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020120827388565035489.jpg) 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南山,武陵渔夫所追寻的桃源,以及一切诗和画里面描写的自然景象,都可以算得在灵魂里放光明的自然。鲁枢元教授由此生发出自己的期盼:希望在后现代生态批评的语境中,跨学科、跨国度地阐释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期待陶渊明的幽灵重新为世人点燃青灯一盏,让那一丝清幽之光,照亮我们心头的自然。 不久前的新旧世纪之交,汉语思想界的几位学者曾有过一场满怀忧郁的对话,似乎并未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首先是即将辞世的著名美国汉学家史华兹(B·Schwartz,1916-1999)为“过去千年的欧亚与非洲会议”的一篇未竟讲稿对“如脱缰野马般失控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表现出深深的忧虑”;然后是林毓生教授对史华兹的这篇讲稿作出的细致的导读,并在2001年春天的中国上海之行时,将其介绍给王元化先生。王元化先生读后提出了自己的忧虑: 当脱缰野马般失控的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已从美国开端,并向世界各地蔓延时,史华兹的遗笔等于是向我们提供了这样的问题:“就人作为人而言,得到越多的物质享乐和满足,就能过得更美好更幸福吗?”我想,史华兹的看法大概是,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将会造成精神上的真空世界。 这就是说,在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人们有可能普遍地失去灵魂,从现代大都市,到城镇,到农村。新近的转机在于,面对严峻的新世纪,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正在着手与大自然结盟。西方文学中莎士比亚式的叙事已经远远不足,新世纪的人们还应当从中国的人文传统、文学传统中发掘“人与自然”的深层意义。 三位东、西方学者的隐忧,似乎也成了鲁枢元教授撰写《陶渊明的幽灵》一书的动因与出发点。 立足于生态文化批评的视野,鲁枢元认定:中国古代伟大诗人陶渊明那放旷冲淡的本真天性、委运化迁的浪漫精神、返璞归真的自然诗学、淳厚质朴的田园理想及其清贫自守、悠闲度日的生活风格,也许能够成为吹向发热发昏的现代人群的清风细雨。于是,他投入6年之久的功夫,调动大半生治学的积贮,写下这部30余万字的专著,既渴望为当代人的生态解困开辟一条精神通道,也希冀为国内方兴未艾的生态批评提供一个较为翔实的个案。 首先,该书认为地球人类是共同拥有一个“元问题”的,那就是“人与自然”的问题。人类如何对待这一问题,不但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性质,同时也决定了人类在某一时期的精神状况,甚至也决定了人类作为自然中一员的生理状况。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性命攸关的问题或置若罔闻,或做出片面的、错误的回应,乃至酿成今日世界上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 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传世的作品并不多,为什么却在灿若星河的中国文学史上获得如此崇高地位,被赞誉为“千古一人”的伟大诗人?那正是因为他为“人与自然”这个“元问题”提交了一份独具特色的“答卷”。诗人陶渊明天性自然,崇尚自然,亲近自然,全身心地融入自然,自自然然地吟咏他心目中的自然,并且由于让生命因应自然而获得最大限度的个体自由,从而为人们在天地间的生存提供一个素朴、优美的范例。对于诗人陶渊明的再度阐释,有可能为深入探索“人与自然”这一“元问题”另辟蹊径。 该书进一步阐发:陶渊明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是一位思想家乃至哲学家,一位汉文化圈的诗哲,甚至在世界诗化哲学中也应具备他的一席之地,这倒不是说他撰写了多少哲学著作,而是因为他为数不多的诗篇中饱含着丰蕴的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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