化的熏陶，才使他写下许多哈萨克群众喜闻乐见的诗歌、歌词和长诗，并在哈萨克族乃至周边地区广为流传。有的则把作品的价值与本民族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如彝族诗人鲁大宗的《听涛轩诗钞》、《听涛轩杂寻》中的大量诗有的刻画彝乡风物，有的描写彝家风俗，词清句秀，隽永明快，还在闲适中透露出丝丝凄凉。还有的则民族的喜好和语言特色融入作品之中，如苗族作家沈从文和满族作家老舍的早期小说就是很好的实例。事实证明，此期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民族特色是不可忽视的。 同时也应看到，此期也存在一些少数民族作家自身民族身份的隐藏与淡化现象。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但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致使许多民族作家不得不有意识地隐瞒自己的族属，而自称是汉族或隐藏民族出身，这一畸形的文化现象，给我们今天正确总结和评价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带来了许多困难。直到现在，尽管民族文化工作者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仍然难以把过去不得已隐瞒了原来族属的民族作家辨别出来，这不能不说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大遗憾。如这个时期，“羌族中能写诗作文的人也为数不少，但却没有多少作品传世。有的羌人虽写了一些作品，既不敢以羌人的名义问世，也不敢写反映本民族人民生活为主的内容。” ②这种情况在其他民族也普遍存在。 【注 释】 ①赵志忠：《少数民族文学的界定》，《民族文学论稿》，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②李明、林忠亮、王康：《羌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1页。 原载 《广西玉林师院学报》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