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020130104370755042498.jpg) 《城市守望者》 王旭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城市让理想主义成为雕像 ——评王旭光长篇小说《城市守望者》 谁来守护城市?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英国北部城市爱丁堡几乎可以象征整个中世纪,而它的市铭却鲜为人知:“如果不是神守护着城市,守夜人彻夜无眠也无济于事。”中世纪之后,人文精神如星辰拱卫在城市上空,所以美国诗人惠特曼在他的《斧头之歌》中写出了这样的句子:“伟大城市的标志是产生伟大的人物,即使有几座破旧的房屋,仍不失为伟大的城市。”显然,作为新大陆的诗人,惠特曼心目中的城市还具有清教徒拓荒的性质,并没有给建筑留出多少空间,但他那种单纯、彻底的人文尺度,至今仍不失为美国城市最富诗意的标准。 实际上,神的尺度和人的尺度是内在一致的,就城市建筑而言,这样的尺度不仅同样需要,而且尤其需要。但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当下的中国,所有这些似乎都不过是高远的哲思、文化的云霓,很难落实到城市发展的地面上。 这就是小说《城市守望者》主人公曾思凡的处境。当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是建筑工地,当挖掘机和吊车的轰鸣前所未有地推进着城市化进程,谁愿意倾听城市古老而沉静的韵律,凝视城市优美而旷远的天际线呢?或许有之,如曾思凡。这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作者对他的形象塑造,无疑是以建筑学家梁思成为原型的。从梁思成到曾思凡,两代建筑师,都是以“思”为旗帜,薪火相传、寥若晨星地守望着城市的理想之维和人文精神高度。 可以说,这是比较自觉的浪漫主义叙事,更是难能可贵的理想主义颂歌。“城市是人的,城市是有灵魂的,是有生命的!我们必须寻找城市”,一个不仅要守望城市,而且还要寻找城市的人,他差不多已经像一个神话英雄。包括他的爱情生活,与其说是现实的,毋宁说是象征的。亭亭作为曾思凡的恋人和妻子,她和另一个暗恋曾思凡的女孩一起,共同象征了那种林徽因式的“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经典女性之美。 但故事的悲剧性在于,曾思凡并不是梁思成,正如他的恋人们也不是林徽因。前者与后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时代的错位,更有着出身和声望的巨大差异。与梁思成显赫的家世相比,曾思凡只是贫寒的农家子弟,一个八级工匠的儿子,而且是靠父亲卖血换钱才走进大学校门的。这样的出身,既是他上升的动力,也是他前行的重负。经验中的创伤和经历中的磨难造就了他特殊的禀赋,有时独往独来,风骨刚健;有时愤世嫉俗,艰涩难近;说正直就正直到偏执,说坚定就坚定到迂阔。这样的人,非但无法做到梁思成那样的宽宏儒雅、深厚淡定,相反却提供了鲜明的对比。 所以曾思凡的悲剧是双重的,一是性格与理想的矛盾,二是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这种主观和客观、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命运,决定了他那会令人想起哥特式建筑的精神形象,既是忠诚于崇高理念的建筑师,又像个孤寂的诗人和虚静的哲学家;他内心似乎有着坚韧不拔的力量,但在充满困窘和诡异的现实面前,却被消磨得只剩下了脆弱、无奈和忧伤,直到最后被击垮,成了这个海滨城市的一座似有若无的雕像。 这是城市为自己的理想而树立的雕像,就像梁思成,是历史为自己的理想而创造的神话和传奇。因此就《城市守望者》而言,我觉得它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如此集中地描写了当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二是如此强烈地表现了理想主义精神。 如何理解当下中国的知识精英,换言之,如何塑造知识分子形象,尽管斗转星移,社会语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仍然是文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城市守望者》写了一个可能会成为大师的建筑师,他的陨落似乎揭示了知识精英们的普遍境遇,但小说并没有对“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大师”之类的问题提供简单的答案,因为在情节的起落发展中,我们看到除了环境和体制的问题,知识分子作为“人的自我实现”的不足也被凸显了出来。如前所述,特立独行的曾思凡虽然传承了大师关于城市的理想,却并没有体现出大师的人格理想。所谓“千年秋草,可以傲霜雪,不可以为栋梁”,足以为这样的知识分子写照。但是,相比于那些既不敢傲霜雪也不堪为栋梁的大量所谓“学院派”或“公共型”知识精英们,曾思凡的形象仍然是高度理想化的,也可以说,他的理想主义是对当下某些知识分子人格溃败的有力批判和狙击。就此而言,曾思凡式的知识分子更稀缺、更珍贵。尤其在知识分子整体的意义上,特立独行者从来都是一种生态性的标志。只有当一个时代广泛容纳并充分尊重了这样“可以傲霜雪”的知识分子,才可能出现一个生机盎然的社会空间,让真正“可以为栋梁”的文化大师从中产生。这是小说主人公的别样生存状态给予我们的特殊启示。 《城市守望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神话般的主题和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激情:“建筑是文化的上部结构,它的下部结构应该是信仰”——信仰在上,是现实主义的设计;信仰在下,是浪漫主义的构想,但无论信仰在何处,城市发展的最终目标,还是如同马克思所说的,要让“物化把它的力量交还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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