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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曾经批评巴金的小说《憩园》“内容犹如它的笔调，太轻易，太流畅，有些滑过的光景。缺的是曲折，是深沉，是含蓄。它让读者读去，几乎一无停留，一无钻探，一无掩卷而思的崎岖”。图为2016年10月17日，纪念巴金《随想录》创作完成30周年图片文献展在上海图书馆举办。视觉中国/光明图片 【文艺观潮】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批评家李长之（1910—1978）的价值一直都未被充分认识。这是一位早慧的批评家，在25岁大学尚未毕业时就写出《鲁迅批判》一书。这部批评专著在当时的文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也曾得到鲁迅先生本人的认可。此外，李长之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出版了《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批评精神》《苦雾集》《梦雨集》等批评著作，涉及文艺批评的美学原则、批评家的文化身份、批评精神的内涵、批评和创作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命题，彰显出文学批评的鲜明个性。在文学创作蓬勃发展而文学批评话语相对滞后的当下，对李长之文学批评进行文本重读和价值重估，可以收获多方面的理论启示。 批评的底气来自深厚学识 李长之十分重视批评家学识养成的意义。他在《论文艺批评家所需要之学识》一文中，曾把批评家应具备的学识概括为三种知识类型：基本知识、专门知识和辅助知识，并分别以“巩固”“深入”和“广博”作为这三类知识的标准，进而指出三者之间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三者缺一不可，有一方面不充分不可”。李长之对其中的“辅助知识”一项特意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他将之划分为四类：一是生物学、心理学，二是历史学，三是哲学，四是政治经济学。由此可见，李长之对批评家学识的构想是跨学科的、全方位的。显然，在李长之看来，这种完备的学识构成不仅是一般批评家要努力达到的一个高标准，也是任何优秀批评家需要借力的一种重要内涵支撑。他在《论伟大的批评家和文艺批评史》中写道：“伟大的批评家的精神，在不盲从。他何以不盲从？这是学识帮助他，勇气支持他，并且那为真理，为理性，为正义的种种责任主宰他，逼迫他。”在这里，学识的作用被摆在各种要素中的首位，强调的意味不言而喻。 关于批评家学识的重要性，李长之不仅在理念上发出倡导，也在文学批评写作中付诸实践。纵观李长之的文学批评，不难发现全面的学识结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换言之，深厚的学识造就了李长之文学批评十足的底气。他具备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不仅对李白、韩愈、司马迁、陶渊明等经典作家做过专门的论述，还对《诗经》《红楼梦》《水浒传》《长生殿》《琵琶记》《桃花扇》等古典文学名著有过深入的解读，甚至专门讨论过现存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同时，李长之不仅写有关于西方文学、文化的专门批评文章，而且在其他批评文章中，对西方理论家如康德、温克尔曼、荣格、奥肯、勃兰兑斯、托马斯·曼、克罗齐等人的观点，也往往能够直接从原文中娴熟自如地加以引用，使之化入文章的逻辑理路框架而不着痕迹。由此可见他的西学素养的扎实程度。正因为有了这种中西学养的融会贯通，李长之的文学批评话语既能大开大合，又能鞭辟入里，显露出一种大家的精神气质。 反观当下的文学批评界，不少批评家常常陷入两个误区：要么拘囿于某一文类批评话语的狭隘空间而难以自拔，写小说评论的视诗歌评论为畏途，写诗歌评论的对小说评论感到无从下手，彼此画地为牢；要么因无力真正进入批评对象内部而只能游离在批评对象之外，发一些不知所云的空论或谬论。二者的共同症结就在于学识的浅薄导致批评底气的阙如。李长之写于1934年的《论目前中国批评界之浅妄》一文，对“冒牌的、贪便宜的、懒惰的、浅薄愚妄的批评家”发出厉声警告，热切呼唤“真正的、有学识的、有天才的、虚心而勤勉的、忠实而深刻的批评家”，至今依然振聋发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