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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虞斋藏珍本小说丛刊》跋 “虞虞斋”者，予读书藏书之所也。予本吴中虞山人氏，复治虞初之学，遂以“虞虞斋”自铭书室。明清以降，吾虞乃东南文化荟萃之地，藏书、校书、读书、著书之风尤炽，毛氏汲古阁，钱氏绛云楼，赵氏脉望馆，张氏爱日精庐，皆属一时翘楚，并为书林学林所重。予生也晚，旧肆凋零，古籍湮没，欲求一二昔日鄙弃于地摊者，亦不可得，遑论宋椠元刻，清人所曰“百宋一廛”、“皕宋”“千元”云云，听来不啻白发宫女坐说玄宗。然乡风熏染，近朱者赤，予于旧帙情有独衷，惟身处不可得之时代而为不可为之事，其间甘苦又岂可尽道！忆曩曾南访夫子庙，北求琉璃厂，东寻神保町，西觅佛兰西，流连冷摊，孜孜趷趷，镇日不倦；偶得一册，纵为断简残篇，必奉如珍宝，灯下展卷，眼观手摩，如交新知，如对丽人，心神为之荡漾，诚可谓痴矣。尚幸天道酬勤，十数年来略有所获，尤以说部为夥，其中亦不乏珍善之本，差可自憙。窃念书贵流通，不贵秘藏，流通则化身千万，嘉惠学术；秘藏则空结蛛网，徒饱蠹鱼，此乃吾虞历代藏书者之通识。予虽不敏，亦愿奉此为训，遂有影刊之举，拟择寒斋所储明刊本《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新锓京板评林韩湘子出身十二度升仙传》、《巫山奇遇》、清初写刻本《引凤箫小说拔萃》、清抄本《聊斋志异选》、清刻本《詅痴符》、《新刻三妙传》、晚清稿本《见闻杂录》诸书，裒为一辑，陆续刊布。夫小说小道，致远恐泥，然谈狐说鬼，世人所好；传奇演义，贤哲不废。况清季以还，稗史之学治者日众，方兴未艾，故影刊珍本说部，或得免灾梨之诮。《文学遗产》诸君素以培植海内学术为己任，守清宁而乐道，处喧嚣而泰然，最为予私心所敬。今藉其网络版，传吾斋中书，一指轻点，瞬息千里，洛阳之纸，尽失其贵，不亦快哉！又曷其幸也。辛卯初秋海虞潘酉堂识于燕园。 海内孤本明刊《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小说考 ——兼论明代以降“五鼠闹东京”故事的历史流变 潘建国 内容提要 本文对新发现明文萃堂本《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小说的版本、作者、刊刻书坊、成书时间及题材来源诸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考；并将其与清刻本《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作了文本比勘，认为清刻本的底本，并非是明文萃堂本，“五鼠闹东京”小说在明代至少曾有两种单刻本，它们之间存在亲缘关系。论文复勾稽小说、鼓词、唱本、戏曲剧本及民间传说等文献资料，简略梳理了明代以降“五鼠闹东京”故事的历史流变。 关 键 词 《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 书林文萃堂 吴还初 历史流变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柳存仁在伦敦发现英国博物院所藏清代“书林”刻本《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二卷（以下简称“清刻本”），这是一部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失收的稀见小说，根据用纸、字体及版式特征等因素，可以判定它刻印于清代中后期的广东地区，英国博物院入藏该书的时间为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三日[1]，则其刊刻或在之前的道光咸丰年间。不过，由于“五鼠闹东京”故事曾在明代流传甚广，诸如《包龙图判百家公案》、《轮回醒世》、《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小说均有载录，故也有学者推测《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的成书时间或在明代[2]，其说虽不无道理，却缺乏可靠的文献依据。丁亥岁暮，寒斋偶得一部明代“书林文萃堂”刊本《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以下简称“明文萃堂本”），乃海内孤本，未见任何著录，虽非完帙，实弥足珍贵。今就其版本、作者、刊印书坊、成书时间、题材来源及其与清刻本的学术关系诸问题，略加考辨；并勾稽相关小说、鼓词、唱本、戏曲剧本以及民间传说等文献资料，对明代以降“五鼠闹东京”故事的历史流变稍作梳理，求教于海内博雅诸君[3]。 一、明刊本《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的版本及作者 明刊本《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金镶玉重装，二册。版框高19.8厘米，半叶宽12.2厘米。内封分作左右两栏，右栏较窄，右上竖题“包龙图判案”；左栏较宽，手写体大字竖题“五鼠闹东”、另行题“京传”；书名下方刻一“卷”字，但未刻卷数（见图一）。寒斋藏本存卷一、卷二两卷，情节相当于清刻本《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之卷一，则其原本似分四卷，惜卷三、卷四已佚，殊为恨恨。各卷不分回，偶有以“O”标识的则目，单独占正文一行，如卷一有“真宗继位仁宗”、“施俊笃学攻书”，卷二有“五鼠精下界作怪”、“施俊投店遇精”。 无序跋，无目录。正文上图下文，图文风格均属明万历时期闽建小说刻本的典型面貌。图像刻绘古朴，人物线条流畅，冠帽及门窗桌椅，多用阴刻法，墨气浓重；鼠精作鼠首人身，形象颇为奇特；图像两侧刻有楹联式的题图文字，为整齐的四言，如“真宗治世”、“君臣论事”、“焚香求嗣”、“宸妃生子”等，与正文内容基本相合，其中卷一有图像四十一幅，卷二有四十幅，共存八十一幅。正文半叶十行，行十七字，四边单栏，白口，无鱼尾，版心下刻叶数，上题书名，绝大部分题作“五鼠闹东京传”，然亦有例外，如卷一第三、第四叶无题，第廿叶题“五鼠传”，卷二第十七、十九、二十叶则题“五鼠闹东京”，这种情况表明：寒斋所藏明文萃堂本已非初印，若干书叶乃经补刻或配版印成。 明文萃堂本卷一首页题“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一卷”、“豫章还初吴迁编”、“昌江崙樵徐万里校”、“书林文萃堂梓”（见图二）。此数行题署，包含了颇为丰富的学术信息，今逐一探考如下： 1、关于作者“豫章还初吴迁”。 由于清刻本《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未署作者姓名，故明文萃堂本的此一题署十分珍贵。在此之前，已知吴还初编撰有小说《新刊出像天妃济世出身传》三十二回，明万历熊龙峰忠正堂刊本，署“南州散人吴还初编”；另曾为《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撰写序文《新民录引》，尾署“大明万历乙巳孟秋中浣之吉南州延陵还初吴迁拜题”，此书存世有日本抄本，抄本乃以明书林余成章刊本为底本。今则又多一种《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小说，其题材类型及语言风貌，皆与《天妃济世出身传》相近。关于吴还初的籍贯，学术界原多歧说，程国赋《明代小说作家吴还初生平与籍贯新考》[4]一文，将“南州”考定为江西南昌，并据邓志谟《锲注释得愚集》卷二所录《与吴君还初》等书札，指出吴还初与邓氏关系甚密。今验诸明文萃堂本之题署，程文甚是。 2、关于校者“昌江崙樵徐万里”。 万历忠正堂刊本《新刊出像天妃济世出身传》卷首，题有“昌江逸士涂德孚校”[5]，此“涂德孚”与“徐崙樵”，其籍贯均为“昌江”，又同是吴还初的合作者，颇疑为一人；明文萃堂本的“徐”字或形近误刻，原名可能作“涂崙樵”、“涂万里”。“昌江”流经江西景德镇、鄱阳地区，明时属饶州府境内，而饶州府的安仁县，乃小说家邓志谟的家乡，在邓氏诗文集中，亦载及一位“涂崙樵”，《得愚集》卷三收录《与涂君崙樵》札：“文旌前抵敝馆，鲁酒一巵，不克淳于髡一石之量，瓶之罄矣，罍则耻也。弟恨江南二月天尚寒，愧无春衫之典耳。便面一握，托画草虫数种，倘不靳名笔，此扇价当不减蕺山箑也。乞留意焉。荷荷！”卷四收录《与晏君景静》札：“弟无复雄飞心，竟为索瘢者所苦，以孔方使鬼，邑无于公，遂窘迫于不佞，弟此何异诬张仪盗璧时？然幸有舌在，可对人谈冤。尔驾之书坊，尅于何日？行则附一缄于涂崙樵。”不妨推测：此“昌江崙樵徐（涂）万里”、“昌江逸士涂德孚”与《得愚集》中的“涂崙樵”，实即同一人；他与邓志谟、吴还初一样，乃旅闽谋生的江西文人，为“糊口计”，曾协助同乡吴还初编撰了《天妃济世出身传》及《五鼠闹东京》等通俗小说。 3、关于刊者“书林文萃堂”。 “书林文萃堂”之名，载于杜信孚编《明代版刻综录》（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笔者查阅国家图书馆所藏明孙丕显汇纂《文苑汇隽》二十四卷，内封页题“文萃堂发行”，首有“文苑汇隽序”，尾署“万历戊申季春友弟瓠落生刘朝箴识”，钤刻“刘朝箴印”（阴文）、“瓠落生”（阴文）印；卷一首页题“南闽孙丕显汇纂、刘朝箴校阅”，第五、九、十八等卷首页，则题“西瓯孙丕显汇纂”、“潭阳刘朝箴参校”；书前“凡例”第一则，有“余不自惴，勉从刘君之命，繁就简，欲便初学者”云云，则是书乃应“文萃堂”主人刘朝箴之请而编。刘序所署“万历戊申”，为万历三十六年（1608），与《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的成书时间相近（详见下文），因此，出版《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小说的“书林文萃堂”，应该就是此家“潭阳”刘朝箴“文萃堂”。事实上，刘氏文萃堂的刻书活动，延续至明末仍在进行，江苏省徐州市图书馆藏有明郑大郁编《篆林肆考》十五卷，乃崇祯十四年（1641）刘肇麟文萃堂刊本，“刘肇麟”或是刘朝箴的子孙辈，与其同属“肇”字辈者，尚有刘肇庆（1608-1674），字开侯，号刚堂，曾以“发祥堂”为坊号刊印《新刊京本性理大全》七十卷[6]。另据《明代版刻综录》著录，书林文萃堂崇祯时尚刻有明钟惺辑《四六云涛》十卷。 二、《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的成书时间与题材来源 明文萃堂本未署刊刻时间，小说正文之中也没有载及具有明确时间标志的内容，因此，关于《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的成书时间，只能从作者吴迁身上寻找探考的线索。邓志谟《锲注释得愚集》卷二《答余君养谦》札云：“吴还初不幸于闽旅櫬，亦莫之归，哀哉！此君零落可惜。”旁训云：“客死而归丧者曰旅櫬。”则邓志谟撰写此札时，吴还初已去世。可惜《答余君养谦》一札的撰写时间，也无法确定。不过，它既然收录在《锲注释得愚集》中，该书前有“锺陵邬事宁”所撰《得愚集跋》，尾署时间为“戊申”，即万历三十六年（1608），故吴还初去世时间的下限为万历三十六年（1608），《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小说应编撰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之前。 从情节内容角度来看，《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与《百家公案》第五十八回《决戮五鼠闹东京》，似存在某种亲缘关系，若干文字颇为相近。为便于比较，特勒为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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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戮五鼠闹东京》
| 《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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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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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闻东京开科取士，要辞妻前往赴试。何氏劝之云：“荣枯由命，富贵在天，室下更无亲人，君身去后，妾靠于谁？若使前程有在，尚待来科不迟。”施俊云：“尔父之家知我赴京，必遣婢妾来相伴，十年灯窗，岂宜挫过！多则一年半载便回矣。”何氏见其意坚要行，再不阻谏。次日，整备行李，起程之际，岳丈遣家人送得盘缠银十两来相赠，施俊受了，不胜之喜，辞别妻室而行。
| 县中有告示张挂，晓谕士子，东京开科取士。施俊得知这个消息，回到家中与妻何氏商议，欲往东京赴试。何氏曰：“富贵功名，皆是分定。我与你夫妻年少，家事颇过，只可在家读书，待来科再去，未为迟也。”……何氏见夫坚执要去，亦不阻当……次早，何员外遣人送白银十两为资费，施俊不胜之喜，整顿行李，辞别妻子启程……施俊道：“妻子，你且放心，我去后，岳翁自着婢妾来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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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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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夜，备酒礼相待，与施俊对席而饮，论及古今，那怪答应如流，明见万里。施俊大惊，忖道：“此只是一店家，恁的博闻，我读十年经史，尚不能记忆许多经典。”因问：“足下亦知学否？”其怪笑道：“不瞒秀士说，三四年前亦赴两遭试，时运不齐，科场没分，故此弃了诗书，开一小店，于本处随时度日。”
| 施俊与主人论及古今，那怪答应如流，明见万里。施俊大惊，忖道：“此只是一个店家，恁得博古通今，我在十年寒窗坐卧经史，尚不能记忆许多经典，他是个店家，到有许多蕴藉。”因问店主道：“主人曾知学否？”其怪笑道：“不瞒秀士说，三四年前曾赴两次试，只因时运不齐，科场少分，故此弃了诗书，在此开个小店，随时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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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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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二恳告主人饮酒昏迷之故，望有汤求得些。老妪问其来由，小二将前事一一具知，老妪惊云：“汝主人又遇怪中毒矣。”小二问其故，老妪道：“此处出异怪，不时出来迷惑客商，昨日店主人即其怪之变化，汝主人酒中被放毒气，若救之迟，则命必丧矣。”小二听罢，即拜恳老妪救治之方，老妪云：“我不能勾救治，除往茅山求董真人丸丹来饮下，便可吐出其毒，方能救理。”小二云：“此去茅山几多路程？”老妪云：“趁早行一日赶到。”小二入房中对主人说知其事，施俊惊忧，即用银五两作见礼，着小二往茅山投董真人去了。
| 小二告以昨饮酒昏迷之故，望有汤求些救命。老妪问其来历，小二将前事一一告知，老妪惊云：“汝主又被怪中毒矣。”小二问其故，老妪道：“此处出异怪，不时出来迷惑客商，摄去货物；或变美貌妇人，迷惑男子，皆有毒气入人肚中，医迟则死。汝家主人酒中饮其毒矣，若救之迟，则命必丧。”小二听罢，即拜恳老妪救治之方，老妪云：“我不能救，除非往茅山求董真人药丹丸来饮下，便吐出其毒，方能救理，可以无事。”小二□问：“此去茅山有几多路程？”老妪云：“若去得早时，一日可到。”小二入房中对主人道知其事，施俊惊忧，将银五两作进见之礼，着小二急投茅山来求董真人药丸。 |
此处所引《百家公案》，乃万历二十二年（1594）朱氏与耕堂刊本，其第五十八回《决戮五鼠闹东京》末云：“此段公案名《五鼠闹东京》，又名《断出假仁宗》，世有二说不同。此得之京本所刊，未知孰是，随人所传。”也就是说，在与耕堂本《百家公案》之前，尚有所谓“京本”包公判案小说集的存在[7]，至于“京本”中的“五鼠闹东京”又据何而来？尚难确考。综上，《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的题材来源，可能有三种情况：其一、直接根据民间所传《五鼠闹东京》或《断出假仁宗》故事演绎而成；其二、据“京本”包公判案小说集所录“五鼠闹东京”演绎而成；其三、据万历二十二年（1594）与耕堂本《百家公案》所录《决戮五鼠闹东京》演绎而成。考虑到《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内封题“包龙图判案”，则其应产生于明代包公判案小说盛行之后，故三种来源之中，笔者倾向于认为是第三种。若此说能成立，则《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的成书时间，乃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至三十六年（1608）之间，其刊刻亦当在万历时期。
三、《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与《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
明文萃堂本卷三、卷四已佚，无从窥其情节内容。笔者将尚存之卷一、卷二与英国博物院藏清刻本《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卷一，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文本比勘，结果发现两者同中有异，互有详略，其间关系颇为复杂。今择其文字差异较为显著的七个段落，列为表二：
《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
《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
一
（王）旦曰：“太子乃国家根本，陛下何不当万几之下，每夜宫中焚香[8]，默祷上帝，则帝心简在，或诞熊罴，未可知也。他如封禅建醮，又其次之。”帝曰：“封禅建醮，未免劳民伤财，朕今无子，想已获罪于天，若更劳民伤财，其罪不亦重乎？卿说默祷一事，庶几近理，朕其为之。”君臣议罢退朝。真宗自是日则励精图治，减膳撤乐，夜则宫中焚香祝天，愿天早生圣人，以主中夏，使时和年丰，人人歌尧颂舜。自正月拜起，直到七月十五，齐明盛服，全无懈志。
王且曰：“太子乃国家根本，陛下何不当万几之下，每夜宫中焚香。”至七月十五，全无懈志。
二
忽然惊动云头太白金星，回天奏曰：“自从陛下差赤脚大仙下凡御世，因无左辅右弼，今生三日，是以悲啼不止。愿我主拨下辅弼，以成就一世纯仁。”玉帝准奏。
忽然惊动云头太白金星，向大仙下凡御世，因无左辅右弼以成一世慈仁。玉帝准奏。
三
时在癸亥，改元天圣元年，一遵先朝旧臣旧政，但见海晏河清，民皆乐利，边境肃清，夏人纳款，边人请盟，中国无所事事。却说一日，吕□□当朝清理，在朝文武大小官职，举直错枉，进贤退不肖。有开封府推官包文拯，年幼出仕，刚厉严肃，耿介不阿，不避权贵，时人号为“阎罗包老”，即权为参知政事，共秉大权。有佳山寨都巡检杨文广，韬吟武略，年虽弱冠，敬承能继祖父，加升为天下总兵都元帅，仍驻扎佳山，以威夷夏。惟包文拯乃文曲降世，以匡皇上。
时在癸亥，改元天圣元年。文拯乃文曲降世，以匡皇上。
四
年近四旬未得子息。朱院君一日谓施长者曰：“自娶我过你家二十余年矣，并未生养， 莫非我命带孤辰，以致如此。且古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急早娶一偏房，若得一男接继宗枝，此人生之急务也。”施长者闻院君之言，如醉方醒，意欲行之，终是夫妇情投而不忍为。又不觉过了半年，朱院君见丈夫不肯娶妾，再三苦劝继后大事，施长者曰：“我与你夫妻和顺，岂可一旦分情割爱乎？纵无子息，乃天之命也。□不背义强求，苟娶妾来而又不生，亦将如之何也？”夫妻存心良善，因感天神，上奏玉帝，玉帝敕令南斗注生簿，查施恩果系无子，玉帝降旨：照得施恩夫妇，二人同心，乐善和气，可以致祥，当赐一俊伟佳儿，允他继嗣，旨到即行，不得违逆。于是南斗星君得了玉皇敕旨，即注一子与他继后，荣贵褒封，以彰善报。一日，施长者与院君同座夜饮，不觉微醉就寝，夫妇情兴俱动，解衣交股，欲火齐燃，夫妻交合，云雨颠狂，极恣其乐。霎时云收雨罢，院君谓施长者曰：“今夜情欲太过，自觉昏倦。”是夜热睡，天已明矣，尚不知醒。从此身怀有孕，十月将满，夫妇因坐闲叙，言及有孕，将欲分娩，施长者曰：“你昔日劝我娶妾，我再三不肯，今日天幸有孕，倘得男子，是天赐我与你善心之报也。”
年近四旬未有子息。今日妻幸有孕，倘得一孕，乃是赐我夫妇善心之报。
五
谁知如来莲座之下，有五个老鼠，每遇讲经之时，五鼠同来盗听，各伸出入之首，同张窃食之形，耳听心通，鼠张猫势，日积月累，法力渐大，变幻无穷。一日，五鼠谋道：“我与你五个兄弟分派大小。”第一个大的称为一鼠，第二大的称为二鼠，依次而派称为五鼠。
有一弹子和尚不遵佛法，谤道重愆之徒，玷辱清规，激怒世尊慈颜，将弹子贬作一只无聊老鼠。那弹子和尚变成一只老鼠，每遇朔望，世尊登于莲座讲经说法，那鼠伸出头来盗听经法，耳听心聪，鼠张猫势，日积月累，鼠假虎威，法力渐大，变幻无穷，一只老鼠变化五只老鼠。一鼠道：“我与你五个兄弟分派大小。”第一个大的称为一鼠，第二大的称为二鼠，依次而派称为五鼠。
六
那女子款步金莲当先，众人相随，行不里余，见有粉墙华屋，清趣异常，同人里面各各施礼，分宾主而坐。女子道：“妾不幸，旧年亡夫，老年公姑相继而亡。今居于此，下无子息，意欲适人，舍不得许多田地；欲招赘一人上门，同理家事，未得如意者。今□客官垂顾，真千载奇遇，倘蒙不弃，愿陪枕席。”这些客各有相争之意，女子安排酒席出来相待众人，不觉天晚，一人一所房，床被帐幔各各齐备，各各就寝。
那女子款步金莲当先，众人相随，行数十步路，只见楼台高耸，屋宇巍峨，门前宽阔，尽是华壁粉墙。左转一曲，只见路道清奇，都是白石栏杆，希罕景色般般有，无名异果喷人香。又转一曲，乃系绿阴深处，过了绿阴深处，两廊屋宇明瓦疏窗，见了许多景色。再转就是客堂，又只见明明亮亮，堂上清幽，炉炷名香，转盼又见金镶学士蓝笱象床。转入里面，分宾主坐下，各上施礼，两边小子侍立，丫环侍女玉手递茶汤。那六个客人，被妖引入迷魂路，凶而不知，以丛风逸乐。话不多时，只见几个小厮，摆上一席酒来，六个客商共同一席，那女子坐在一旁，开言带羞而谓曰：“妾告君家，得听奴诉说因依。”六位客官答道：“有话但说无妨。”那女子一一道说其详：“妾身去年不幸，夫君早丧，翁姑双亡，奴若出事他人，又舍不得许多楼房屋宇、田地家宝物业；妾身欲招一郎入门相陪，枕席之乐，愿与绸缪，共乐百年鸳帐，正合妾身终日思怀之念也。”这众客人各有相争之意，那女子说道：“我家非比寻常，欲爱其亲，必须量玩光景。”各客闻言，皆现珍宝，或有黄金白银，或有珍珠玛瑙，或有珊瑚琥珀，或有美玉车渠，或有水晶琉璃，各现珍以为引动女子心情，人人皆有私谋之意。殊不知三鼠原是苟谋套其珠宝出现，要夺回山之意。那女子说道：“奴欲某君，今晚自然相陪枕席。”不觉天晚，一人一所房，床帐幔锦被皆已齐备，各人就寝。
七
二人对席，饮至更深，五鼠生一计，呵一口毒气于酒中，双手递与施俊道：“劝秀士满饮此杯，这回进京一举高登。”施俊接在手，不饮便罢，才一饮下喉去，不觉昏迷倒于座下。小二忙来扶起，抱入房去。五鼠便把行李来打开，道：“将此金宝搬归洞去，明日请诸位兄长来看，献吾所有。”将搭连皮箱都开了来看，都只是些文房四宝，虽有些使用盘缠，能有几何？五鼠恼闷道：“三兄摄得金宝上千不止，我今也要摄些，遇着个这等好买卖，都是书，要他何用。”心中思想，顿起念头，先闻施俊说他有娇妻在家，不如变做施秀才，回去与他妻子同乐几时，却不快活，要他金宝何用？于是变作施俊，驾起黑云，望清河县去了。此时，小二抱施俊入房，昏迷不醒人事，夜深又无处寻医人，只得挨到天明方好寻人医治。□及天明，店房、屋宇、店主都不见了，乃是一块荒草地上。小二慌张□道：“原来昨夜被鬼所迷。”将施俊负在背上，驼过山嘴，乃有一间酒店，小二驼将入去，有一老妪出来，小二告以昨饮酒昏迷之故，望有汤求些救命。老妪问其来历，小二将前事一一告知，老妪惊云：“汝主又被怪中毒矣。”小二问其故，老妪道：“此处出异怪，不时出来迷惑客商，摄去货物；或变美貌妇人，迷惑男子，皆有毒气入人肚中，医迟则死。汝家主人酒中饮其毒矣，若救之迟，则命必丧。”小二听罢，即拜恳老妪救治之方，老妪云：“我不能救，除非往茅山求董真人药丹丸来饮下，便吐出其毒，方能救理，可以无事。”小二□问：“此去茅山有几多路程？”老妪云：“若去得早时，一日可到。”小二入房中对主人道知其事，施俊惊忧，将银五两作进见之礼，着小二急投茅山来求董真人药丸。
饮罢不觉夜深，五鼠送施俊卧房安寝。睡到天晓起来，正在草坡之中，并无房屋遮盖，此事为何这等不明，又见腹中疼痛，头昏脚软，步履艰难。快叫小二快去再投别店，到得王家店去坐下，言及昨夜情由。店家闻说大惊，说的：“不好了，有董真人遥望四山皆有妖气，大发慈悲之心。先日亲临嘱咐，迩来妖气倡狂，下药毒人，倘于客旅有人被毒者，教他早到茅山，我把灵丹相送，急救活命，如迟自误。”施俊闻言，即唤小二快去董真人求取灵丹，忙付白金五两，嘱云速去速回。小二领命，快步如飞，去求灵丹不题。却说五鼠听施俊所言，家中有年少妻子何氏，我也摇身一变，变作假施俊，回家与何氏恩爱相交，却不美哉。
表中例一至例四，清刻本文字前后文气断裂，内容亦有脱节之感，显示出十分鲜明的删削痕迹，取明文萃堂本相应文字对读，则豁然如释。若仅以此四例而言，那么，清刻本应据明文萃堂本为底本删削翻刻而成；但问题在于，例五至例七却并不支持这一推论。
例五之中，明文萃堂本直接交代五鼠在“如来莲座之下”，窃听说法，久而成精；清刻本却多出一段“弹子和尚”受罚变鼠、一鼠再化五鼠的情节。此“弹子和尚”大有来历。明代小说《三遂平妖传》（二十回本）第十一回“弹子和尚摄善王钱，杜七圣法术剁孩儿”载：
（善王太尉）正饮酒之间，只听得那四望亭子的亭柱上一声响，上至太尉，下至手下的人，都吃一惊。看时，不知是甚人打这一个弹子来花园里来。太尉道：“叵耐这厮，早是打在亭柱上。若打著我时，却不厉害。”叫众人看是谁人打入来的。众人四下里看时，老大一个花园，周围墙垣又高，如何打得入来。正说之间，只见那弹子滚在亭子地上，托托地跳了几跳，一似碾线儿也似团团地转，转了千百遭。太尉道：“却不作怪！”只见一声响，爆出一个小的人儿来。初时小，被凡风只一吹，渐渐长大，变做一个六尺来长的和尚，身披烈火袈裟，耳坠金环。太尉并众人见了，都吃一惊。
小说自第十一回至第十三回前半部分，叙弹子和尚骗走善王太尉三千贯钱财，施妖术惩罚告发他的“李二哥”，并数次逃脱官差追捕，一时间“鼎沸了东京城，大闹了开封府”，连包公也对他无可奈何，后来又与张鸾、卜吉等人共助王则起义。万历二十二年（1594）与耕堂本《百家公案》第四十一回《妖僧感摄善王钱》亦载此故事，情节与《三遂平妖传》（二十回本）相同，惟结尾处云：“后来那和尚又去帮王则谋反，被官军所捉，戮于东京市，其妖氛方息矣。”作品对“弹子和尚”持贬斥态度，清刻本将“弹子和尚”设计为鼠精之原型，其情感立场与《百家公案》较为接近[9]。那么，此细节究属清人翻刻时插增，还是别有文本来源？就例一至例四而言，清刻本对底本多有删削，导致不少语段文意断裂，如此粗疏的民间书坊，似乎不会去做插增情节的麻烦事。因此，清刻本中的“弹子和尚”细节，应是其底本原有。
再来看例六，清刻本对“女子”家中庭院的描写，颇为详尽，六客各出珍宝相炫的细节，也增强了“鼠精夺宝”的生动性，对阅两个文本，清刻本似略胜于明文萃堂本，而其多出的三百七十余字，也应是其底本所原有。例七显示的文本差异就更大了：前半段，明文萃堂本较清刻本多出几个细节，包括鼠精呵毒入酒、迷倒施俊、翻看行李、未见金银等内容；后半段的主干情节虽然相同，即主仆得人指点、前往茅山求取董真人丹丸，但两个文本的具体描述文字却完全不同。凡此均清晰地表明：清刻本翻刻时所据底本，并非寒斋所藏明文萃堂本，而是另一个目前未知的明刊本。
不妨再将明文萃堂本八十一幅图像的题图文字，与清刻本卷首的“新刻五鼠闹东京一卷目录”稍作比较，列作表三：
明文萃堂本题图文字
清刻本卷一目录
完全相同
（共47幅）
焚香求嗣、宸妃生子、文武褒封、夫妻相乐、书馆考对、先生议亲、师徒笃学、托媒取亲、施家议亲、洞房花烛、家宴宾客、男读女绩、守制读书、辞妻赴选、投店安宿、如来说法、五鼠演法、商议思凡、三鼠言志、各鼠逞能、得山相喜、二鼠逃生、众鼠商议、三鼠问猿、访问情由、归报消息、探看鳖穴、一鼠调遣、二鼠搦战、鼠鳖对阵、二鼠诈败、鳖精败回、鼠精得穴、盗果归穴、众客失货、群客歇凉、美女联诗、女子相延、真人炼丹、拜谢真人、三鼠排金、五鼠下山、□（假）俊见妻、访问牧童、拜恳真人、真人礼接、相款小二
略有不同
（共22幅）
真宗治世、神医治啼、师友试对、拜谒施家、主宾畅饮、相辞归馆、夫妇商议、施俊丧父、途中跋涉、各论所长、二鼠争尊、四鼠求兄、五鼠择穴、怪店道客、同食梨枣、陪欢枕席、开店招客、施俊投店、主宾问答、亲邻拜访、□见求□、付□救主
宋帝治世、神医治病、师友言谈、拜谒托媒、主宾饮酒、拜辞归馆、夫妇相议、施家丧父、途中遇景、各论短长、一鼠争尊、四鼠醒悟、五鼠探穴、怪店迷客、同饮梨枣、同欢枕席、开店搭客、施家投店、宾主问答、亲邻拜诲、献礼求丹、丹丸救俊、
完全不同
（明刊本12幅、清刻本17则）
君臣论事、仁宗即位、万民乐业、劝夫娶妾、玉帝降旨、施恩得子、从师读书、二鼠言志、对饮谈论、摄金见书、驼主投妪、妪教求丹、
教子读书、郑达吟诗、施家丧母、五鼠言志、众鼠遵令、一鼠言志、驾云寻地、各鼠分居、三鼠自封、木客行吟、诉告因依、众客回音、真人致嘱、施家被毒、投店备言、五鼠驾云、施俊回乡
由上表可知：其一、清刻本卷首“新刻五鼠闹东京目录”所录四言则目，实即所据底本各叶插图的题图文字，就其插图的数量以及题图文字的特征来看，该底本也应是一个上图下文的明刊本。其二、据上图下文本一叶两图的惯例推算，清刻本目录共一百五十七则，其底本正文应有七十九叶，其中卷一有四十三叶、卷二有三十六叶，当然，这一推算的前提是清刻本悉数移录了底本的题图文字。其三、明文萃堂本卷一、卷二之中，有十二幅插图的题图未载于清刻本目录，而清刻本卷一目录中也有十七则，未见于明文萃堂本，换言之，明文萃堂本与清刻本所据底本的插图存在不小的差异。这再次印证了笔者的推论，即清刻本《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所据底本，绝非寒斋所藏明文萃堂刊四卷本，而是另外一个目前未知的明刊二卷本，姑称为“明刊别本”。
那么，这个“明刊别本”与明文萃堂本又是什么关系？由于明文萃堂本与清刻本的大部分文字，均十分接近，故两者之间必定存在亲缘关系。笔者的初步看法是：明文萃堂本刊印在先，“明刊别本”乃据明文萃堂本增删而成。理由为：上文表三例七，施俊中毒之后，明文萃堂本有拜问“老妪”救治之方的描写，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与耕堂本《百家公案》第五十八回《决戮五鼠闹东京》相同，参见表一例三；而清刻本则作：“快叫小二快去再投别店，到得王家店去坐下，言及昨夜情由。店家闻说大惊”云云，根本没有提及“老妪”。然破绽恰在此处显露，小说下文叙及小二至茅山董真人处求取丹药等情节：
小二起身，将身上带五两银子献上，道：“主人施俊东京赴试，来到途中，被妖怪将毒酒饮之，被迷倒地，至今腹中疼痛不止，命在悬丝，询问别店老妪，闻仙翁丹丸可救……（董真人道）我付灵丹十粒，寄你带去付与店中老妪，倘有中毒之人，叫他即将与人救命……（施俊）只得同小二收拾回家，辞谢老妪，作别而行。
此段文字，明文萃堂本与清刻本完全相同。明文萃堂本前文有“老妪”的描写，而且还专设“驼主投妪”、“妪教求丹”两幅插图，前呼后应，文笔细密，丝丝入扣；而清刻本及其所据“明刊别本”，正文已将“老妪”改为“王家店”、“店家”，插图也删改为“投店备言”一幅，却漏将后文中的“老妪”改为“店家”，露出明显的后出删改痕迹。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尚未发现“明刊别本”《五鼠闹东京》存世的线索，且俟来日验证。
四、明代以降“五鼠闹东京”故事的历史流变
提及“五鼠闹东京”，一般读者都会首先想起清代小说《三侠五义》，书中叙陷空岛五位义士，曰“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合称“五鼠”，因白玉堂不服南侠展昭被封“御猫”称号，呕气生事，“鼠”“猫”斗智斗勇，大闹东京。此处，“五鼠”形象已从明代的精怪，蜕变为清代的侠客。对于“五鼠闹东京”故事的这一转变，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就已有所关注，他在《〈三侠五义〉序》中指出：《包公案》（即《龙图公案》）中的《玉面猫》，乃“记五鼠闹东京的神话”，“五鼠闹东京的故事，又见于《西洋记》（即《三宝太监下西洋》），比《包公案》详细的多”，“五鼠后来成为五个义士，玉猫后来成为御猫展昭，这又可见传说的变迁与神话的人化了”[10]；此后，经柳存仁[11]、胡从经[12]等学者搜考，该故事又陆续发现了若干新文本，包括清刻本《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明代小说集《轮回醒世》卷十七“妖魔部”之《五鼠闹东京》及万历二十二年（1594）与耕堂本《百家公案》第五十八回《决戮五鼠闹东京》等。关于上述诸文本之间的学术关系，小说学者也多有论及[13]，其中以胡从经《〈轮回醒世〉——从未见诸著录的明代小说总集》（1988，以下简称“胡文”）所述较为集中：
本集第十七部《五鼠闹东京》篇，则十分可贵地保存了它的原始型态……此故事中诸情节原与包公无涉，而后来朱氏与耕堂梓行的《百家公案》始将其改写为包公系列公案之一……稍后明末刊本《龙图公案》第六卷《玉面猫》，则脱胎自《百家公案》。再后来有清刊本《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似据《龙图公案》中《玉面猫》篇铺排而成。
胡文不乏精辟之见，然囿于资料，所论亦有讹误。更为重要的是，或许是因为缺乏一个明刊单行本的缘故，关于“五鼠闹东京”故事的历史流变，迄今未见专文予以系统而细致的梳理。
“五鼠闹东京”故事，究竟起源于何时，今难确考。宋洪迈《夷坚甲志》卷十三《了达活鼠》篇云：“吉州隆庆长老了达，言尝寓袁州仰山寺，与同参数人约往他郡行脚。取笠欲治装，见笠内有鼠窠，实以碎绢纸，新生鼠未开目者五枚，啾啾然。达欲去之，恐其死。乃谢同行者，托以他故不往。又数日，五鼠能行，达以粥食饲之。每夕宿笠中，旬余始不见，其中洁然无滓秽，得净笠衣及茶一角。达意其窃以来，悬之僧堂，三日无取者。于是白主者告于众，以其茶为供而行。自是所至不蓄猫，鼠亦不为害。”文中的“五鼠”知恩图报，与后来大闹东京的鼠怪并无关联。目前所知“五鼠闹东京”故事文本，集中产生于明代万历时期，按照《百家公案》第五十八回《决戮五鼠闹东京》文末所云：“此段公案名《五鼠闹东京》，又名《断出假仁宗》，世有二说不同。此得之京本所刊，未知孰是，随人所传。”则截止于明代万历时期，民间尚流传着两种不同的“五鼠闹东京”故事。令人庆幸的是，明代文献恰好保存有两种不同的文本，其核心差异乃在于有无包公判案情节：
1、无包公判案情节的“五鼠闹东京”。
即《轮回醒世》卷十七所收《五鼠闹东京》，主干情节为：宋代符州穆玙及妻彭氏，因“淫逸之行”被阴府勾去，仍判作来生夫妇，但须受“群妖魔障”。两人转世为绿萍县柳舒及妻梅氏，归宁途中遭遇五鼠精，两鼠化作假柳舒、假梅氏，为辨真假，先后由绿萍县令、张天师、天子审断，而三鼠、四鼠、五鼠次第变为假县令、假天师、假天子，大闹东京，最后大慈从西天佛祖处借来“金睛火眼白猫”，才降伏五鼠。此篇题下标“宋时”，但尚难判断是否产生于宋代[14]。
2、有包公判案情节的“五鼠闹东京”。
即万历二十二年（1594）与耕堂本《百家公案》第五十八回《决戮五鼠闹东京》，其核心情节为：宋代清河县秀士施俊赴东京应试，途中被鼠精毒酒迷倒，鼠五变作假施俊，返家与其妻何氏取乐，之后次第由王丞相、仁宗天子、国母、包公审断真假，而鼠四、鼠三、鼠二、鼠一依次变作假丞相、假仁宗、假国母、假包公，大闹东京，最后包公阴魂直上天庭，从西天借来“玉面猫”，始降伏四个鼠精，但第四鼠逃脱。借助明代公案小说、尤其是包公判案小说的流行之势，此系统故事传播甚广，衍生出如下数个文本：
1）《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九十五回“五鼠精光前迎接，五个字度化五精”，小说借助国师之口转述“五鼠闹东京”故事，基本情节与《百家公案》所载相近，惟施俊中毒后向人求助一段，差异颇大：
却说施秀才吃了褚五的毒酒，睡到五更头，肚腹疼痛，滚上滚下，叫声：“小二！”小二也是肚腹疼痛，叫爹叫娘。一个滚到天亮，一个叫到天明，那里有个店房？那里有个店主人？施秀才说道：“那里眼见鬼，就到这个田地。”小二说道：“山脚下人原来不忠厚，把个毒药耍人。”一主一仆正在急难之处，幸喜得天无绝人之路，有个樵夫荷担而来。施秀才没奈何，扯着告诉他夜来这一段情由。樵夫道：“此处妖怪极多，夜半受了妖魔的毒气，以致如此。”施秀才就求他一个解救之方，樵夫说道：“离此百步之外，就有一所店房，可以栖身。离此六十里之外，有个茅山董真君，施舍仙丹，专一驱治鬼魅阴毒，可以救解。”施秀才说道：“我主仆二人俱已受毒，怎得个人儿前去？”樵夫又看一看，说道：“你的毒气太重，三五日间就要丧命。你管家的毒气尚浅，在十日之后才重。”施秀才说道：“小价虽然毒浅，目今也不能动止，将如之何？”樵夫道：“管家只消把地上的土块儿吃他三五口，权且解得一二日之危。有了一二日，却不请到茅山董真人的仙丹么？”道犹未了，樵夫已不在面前。小二道：“怪哉！怪哉！夜来见鬼也罢，日上怎么又见鬼哩！”施秀才说道：“蠢才！夜来是鬼，日上是神仙，这决是神仙来搭救我们也！”果真的小二吃了三五口土，疼痛顿止，人事复旧。
即时走向前去，找着店房，安了主人，上着行李，觅却茅山，拜求董真人。各得一粒仙丹，一主一仆一口吞之。吞了下喉不至紧，一人吐了几大盆，却才消得毒气。
将此段文字与前文表一例三、表二例七对读，可知《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描述，与《百家公案》、明文萃堂本《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及清刻本《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均不同。这段文字究竟是出于作者罗懋登的增饰，还是别有所本，今难确考。《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前有万历二十五年（1597）作者自序，其成书时间与《百家公案》相近，也就是说，它未必据《百家公案》所载转述，故后一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2）明文萃堂本《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四卷，主干情节相同，但插增了仁宗诞生、施家得子、施俊结婚、五鼠探穴、鼠鳖大战、众鼠言志等众多情节，篇幅亦大为扩增，成为一部独立的小说单行本。
3）明刊别本《新刻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二卷，乃据明文萃堂本增删而成，原本未见存世，参阅前文。
4）明末《龙图公案》第五十二则《玉面猫》，实即《百家公案》第五十八回之《决戮五鼠闹东京》，文字略有删改。
耐人寻味的是，民间传说中的“五鼠闹人间”故事，恰好也可按照有无包公情节，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系统。第一种无包公情节者，见于四川德昌县傈僳族所传《老虎、水獭、家猫的来历》[15]故事，叙天神“天管师”把五只耗子放到人间，耗子精变成五个会说话又会变化的男子，有一天，路遇一个漂亮女子，耗子精起了坏心，就变成她的丈夫模样，女人分不出真假，去请米寺扒（傈僳族语，即地方管事的头目）审断，一只耗子精又变成假米寺扒，真米寺扒无奈之下，请求“天管师”帮助，“天管师”派遣老虎、水獭、家猫三兄弟下凡，终于降伏五只耗子精。第二种有包公情节者，见于四川木里藏族所传《五鼠闹东京》故事，叙张老实与妻子杨翠花，居住在大山边，年遭大旱，张老实外出做生意，五只鼠精来到杨家觅食，变成丈夫模样与杨氏取乐，张老实归家后无法分辨，诉至官府，鼠精变为假县令，再告至包公处，鼠精变为假包公，最后告至皇帝处，鼠精又变为假皇帝，众人无可奈何，幸有一位老者经商路过，他通过模仿动物叫声，探知妖怪乃鼠精幻化，老者从波斯借来三只猫，第一只猫半路见到鱼跑脱，变成水猫，第二只猫去追赶松鼠，变成野猫，第三只猫终于大展神威，咬死五只鼠精[16]。由于民间传说、尤其是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口耳相传的故事，往往有着较为久远的渊源，故上述口头文学中的“五鼠闹人间”故事，可与明代“五鼠闹东京”小说文本，建立起某种超越时空的呼应关系。依常理判断，无包公情节、纯为精怪传说的“五鼠闹东京”故事，其产生时间应该更早，胡从经文认为《轮回醒世》保存了“五鼠闹东京”的“原始型态”[17]，甚是。
至清代中前期，随着《龙图公案》小说的多次刻印[18]，有包公情节的“五鼠闹东京”故事，继续流传不绝[19]。令人注目的是，它开始融入北方地区的民间说唱表演，清乾隆六十年（1795）刊本《霓裳续谱》卷七“莲花落”[20]载：
替天行道的宋公明，把你的替天行道是且靠后，听我表宋朝一大臣。宋朝有个包丞相，昼断阳来夜断阴，黑驴儿告状救主难，定远县里断乌盆，草桥也曾断过后，一根丁断出两根丁，因为错断了颜察散，才惹的五鼠闹东京。成了精的耗子，你就算不了事，听我说上一部反《西厢》。
《霓裳续谱》的编者是津门曲师颜自德，点订者为直隶大兴人（今北京）王楷堂，两人均生活于清初雍、乾时期，全书所收为当时流行于河北、山东等地区的俗曲曲词，堪称是“一部清代前半期北方俗曲总集”[21]。文中划线的三句，大可玩味。从“成了精的耗子”一句来看，此处的“五鼠闹东京”，所指仍为明代以来的精怪故事；而“因为错断了颜察散，才惹的五鼠闹东京”一句，则牵扯到了一个重要人物“颜察散”，又写作“颜查散”，原本只知他是道光、同治时期说唱“三侠五义”故事中的人物，但《霓裳续谱》的记载表明：至晚在乾隆年间的包公案故事中，颜查散就已经出现，而且还与精怪“五鼠闹东京”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包公“错断了颜查散”具体又指何事？目前所知首都图书馆藏车王府唱本《包公案》、《三侠五义》、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升平署抄本《包公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石韵书抄本六种、王茂斋抄本《龙图公案》[22]、谢蓝斋抄本《龙图耳录》以及光绪刊本《三侠五义》小说诸文本，均未见“包公错断颜查散”，换言之，至清代后期，该情节已遭删改而失载于通行的包公案故事。令人惊喜的是，流行于东北地区的二人转传统曲目《五鼠闹东京》[23]（又名《包公错断颜查闪》），却依旧保留着这一珍贵的故事：民女柳金蝉被贼人李宝杀害，柳父诬陷外甥颜查闪所为，包公错斩颜查闪[24]，颜氏尸体不倒，包公魂游阴府，又错杀五鬼，遂引出五鼠闹东京，宋主命十二岁宰相干罗处治，最后从西天王母处借来狸猫降伏五鼠。民间曲艺及其相关剧本，对于古代小说戏曲文学研究的文献价值与学术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清谢蓝斋抄本《龙图耳录》[25]，乃据石玉昆说唱本《龙图公案》删改而成，其第三十四至三十九回，叙书生颜查散赴京赶考，借住于未婚妻柳金蝉家，后被柳父冤指谋杀丫环绣红，幸得锦毛鼠白玉堂暗中相助，仆人雨墨至包公府替主告状，白玉堂则潜入包府，飞刀留谏，上书“颜查散冤”，包公接状后提审诸人，明辨是非，颜查散冤情得以昭雪，无罪释放。小说虽然保留了“颜查散”、“柳金蝉”等人物，也有包公审断颜查散案的情节，但“错断”已被改作了“明断”，精怪“五鼠闹东京”，亦被改编为侠客“五鼠闹东京”。至于此删改究竟发生于何时？石玉昆说唱的包公故事中到底有无“错断颜查散”及精怪“五鼠闹东京”情节？由于目前所知之包公案说唱抄本，均无法确考为石玉昆说唱的嫡传本，故上述问题只能存疑待考。至光绪五年（1879），“问竹主人”等京都坊贾将《龙图耳录》加以删削[26]，改题《忠烈侠义传》（《三侠五义》）刊刻行世；光绪十六年（1890），著名文人俞樾又将《三侠五义》小说改编、更名为《七侠五义》，交付上海广百宋斋铅印出版。这一以侠客“五鼠”、“御猫”展昭、包公、颜查散等人为主角的侠义公案故事，遂得广泛流传，渐至家喻户晓。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侠客版“五鼠闹东京”的盛传，并未导致精怪版“五鼠闹东京”故事的湮灭，它在晚清民国时期仍颇见流传，据目前所知，就有通俗小说《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二卷，存世有两个版本，一为清“书林”刊本，今藏伦敦英国博物院，一为广州以文堂刊本，今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27]；有唱本《五鼠闹东京》[28]，清末汉镇同华堂刻巾箱本，今藏国家图书馆；有京剧剧本《闹东京》[29]，旧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有鼓词《绘图新编宋朝历史小说五鼠闹东京》二十回，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大成书局石印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凡此种种，均显示了此历史悠久的精怪故事的顽强生命力。或许是受侠客版“五鼠闹东京”的影响，晚清民国时期的精怪版“五鼠闹东京”故事，出现了若干细节变化，譬如在京剧《闹东京》中，五个鼠精首次有了各自的绰号，分别为“白鼠仙”、“地里仙”、“过梁仙”、“长尾仙”及“腾云仙”；而在鼓词《新编宋朝历史小说五鼠闹东京》中，鼠精变成店主与施俊攀谈时自称：“为小生也不是开店的，说起来真真心中惹人愁，家住在西京长安城一座，咱姓白名字叫个白玉楼”，此“白玉楼”与《三侠五义》中的“锦毛鼠”白玉堂，亦仅一字之差。
如上所述，自明代万历以降，“五鼠闹东京”故事始终流传有绪。从故事题材来看，它经历过两次重大的改变，第一次是受到明代公案小说的影响，增入了包公判案情节；第二次是在清代中后期，受到侠义公案说唱及小说的影响，“五鼠”形象由精怪蜕变为侠客，而正是因为与不同时期流行小说的不断结合，“五鼠闹东京”故事才拥有如此绵长的生命力。从传播途径来看，“五鼠闹东京”则经历了两个重要的轮回，即从早期的民间口头传说，转写为明万历时期的多个小说文本；又由清代中前期的案头文本，重新融入民间的说唱表演，而正是由于下层文人与民间艺人的双重创造，“五鼠闹东京”故事才能保持新鲜的文学活力。因此，梳理“五鼠闹东京”故事的历史流变，庶可为探究古代小说、古代俗文学的演进规律，提供一个独特的学术个案。
注释：
[1] 详参柳存仁编著《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之《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66—69页。
[2] 李梦生为《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所撰《前言》：“明代万历前后，闽中书坊多称书林，如潭邑书林、书林聚奎堂、书林清白堂、书林萃庆堂等，曾刊刻《天妃娘妈传》、《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达摩出身传灯传》、《飞剑记》、《咒枣记》等一大批神魔小说。本书的内容、语言风格、分则体制等都与上述小说相仿，疑此‘书林’也是明中叶后闽中书坊之一，书或作于明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另《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之韦凤娟所撰《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条目亦云：“从五鼠闹东京的故事流传历史来判断，本书当作于明代末期”，该条目迳标为“明佚名撰”，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06页。
[3] 笔者戊子（2008）初春撰成此稿，念及新岁恰为鼠年，颇为自喜，亦为读此文者一祝也。
[4] 程文载《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文中引《新民录引》文字，并认为：“这里交代了作者编撰小说的方法、目的以及小说出版情况，由此可以看出，吴还初正是《新民公案》的编撰者。”似稍嫌武断。在找到确切证据之前，不妨暂且仍将吴迁视为《新民公案》的作序者，而不是编撰者。
[5] 此“涂德孚”，诸书均误识为“余德孚”，实际上细看《新刊出像天妃济世出身传》卷首题署，“余”字左上角明显尚有笔划，乃两点之连笔，故应是“涂”字而非“余”字。
[6] 参见方彦寿《建阳刻书史》第五章第四节之“书林刘氏刻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
[7] 关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与耕堂《百家公案》之前尚存一个祖本的说法，参见[美]韩南“Judge Bao’s Hundrend Cases Reconstructed”，Harve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0, no2, （Dec.1980），Footnote Fifteenth, 306；程毅中《〈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与明代公案小说》，载《文学遗产》2001年第1期；杨绪容《〈百家公案〉研究》第一章第一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8] 本文引文中的下划浪线，均为笔者所加，特予说明。
[9] 值得注意的是，至明泰昌元年（1620）天许斋批点、冯梦龙增补《平妖传》四十回本中，弹子和尚化身为诸葛遂智，帮助官府镇压王则起义，其真身后供奉于甘泉寺中，时称“弹子菩萨，或称蛋头菩萨，香火不绝”，仁宗皇帝下旨：“蛋子和尚弃邪归正，平妖有功，追赠护国禅师之号”云云，小说对弹子和尚的情感立场，已由贬转褒，与二十回本以及《百家公案》所录，皆迥然不同。
[10] 参见胡适为亚东图书馆1925年版《三侠五义》小说所作序文，收入《胡适文集》第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224页。
[11] 参柳存仁编著《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之《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66—69页。
[12] 参见胡从经《〈轮回醒世〉——从未见诸著录的明代小说总集》，此文所署撰写时间为1988年10月9日，后收入《胡从经书话》，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页。
[13] 参见刘辉、薛亮《明清稀见小说经眼录之三》，文载《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1期；萧相恺《宋元市人小说辑佚》，文载《文教资料》1997年第5期；程毅中《〈轮回醒世〉小说考述》，文载《国学研究》2003年总第12辑，收入其《明代小说丛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页。
[14] 据称已故天津藏书家周绍良先生藏有一部明万历刊本唱本，题曰《新刊宋朝故事五鼠大闹东京记》，亦谓其是“宋朝故事”，惜无缘寓目。参见李经国《真爱才显藏家精彩——记文物收藏鉴定家周绍良先生》，文载2005年6月2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5] 参见《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中国ISBN中心1998年版，下册第1439页。
[16] 原载《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木里藏族自治县卷》，1988年内部资料本，第199—203页，转引自刘锡诚《中国民间故事中的鼠观》，文载《民俗研究》1996年第3期。
[17] 程毅中《〈轮回醒世〉考述》一文认为：《轮回醒世》卷十七所录《五鼠闹东京》，“可能根据另一说，但从全书多有改写的惯例看，更可能是重新加工的。”笔者认为：该故事起首关于穆玙夫妻转世的情节，可能是《轮回醒世》编撰者所增，但五鼠闹东京的基本情节，似另有所本。笔者赞同胡从经文的说法。
[18] 《龙图公案》之清代前期刊本有：清初种书堂本、清初益智堂写刻本、乾隆四美堂本、乾隆二十七年（1762）文益斋藏板本、乾隆四十一年（1776）书业堂本等。
[19] 清初江西宜黄诗人周礼，其《月岩集》卷三收录《读〈五鼠传〉记言》一文，文中有云：“五月十八日，偶检敝箧，得《五鼠传》、《杨家将传》，其他皆朽腐不可读”，“《五鼠传》者，其表表者欤！呜呼！何其正也。余故为之抹截钩勒，圈点评跋，使作者精神，如日月行天，毫无蔽翳。世有知者，如眉公、竟陵辈其可矣。”此《五鼠传》，未知是否即为妖怪版的《五鼠闹东京》，周氏认为此书乃“表表者”也，并对其圈点评跋，殊难理解。参见郑志良《明清小说文献资料探释七则》，载《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1期。
[20] 《霓裳续谱》原刻本为乾隆六十年（1795）文茂斋本，内封题“乾隆六十年新镌”、“秣陵王楷堂点订”、“板存前门外杨梅竹斜街中间路南文茂斋刻字铺”，此本十分稀见。笔者所见为乾隆六十年（1795）序集贤堂梓行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21] 参见张继光《霓裳续谱研究》第一章第一节，台湾文津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22] 关于此两种文献的介绍，参见鲁德才《四种〈三侠五义〉说唱本与〈龙图耳录〉的异同辩证》，文载《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
[23] 转引自《二人转曲目简介》，发布于“二人转”网站。令人遗憾的是，笔者尚未找到二人转《五鼠闹东京》的完整剧本。另据吉林大学王汝梅教授调查后电告笔者：年过八十的东北二人转研究专家于永江先生，曾听二人转老艺人说起过《包公错斩颜查闪》剧目，但他本人亦未曾看过剧本或演出。
[24] 京剧传统剧目《探阴山》（又名《铡判官》），叙颜查散至表妹柳金蝉家求婚，遭柳父拒绝；柳金蝉观看花灯时，与父母走散，屠户李保见色图奸，失手将柳金蝉杀死。祥符县令江万里草菅人命，错将颜查散判为凶手，并将其绞死，颜氏尸体含冤不倒。颜母至开封府申冤，包公下阴间查探。阴司第五殿判官张洪，为偏袒外甥李保，私改生死簿，又将柳氏冤魂囚禁于阴山背后。最后包公查明真相，颜、柳两人还阳复生，判官张洪则被铡于铜铡之下。此剧虽有错判颜查散情节，但错判者为祥符县令而非包公，错判也未导致“五鼠闹东京”，与二人转所演存在较大差异。《探阴山》，存世有清致文堂刻本，题《京调全本探阴山》，今藏国家图书馆；《铡判官》，今有袁韵宜据裘盛戎表演而整理的文本，北京出版社1958年版。
[25] 参阅《龙图耳录》第三四至三九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422页。
[26] 参见李家瑞《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原载《文学季刊》1934年第2期，收入王秋桂编《李家瑞先生通俗文学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17—23页；林薇《〈三侠五义〉版本源流考略》，原载《燕京学报》1999年第6期，收入其《清代小说论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6页。惟林薇将车王府所藏《包公案》、《三侠五义》抄本，迳视为石玉昆说唱本，尚可商榷。
[27] 此本内封页已佚，各卷首页亦无题署，惟卷二之前插有广告一叶，上题“广州市以文堂第七甫”、“老鼠闹东京”等，知其乃“以文堂”所刊，既称广州为“市”，则其应刊印于民国时期。以文堂本首即“新刻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全传目录”，均为四言则目，与伦敦藏本相同；正文卷一首页题作“新刻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全传卷之一”，白口，单鱼尾，四边单栏，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八字，与伦敦藏本不同。[日]大塚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87），曾据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之文著录，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有清广州五桂堂刊本《五鼠闹东京》，“五桂堂”坊号未知所据，或即“以文堂”之误记。本文撰写时，承香港大学龚敏博士提供以文堂本书影资料，谨致谢忱。
[28] 国家图书馆藏本仅存“上部”，“下部”已佚。该书内封页题有“前本”、“太行山遇妖”、“国母辨真假”、“一百册”等文字，则此说唱本“五鼠闹东京”的篇幅亦相当可观。
[29] 此抄本《闹东京》剧本，已收入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编辑《京剧汇编》第五十三集，北京出版社1959年版，第115—137页。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