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曾经批评巴金的小说《憩园》“内容犹如它的笔调，太轻易，太流畅，有些滑过的光景。缺的是曲折，是深沉，是含蓄。它让读者读去，几乎一无停留，一无钻探，一无掩卷而思的崎岖”。图为2016年10月17日，纪念巴金《随想录》创作完成30周年图片文献展在上海图书馆举办。视觉中国/光明图片
    【文艺观潮】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批评家李长之（1910—1978）的价值一直都未被充分认识。这是一位早慧的批评家，在25岁大学尚未毕业时就写出《鲁迅批判》一书。这部批评专著在当时的文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也曾得到鲁迅先生本人的认可。此外，李长之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出版了《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批评精神》《苦雾集》《梦雨集》等批评著作，涉及文艺批评的美学原则、批评家的文化身份、批评精神的内涵、批评和创作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命题，彰显出文学批评的鲜明个性。在文学创作蓬勃发展而文学批评话语相对滞后的当下，对李长之文学批评进行文本重读和价值重估，可以收获多方面的理论启示。
    批评的底气来自深厚学识
    李长之十分重视批评家学识养成的意义。他在《论文艺批评家所需要之学识》一文中，曾把批评家应具备的学识概括为三种知识类型：基本知识、专门知识和辅助知识，并分别以“巩固”“深入”和“广博”作为这三类知识的标准，进而指出三者之间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三者缺一不可，有一方面不充分不可”。李长之对其中的“辅助知识”一项特意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他将之划分为四类：一是生物学、心理学，二是历史学，三是哲学，四是政治经济学。由此可见，李长之对批评家学识的构想是跨学科的、全方位的。显然，在李长之看来，这种完备的学识构成不仅是一般批评家要努力达到的一个高标准，也是任何优秀批评家需要借力的一种重要内涵支撑。他在《论伟大的批评家和文艺批评史》中写道：“伟大的批评家的精神，在不盲从。他何以不盲从？这是学识帮助他，勇气支持他，并且那为真理，为理性，为正义的种种责任主宰他，逼迫他。”在这里，学识的作用被摆在各种要素中的首位，强调的意味不言而喻。
    关于批评家学识的重要性，李长之不仅在理念上发出倡导，也在文学批评写作中付诸实践。纵观李长之的文学批评，不难发现全面的学识结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换言之，深厚的学识造就了李长之文学批评十足的底气。他具备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不仅对李白、韩愈、司马迁、陶渊明等经典作家做过专门的论述，还对《诗经》《红楼梦》《水浒传》《长生殿》《琵琶记》《桃花扇》等古典文学名著有过深入的解读，甚至专门讨论过现存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同时，李长之不仅写有关于西方文学、文化的专门批评文章，而且在其他批评文章中，对西方理论家如康德、温克尔曼、荣格、奥肯、勃兰兑斯、托马斯·曼、克罗齐等人的观点，也往往能够直接从原文中娴熟自如地加以引用，使之化入文章的逻辑理路框架而不着痕迹。由此可见他的西学素养的扎实程度。正因为有了这种中西学养的融会贯通，李长之的文学批评话语既能大开大合，又能鞭辟入里，显露出一种大家的精神气质。
    反观当下的文学批评界，不少批评家常常陷入两个误区：要么拘囿于某一文类批评话语的狭隘空间而难以自拔，写小说评论的视诗歌评论为畏途，写诗歌评论的对小说评论感到无从下手，彼此画地为牢；要么因无力真正进入批评对象内部而只能游离在批评对象之外，发一些不知所云的空论或谬论。二者的共同症结就在于学识的浅薄导致批评底气的阙如。李长之写于1934年的《论目前中国批评界之浅妄》一文，对“冒牌的、贪便宜的、懒惰的、浅薄愚妄的批评家”发出厉声警告，热切呼唤“真正的、有学识的、有天才的、虚心而勤勉的、忠实而深刻的批评家”，至今依然振聋发聩。
    批评家要到文学现场接地气
    早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李长之就十分关注当时文坛的各种新动向，并积极参与各种能够和文学写作现场发生紧密联系的实际工作。20世纪30年代，他先后担任《文学季刊》编委、《清华周刊》文艺栏目主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副主编等报刊的编辑工作，还创办了《文学评论》双月刊。1944年3月，他又创办了《书评副刊》，附在《时与潮文艺》杂志之后出版。同时，他撰写了大量书评文章，以犀利独到的眼光和独立自主的立场，评论当时新近出版的各类文学作品，涵盖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多种文类，其中包括卞之琳的《三秋草》、林庚的《夜》《春野与窗》、臧克家的《烙印》《泥土的歌》、田间的《给战斗者》等新诗作品，还有老舍的《离婚》《猫城记》、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巴金的《憩园》、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沙汀的《淘金记》等小说作品，以及郭沫若的《屈原》、吴祖光的《林冲夜奔》等戏剧作品，冰心的《关于女人》等散文作品。这些作品后来基本上都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李长之在当时就能发现它们并给予中肯的评价，体现出一位优秀批评家敏锐的艺术直觉和富有前瞻性的价值判断。
    当然，李长之的这些书评既不是他曾讽刺过的书店“小伙计”式的出版预告，也不是专为朋友捧场的虚假赞美之词，而是充分体现了作者独特审美趣味和独立价值评判的文学批评。譬如，1944年，当时就在文坛富有名望的巴金出版了小说《憩园》，李长之切中肯綮地指出这部小说叙事艺术上的不足之处：“它的内容犹如它的笔调，太轻易，太流畅，有些滑过的光景。缺的是曲折，是深沉，是含蓄。它让读者读去，几乎一无停留，一无钻探，一无掩卷而思的崎岖。再则他的小说中自我表现太多，多得使读者厌倦，而达不到本来可能唤起共鸣的程度。”这样的批评意见，显然不是泛泛之论，而是真正触及到文本内部艺术问题的专业意见。再如，对于茅盾代表作之一的《霜叶红似二月花》，李长之有过这样的评价：“这表现五四前夕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较之作者过去的《虹》，自然生动而不那样沉闷了，较之《蚀》也更为深入，但却远不及《子夜》的坚实。”作者在这里把作为个例的特定批评对象置于一种作家创作的整体性语境之中，通过一种横向的比较与分析，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学者和批评家的身份之外，李长之还是一位诗人和作家。他曾出版过两部新诗集《夜宴》和《星的颂歌》，还发表了不少散文和童话作品。如此丰富的创作实践，无疑也让李长之得以比一般批评者更深刻地了解文学创作的艺术奥秘，也能真正走进文学现场内部，获取第一手的鲜活信息。
    锐气和担当是批评精神的两翼
    批评精神的建构是李长之文学批评著述的一个重要命题。在《论伟大的批评家和文艺批评史》中，他如此概括自己所理解的批评精神：“批评家的批评精神，在有所摧毁，有所探索，有所肯定，他抗战着，也建立着。”摧毁、抗争是批评活动“破”的一面，而探索、肯定是批评活动“立”的一面。“破”要求批评家具备足够的锐气，“立”要求批评家敢于担当。二者相辅相成，构成批评精神的两翼。
    最能体现李长之作为一位批评家锐气的作品，恐怕非《鲁迅批判》莫属。作者的这部早期批评作品结构完整、论述充分而又不失思想的锋芒，全然没有“少作”常见的幼稚病。这部著作遵循一种从外部问题到内部问题层层推进的逻辑理路，向读者呈现了一个鲜活丰满的鲁迅形象。不过，李长之对鲁迅文学作品的分析不是一味赞美，而是有褒有贬。不管是褒还是贬，都显示了作者过人的文本解读能力。譬如，在评价他所激赏的《孔乙己》和《风波》这两篇小说时，李长之先后使用了“从容”一词作为衡量小说艺术价值的指标：前者“就在简单的和从容的笔底下，已经写出令人觉得十分幽默，然而十分亲切，又十分悲哀荒凉的光景”；后者“人物到了全出场的时候，作者对任何一个人物并不冷淡，确实使她或他，恰如其分地在那里表现各自的性格……这末（么）绰有余裕的笔墨，在不苟之外，所以我又说‘以从容胜’”。这里所说的“从容”，显然是从叙事节奏的角度切入小说文本而得出的一种精准判断。这个新颖的考察角度颇具启发意义，在后来的研究者那里可以找到某种呼应。
    李长之还专门把批评家和理论家、学者、创作家等几类人的身份区分开来，其目的在于强调文学批评独立的价值追求和责任担当。关于文学批评的价值追求，李长之如是说：“批评追求一种永久价值，它的对象是绝缘的，是独立的，是绝对的。它所处理的对象，往往抗拒着文学史所加给的封条。”在李长之看来，面对同样的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与文学史的线性叙述不同，文学批评试图发掘其中的可能性意义，并提升为自身独立的价值构成。而关于文学批评的担当，李长之特别诉诸理性精神：“批评是从理性来的，理性高于一切。所以真正的批评家，大都无所顾忌，无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理性精神显然是建构文学批评价值的根基所在，有了这个根基，价值追求才成为可能。
    （作者：伍明春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