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作为西方社会的理想文体，把内在有深度的个人确立为了现代文学的核心精神，而内含着共同体诉求的史诗则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超越西方文学，并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的重要途径。这一认识并非凭空虚构，而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之特质及其发展道路的高度提炼与概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出“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的号召，不仅高屋建瓴地为当前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而且还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意涵。
    作为共同体诉求的史诗
    习总书记所说的史诗不能简单理解为文类或体裁的概念，其理论意涵必须从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的高度来加以把握，而从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角度对史诗进行阐发，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契的早期著作中发现先声。在《小说理论》中，卢卡契不仅把史诗与小说视作历史哲学的载体，而且揭示了从史诗到小说的转变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关联：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理想文体的小说，总是把个人作为追求目标，而作为前现代典型文体的史诗，虽然也以书写英雄为中心，却存在截然不同的旨趣：“严格地说来，史诗中的英雄绝不是一个个人。这一点自古以来就被看做史诗的本质标志，以致史诗的对象并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共同体的命运。”卢卡契的这一说法虽然旨在分析西方文学的历史嬗变，却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的号召。
    在习总书记的讲话中，共同体的命运始终是史诗的应有之意，其集中体现便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不仅“史诗是人民创造的”，而且“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而对英雄的塑造同样立足于祖国与人民的需要：“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从这些论述中不难发现，史诗乃对一切优秀文艺作品的普遍要求，因而一切扎根于人民的文艺作品也都带有史诗性。简单而言，史诗可视作构想与共同体之血肉联系的一种方式。
    如果说卢卡契只是通过诉诸作为前现代经验的史诗来为认识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理想文体的小说提供参照，因而仍然是西方文化在古今之辩下的一种自我理解的话，那么，习总书记提出的“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的号召，便蕴含着一个更加宏大的中西之辩的主题：小说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文体，把内在有深度的个人确立为现代文学的核心精神，而内含着共同体诉求的史诗则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超越西方文学，并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的重要途径。这一认识并非凭空虚构，而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之特质及其发展道路的高度提炼与概括。
    史诗性与小说性的变奏
    对内在有深度的个人的追求与对共同体的诉求分别作为小说与史诗的精神内核，这里不妨称为小说性与史诗性，二者其实为我们重新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学起步于对西方文学的学习，这种学习不仅包含了形式与技巧，更是对内在有深度的个人这一西方现代文学精神内核的接受。胡适“八不主义”中的第一条“言之有物”，把“物”解释为思想情感，周作人把晚明公安派的“不拘格套、独抒性灵”追溯为新文学的源头，实际上都是将内在有深度的个人视作五四新文学的要义，而《狂人日记》《沉沦》等小说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开端的标志，也并非在于采用了白话文，而在于将内在有深度的个人作为新文学书写的对象。
    不过，中国现代文学之诞生绝不仅仅只是对西方文学的简单复制，而是同时产生出了自己的独特品质。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便指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与力比多趋力的作品，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在詹姆逊看来，西方文学在公与私、个人的欲望与阶级、民族、国家之间总是存在着断裂，而第三世界文学中个人与共同体却处在更为直接与客观的联系中。这意味着，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起点的五四新文学虽然是在西方现代文学精神——小说性的基础上起步，但其对共同体（民族国家）的追求却使之从一开始便蕴含着不同于西方现代文学的特质：史诗性。甚至可以说，对内在有深度的个人的追求与共同体的诉求，从一开始就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极，而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也便可以视作小说性与史诗性的变奏。
    从小说性和史诗性之变奏的角度来看，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到延安文艺再到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其实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逐渐克服小说性并走向史诗性的进程。史诗性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西方文学的特质所在，而赵树理和柳青等都应该被放置在史诗性脉络中来理解。尤其是赵树理的小说，其几乎完全不符合西方文学标准的异质性，恰恰彰显了史诗性的特质。《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的主人公与其说是某个个人，毋宁说是乡村共同体。而到了《三里湾》中，乡村共同体的命运更是与社会主义国家联系在了一起。即便是在《创业史》这样看似更符合小说性标准的作品中，梁生宝的形象也并非取决于西方成长小说意义上的个人，而是在与共同体的关联中才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意义。
    反过来看，如果说从五四新文学到延安文艺到新中国文学的发展暗含着中国现代文学克服小说性、走向史诗性的内在线索，那么，新时期以后的文学便又呈现出史诗性削弱、小说性走强的趋向。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潮流，其实便是追求内在有深度之个人的小说性得以回归的标志。然而，随着幽暗的内在世界的重新开启，新时期文学也逐渐经历了从阳光、乐观、积极到晦暗、阴郁、忧伤的色调变化，而在肯定人性及其复杂性的同时其实也连带承认了欲望的合理性，大写的人被小写的人所取代。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在形式创新的道路上疲于奔命的同时，人的欲望、人性恶也成为司空见惯的主题，而进入90年代后，对内在有深度的个人的追求更进一步地被裹挟到消费主义的大潮中。曾被认为将文学从政治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力量，最终演变为制约文学创作的瓶颈。
    然而，即便是在史诗性削弱、小说性走强的新时期文学中，也不乏可称为史诗的作品，路遥便是其代表。《人生》《平凡的世界》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之所以能够在普通读者中获得经久不衰的地位，恰恰在于高加林和孙少平的故事讲述的并不只是个人故事，而是同时代无数渴望通过进城改变命运的普通中国人的共同命运。在共同体诉求这一点上，路遥当之无愧地是柳青传统的继承人，也是具有中国文学特质的史诗性传统的发扬者。
    史诗与作为总体性的生活
    生活是理解习总书记史诗论述的另一重点。习总书记在讲话中说：“史诗是人民创造的，不论多么宏大的创作，多么高的立意追求，都必须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从而深刻提炼生活、生动表达生活、全景展现生活。”这里“全景展现生活”是一个关键，“全景”意味着对生活的理解必须具备一种总体性的视野。卢卡契在《小说理论》中曾提出，现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总体性的丧失，与史诗天然地具备着与世界的总体性联系不同，小说只能在个体心灵中营造总体性的幻象。从与共同体的关系而言，当代生活变得支离破碎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个人的生活失去了与他人、与民族、与国家的联系，而这也是当前中国文学的困境。
    有批评家认为，当前中国文学的一大问题在于生活的消失，这固然指出了当代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创作上的缺陷：因生活经验的狭窄导致创作题材上的单一与重复，但更严重的问题也许并不在于当代作家缺乏生活或远离了生活，而是在于新时期以来我们对于生活的认识与感受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活不再被认为是对命运无可奈何的屈服，也不再被认为是用以对抗政治的私人领域，而是被理解为柴米油盐的日常以及对一切超越性事物的拒绝。切断了与他人、与民族、与国家的血肉联系，生活无异于囚禁自我的监狱。因此，当代文学最大的困境乃在于文学越来越陷入封闭的自我，自我成为衡量世界的惟一标准。因此，重建与共同体的血肉联系，也就成为文学的当务之急。
    从共同体诉求的角度来理解史诗，意味着要恢复文学的史诗性也就必须重建生活的总体性视野，重建文学与他人、与民族、与国家的血肉联系。就此而言，史诗的意义并非取决于是否碰触重大题材，也非取决于是否具备自觉的史诗意识，而在于能否将共同体诉求重新置放到文艺创作的核心目标，这便是习总书记所强调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立志创作出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尽管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史诗般的变化，文学却要么陷入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要么迷失于消费主义的符号之流，这不能不说是史诗性丧失的后果，而今天惟有重新认识并努力恢复共同体诉求这一史诗性品质，中国文学也许才有再次出发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