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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70后作家写作不断突围，逐渐摆脱上一代作家笼罩，形成更自觉的世界表现形态，以及生命表达方式。2013年，70后作家有几部长篇小说，引起文坛瞩目。包括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李浩《镜子里的父亲》，乔叶《认罪书》，田耳《天体悬浮》，路内的《天使坠落在哪里》，以及弋舟的《蝌蚪》等。这些长篇小说的发表或出版，意味着70后写作已经有了更宏大的气象，他们的现实关怀、历史反思、人性追问和生命探索，都达到了新的精神高度。在70后作家中，大批女作家更是占据了文坛半壁江山，盛可以，魏微、乔叶、鲁敏，付秀莹，朱文颖、滕肖澜，阿袁，计文君、王秀梅，东紫，艾玛，常芳，方如，肖勤，张惠雯，等等，都表现出了很好的创作态势。她们或是关注社会现实，写出《沿河村记事》《拆楼记》《谢伯茂之死》《六月半》《暖》《捕风的人》《陶父吟》这样一批有思想深度的作品；或是对普通市民生活精雕细刻，带给我们《美丽的日子》《白猫》《子在川上》《群盲》这样烟火气息浓郁的文字；或是对两性情感世界及人性深度透视，以《白草地》《白头吟》《醉长安》《躺椅》《春茶》等作品为代表。把孙焱莉的小说创作放在70后作家整体中比较，会觉得她偏于传统，无论艺术表现，还是文化立场上。没有过多的技巧尝试，也没有青春伤怀或者尖锐批判。整体上，温厚诚恳，有着朴素的人文主义情怀，对女性命运和乡村生活，观察冷静而笔墨热忱。 一、那些失踪的亲人：小说中的家庭伦理追问 中国乡村，经历过宗法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等不同形态，新世纪以来，正处在不断离散解体的过程中。各种维系乡村聚合的力量，都在瓦解。礼崩乐坏之际，有学者重提“礼失求诸野”，可惜，当下中国，自上而下遍寻不到此种文化自觉。传统农耕模式下，社会结构松散，甚至高度分散，在小型社会层面，基于亲缘地缘构成基本的共同体，当然，这种宗法式共同体，含有利益因素和专制思想，并不稳定。家族抑或家人之间也难免存在矛盾冲突。五四以降，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作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乡村世界，呈现为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启蒙现代性观照下的乡土中国贫困落后，亟待变革，封建伦理成为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审美现代性视野中的乡土中国作为人性伦理乌托邦，为我们提供了自然文化维度。而建国后逐渐形成的城乡分化，以政治纽带拧紧时代发条，城乡概莫能外，乡村更是彻底改变了自治传统，作为政治和经济共同体（公有制，集体化）的农村，逐渐形成新的阶级伦理观念和革命道德秩序。新时期以来，经历新的土地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城乡之间流动性加大，文化交融不断深入，但并未在根本上改变这种二元对立结构。城乡收入分配差异巨大，而价值观念不断向消费主义看齐，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乡村伦理体系的瓦解。 孙焱莉小说大都沿着家庭生活展开，她不专注于男女情爱的曲折幽婉，而是执着于家庭生活琐碎繁绕。在日常柴米油盐中，呈现出复杂纠结的家庭伦理关系，从中发现人性的多样性。错位断裂伤痕累累的亲情，交织着各种现实利益的爱情，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内心焦灼和情绪困扰，都表现得细致可感，充满生活气息。在《何处遗失》《女儿》《萝卜灯》等小说中，她写了一些收养或者被收养的孩子。无论是《何处遗失》中的葵花的二妹，还是《萝卜灯》中的成明，还有《女儿》中的姚姑娘，这些幼年离家，或者尚在襁褓中就被父母抛弃的孩子，在别人的家庭中作为养子，或者养女长大。《何处遗失》中的葵花二妹，始终对父母不肯原谅，最终病逝。《女儿》中的姚姑娘，因为养父母去世，重新回到亲生父母家中，然后自己恋爱，有了孩子，又收养了一个孩子，最终原谅了将自己送人的父母，重新回到故乡，回到父母身边。对这种时代变迁中爱怨交织的亲情，对造成这种亲情断裂的社会原因和人性本质，孙焱莉有着认真的思索和执着的表现。 《何处遗失》从葵花的成长历程写起，幼年的葵花孤独寂寞，经常独自在有青砖围墙的院子里跳房子。母亲去了遥远的外地乡下，好久没有音讯。在葵花的记忆里，母亲之前也去过那个遥远的地方，并没带上自己，似乎总有不带的理由。葵花整日被关在院子里，一个人玩，童年记忆是天空、墙壁和盼望父亲的脚步声响起。后来知道还有一个二妹，她不愿意去看她，找各种借口拖延，不是因为她是个冷漠无情的人，而是幼年的经历让她对感情缺少信任，并且她习惯了自己和弟弟的二人姐弟世界。忽然多出来一个人，血缘上的亲人，亲情上的陌生人，她心理上不能接受。作者写出了那种尴尬和不适应。直到终于见到妹妹，葵花并没有什么悲伤的感觉，即使面前这个人身患重病，即使这个人在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之间，备受煎熬，故作坚强。当母亲给妹妹一大笔钱时，葵花生气地走到了外面，劈头盖脸对弟弟抱怨：“咱妈真是的，不说病是真是假的，就连人是真是假的都不能确定，乱塞什么钱？你看人家看都不看你一眼，光听一个老婆子在这说这说那唱独角戏……向阳突然打断葵花的话：姐，你怎么搞的，别这么狭隘行不？”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原本看起来不是很有正事，不是很重视家庭，整天到处乱跑的向阳，反而更具有同情心和包容性，这一笔，人性的复杂性就出来了。孙焱莉还写过和向阳类似的形象，看起来对生活很随意的人，其实内心有着严肃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立场，就像《清明》中的弟弟秦飞。小说结尾仍旧是母女之间的相依为命。葵花发现丈夫外遇，去做了流产手术。“母亲边哭边说：她没了！我还没抱抱她！葵花一惊，以为母亲知道自己流产的事了。她想说点什么，母亲继续一边哭，一边说，身子一边往下软：你二妹没了！没了！葵花一下子拖住母亲，把她抱在怀里，母亲那么轻，像个婴儿，而此刻她的力量恢复如初，她说：妈！没事的，我在，有我在！”母女同时失掉了自己的孩子。作者写出了人生不得不面对的痛苦，以及自己孩子失去后，葵花对母亲的理解，对亲情的顿悟，亲人之爱仍旧是最后的支撑。《女儿》也是写一个被送出去的女孩子。只不过与《何处遗失》视角不同。《何处遗失》重点在于家人对于给出去的亲人身患重病多年后重新相见的各种表现。《女儿》重点则在于给出去的女孩长大后面对自己亲人的复杂心态和人生选择。十六岁的姚姑娘是边门店老街里数一数二的美人。当她嘴衔着一根草茎第一次走进通往边门店老街的胡同口时，心其实是浸在油里的，别人却看不出来。姚姑娘是边门店供销社售货员姚老五给出去的闺女。回到自己家的第二天，她就要去投湖。直到姚老五看着自己这个女儿穿着干净鲜亮的新衣服第一次走进边门店供销社，他悬晃着心才慢慢落到了底。后来，六姑娘爱上一个跟随舅舅收皮货的名叫秦关中的南城人。在遇到秦关中那天，姚姑娘找出一家四口在家乡南城海边的合影，那是父亲平反的第二年，照片中的他依然是那么年轻英俊。对少年时代生活的记忆，对养父母的爱，让她爱上秦关中，这个人，是她精神乡愁和心灵乡愁的对应。秦关中死后，姚姑娘带着孩子回到父母家。她对世事和亲人的谅解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救赎。 《萝卜灯》写的是一对老夫妇的相依为命。小说从生病写起，写到老夫妻两个人彼此依赖相互照顾，感情平和真挚，充满温暖的生活气息，没有任何浪漫表达，却有着感人至深的力量。小说追忆了妮妮的可爱和不幸病逝，母亲哭瞎了双眼。然后插叙了成明是抱养的一段，三十一年前，从县城第二医院一个女大夫手里接过来的。成明自成家开始，每年腊月底把年货买齐了打车颠簸地拉回沟里。年就在老丈人家过。但正月十五一定会回家陪父母，晚上到北山送灯，烧纸，放炮仗，和成家族里的人热闹一下，回来吃了元宵，住一宿，正月十六回城里的家，这是雷打不动的规矩。可自从知道自己的身事以后，成明的心态发生了变化，直到决定再也不回来上坟送灯。老夫妻两个“向着有灯的方向，仿佛真看到了自己做的那四盏通透的萝卜灯在燃烧，一个灯与三个灯遥遥相望，它们悬在黑暗里，等着天明。”虽然孩子养大了，有了自己的家，不再回来，老夫妇两个人并没有怨恨，一如既往的平淡日子，并且对生活充满光亮的期待。小说没有对成明的简单责怨，也没有把他作为负面形象来写，这个脸上表情僵硬的人，只是对自己身世多少有些介意。上坟送灯说到底是个传统，是家族文化的一部分，小说中涉及到了身份确认问题，宗族身份，社会身份，家庭伦理体系中的个人身份认同问题。《清明》中秦家的老爷子清明那天去上坟，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小说写这个患上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走失了整整四十二天，这四十多天中，家人亲人的焦虑，寻找和各种困扰。“四十二天，一个活人能做多少事？走多少路？而一个死人死成了什么样子？”沿着父亲出走，丈夫出轨的主线，以秦朔的视角展开叙事，各种打击接踵而至，小说中细致记录了母女两个人的人生处境。在秦朔眼里，母亲脸上除了皱纹似乎什么都没有，以前母亲也老，可是眼神引人注目，特别在父亲患病期间，眼光精锐，如今那些道铮亮的光束沉在哪里了？母亲现在面孔上那些纵横交错的皱纹如一颗核桃的截面，质感非凡。母亲最明显的变化还有步子，她走路开始有点磕磕绊绊了，看来人心里坠着的东西都会压在腿脚上。秦朔面对丈夫的背叛，拔刀相向，尽管丈夫有心悔过，她却不打算原谅。父亲走失后，大弟秦飞吃喝照常，有时还会说：告诉过你们白搭功夫，就折腾吧！折腾吧！但小说结尾，秦飞走到父亲身边，双膝跪下，小心翼翼地把衣服盖在父亲身上，伏下身，贴在父亲耳畔，近得不能再近了，用一种小孩子跟大人，或者大人对着小孩子惯用的亲昵口气说：老爸！我们来接你回家了！然后双手轻巧地托起父亲。这一处细节很感人，也是作者叙事的情感归宿，那些看起来牢不可破的感情往往不堪一击，而那些似乎貌合神离的情感其实可能真的血肉相连。 二、那些留守的女人：小说中的女性生命关怀 孙焱莉写到了一些乡村留守女性。“留守”是现代化的代偿物，是乡土叙事中的新维度，以一个较小的视角，展示广阔而复杂的乡村生活和心灵图景，与乡土中国的现代化构成“互文”。留守女性之于现代性，往往是眺望者和向往者，在物质、精神、心理和情感等方面，普遍存在影响的焦虑。对城市的想象，对物质的追求，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在不断加快，城乡二元对立格局依然存在，贫富差异日益拉大，劳动力资源配置不断调整，社会整体上流动性加大。“留守”现象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这种转型期的人员流动和家庭空置现象，具有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新世纪以来的打工文学，以打工阶层的生活为主体，留守文学，以留守儿童、老人和女性为主体，共同构成底层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品往往以个体生命为切入点，由个人命运看取社会阶层不断固化的趋势，借以表达对民族现代性进程的忧虑和反思。在小人物小生活中，看到大社会大时代的投影。1980 年代以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进城打工，空村现象，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女性，成为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据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有8700 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包括2000万留守儿童、2000万留守老人和4700万留守妇女。这些留守女性，在生活上，承担着赡养老人和照顾孩子的重担，在感情上，既受到婆婆的看管，又缺少爱的慰藉，有些还要面对村里剩余男人的骚扰，大都处于疲惫、孤独和焦虑之中。 短篇小说《满绣》中，乡村女子的生活和情感世界，就像一幅满绣，一针一线带着希望，也藏着痛感。春儿和婆婆生活在一起，丈夫有平出国打工。婆婆替儿子看管媳妇，春儿觉得生活空落落的，又因婆婆锐利的目光多少有些局促。大峰对春儿有企图，春儿慢慢生出复杂情感。秋茹和春儿很好，秋茹怀孕堕胎，春儿心生芥蒂，直到问清与大峰无关，终于释怀。小说写得平静细腻，没什么大起大落的情节。优点是以小见大，虚实相间，色彩缤纷的十字绣与平淡空洞的生活相互映照。内心对桃花灼灼的渴望，淹没在情感的空茫，生活的空幻之中，与满眼的花团锦簇，相形之下，就有了深意。这个绣满绣的女子，虽无《缀网劳蛛》中尚洁的宗教情怀，于生活中的自安倒是有几分神似。放弃打工，回家种田，听凭婆婆安排生活，闲来绣十字绣，与外界交往不多，针线里是平淡乏味的日子。“春儿并不喜欢这种闲里的闹腾，她喜欢忙，有条有理有成果的忙。这期间春儿喜欢上了十字绣，并且喜欢那种大幅的满绣，她感觉那种满满当当的东西才有气势，才不可被侵入，每种线都各有各的位置，不可能再被别的线插手。”她的世界很简单，婆婆掌管家中经济大权，恩威并施。对婆婆，她是敬畏和嫌怨兼有，也莫可奈何。对拈花惹草的大峰抗拒，又不自觉地向往，生活之门把这个女子关在了一个安静的世界里，只是她的内心并非波平如镜。秋茹似乎更自我，言行之中有无所顾忌的张扬，和村主任的私情，作者一笔带过，留下不少空白。“可农村没有那么多地方供她选，也就耽搁下来。工艺品厂隔两个月也搬家了。她闲下来，秋茹也闲下来，原先厂子里的小姑娘小媳妇不能离家的都闲了，在村子里走动，赶集上店，有个热闹看就钻进看。”小说叙事贴着春儿的十字绣《春满花间》慢慢拉长延伸，日常生活里有千种颜色，万般滋味，一个留守女子的内心世界，波起云涌。缺少情感支撑的心灵，漂浮在生活水面，大峰，不过是她对抗婆婆的武器，停留在想象中，隐藏着面对生活的勇气和力量。作者没有更深的追问，细碎的生存里，无名的人们，总是在寻找和世界的某种平衡，就像秋茹所说，并不后悔，只是委屈。这是很多人的内心剖白吧。无论走向哪一条道路，虽然不曾真的后悔，委屈确实难免，因为缺少尊严。小说以这种温和平静的方式，写出了严肃的社会现实，及温厚的女性生命关怀。 《扫尘》写的是大伯子对弟媳的爱。小说也是写一个乡村留守女子，丈夫外出打工，在工地上不幸摔死。独守空房的媳妇，日夜操劳，可惜婆婆不讲理，生活孤独寂寞，而又不自由。小说表面上写的是春节前打扫屋子，其实是把蒙尘的生活重新擦亮。人生，都会经历失败和挫折，如何走出自设的心狱，重新回到阳光下，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这是很多人都要面对的人生追问。小说没有社会批判的尖锐锋芒，只是以温情脉脉的眼光，看这样一个弱女子的挣扎和努力。男人走了四年半，是在城里打工没的，从十五楼掉下来。她去看时，人已躺在殡仪馆的床上。她哭得人事不醒，昏天黑地。白天黑夜的想了三年，第四年头上她想明白了，人吧，走的是福，留的也都得安心活着。日子过得很快，转眼没有炕沿儿高的娃娃扑楞着翅膀都飞了。自己一辈子围着这一小块儿地方转，快成拉磨的驴了。新的一天，就在婆婆的责骂声中开始：你个黑心肝的东西，想冻死我？懒婆娘，整天心里不知想什么，是不是我儿子走了，在想别的男人……在这一次扫尘中，女主人公找到了遗失多年的镜子，并且因为要吹掉镜子上的尘灰，眯了眼，流了泪，这一处细节，也是用了心的，开始一段新生活，就像那面镜子，重新光彩照人，是需要一点泪水和努力的。这些年她一直所思所想都是孩子男人和家庭，以及由家衍生出来的人或杂事。整日忙碌，心里没得过半日闲。现在透过失而复得的镜子，她想起了一些片段，想起了纯粹的自己。真正找回自己，还有一段路要走，尽管大伯子喜欢她，为她多年来一直不娶，真要冲破民间习俗的阻碍，并不容易。写家庭内部感情纠葛的还有《乔麦的日子》，这篇小说写的是弟弟对嫂子的爱。大雨天大开去河里捞木头，淹死了，大开不在了，妻子乔麦成了一片落在水面上的枯叶，不知要飘到哪里。六年来，乔麦拿丈夫的弟弟宝来当亲弟弟一样待。比亲弟弟的感情更多一层，多份怜爱与欣赏。宝来是这个家里除了大开以外对他最好的人，他比她小十岁，可说话、做事却总那么合她的心思。可是大开去世后，宝来忽然变得神情冷漠，那些准备好的新被褥，门口那堆大开花了两冬打的石头，还有那个和宝来订了婚的赵丫。这些都是一把把刀，割开了乔麦身上的皮肉。其实弟弟宝来一直偷偷喜欢嫂子。哥哥去世后，宝来退了亲，守着嫂子，二人最后走到一起。这个小说也很有意思，乡村的这种故事应该不少，孙焱莉没有渲染二人的情感，平和中有种内在的力量，对于乡村留守女性的感情归属，给出了比较便捷的道路，尽管看起来有点模式化，终归还是有种关怀在里面。孙焱莉小说还有个细节，也值得我们关注，她写了好几位婆婆形象，大都是比较狭隘，不讲理的类型。这一点或许在乡村的确还存在。婆婆对媳妇的虐待或者漠视，其实是两代女性的悲剧。都缺少爱和温暖。婆婆的权威对于媳妇来说，在伦理意义上，是传统礼教的历史阴影，在政治意义上，相当于小型社会秩序的规范确立。孙焱莉没有写到媳妇的不满或者反抗，隐约可见其文化保守主义立场。 三、那些渐渐远去的影子：唤醒乡村记忆 近十年来，底层关怀作为新世纪文学主潮，影响到很多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化立场。乡村破败和生存艰难，成为乡土写作的重要主旨之一。尽管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不断推进，乡村的落后和贫困，仍旧触目惊心。1980年代，社会生活的精神性和理想主义维度，到了1990年代被欲望化和消费主义取代，乡土气质渐次消逝，乡土叙事面临转型。新世纪以来，传统乡土之灵和大地之魂均已不再，喧嚣和荒芜成为乡村的一体两面。百年来的乡土叙事，无外乎就是逃离和抓紧两种姿态。孙焱莉写乡村故事，带着过去岁月的影子，有点像颜色泛黄的旧照片。她的乡土观念来自生存体验，而不是文化寻根的明确指向，她所依赖的是日常性的生活场景呈现，民间的生活实态和风俗习惯，包括一些带有地域色彩的民间语言，在她笔下，重新被擦拭和唤醒，或许她并没有文化重建的意图，她只是关注他们的活着本身，而在生存关怀之中，我们读到了一种温情脉脉的文化信赖。 《狼迹》写村子里出了怪事，一觉醒来，李贵家的猪娃丢了，隔一天，张光家的半大猪也丢了，人们开始恐慌，找人巡夜。心在黑暗里动荡不安，惆怅，甚至绝望。老九作为小说主人公，不是个纯粹意义上的农民形象，当过兵，回乡后，日子过得清汤寡水。黑子都做了两次爸爸，他的媳妇依然没有着落。无数个日夜里，他和狗相依为命。冬天冷了，他就让黑子钻进被子里，给他取暖。他想说话了，就对它说，给他讲部队的趣闻以及他心里一些秘而不宣的事。黑子似乎听得懂，时而看着他的眼睛，时而眼里露出欢愉或悲伤。后来，老九结婚，出轨，媳妇回了娘家，小雅一直喜欢他，可是他最终没有占有她。老九打死了老狼，带回了狼崽。回家看到老房子的烟囱冒出烟来，忽然觉得应该认真生活了。这个人，算是真正成长了。媳妇回家，炊烟屡屡，生活才充满希望。就像《跑夜》中写到的那样，原本鸟语花香的地方，因为一个人的离开就变得偏僻沉寂，“看看吧，这男人多神，他能使一个地方的感觉迥然不同。”“人呀，要是做成被人想时，心里就舒服那样的，还真算是能耐。”这种细腻的生活感受，算得上原生态的生命体验了。 《跑夜》也是典型的乡村记忆。一个乡下女子，为了生计，经常一个人深夜奔波在山路上。“她甩起两臂，挺着胸脯，顺着这个羊肠子般的小道疾走，并不怕黑，只是习惯。傍晚前下过一场急雨，地上起雾了，不高，在她的腰际，和周围的灌木与杂草混成一片。月亮有大半个，面目模糊，被几缕云纠緾住，翻滚，拉扯，一副摆不脱的模样儿。秋近了，天短起来，像被谁掐尖儿去尾，才八点就黑得一塌糊涂。”她家住在半山坡儿上，当初跟胡大回来就把家安在了那儿。当初，胡大是图这儿清静，靠山挨水，树茂花香，早上眼睛没睁开，先灌满一耳朵的鸟鸣。这个女人和于焕生一起出去给人家婚丧嫁娶唱戏哭灵，每个夜晚她走在山路上，有孤独，有疲惫，不过，因为对于焕生的信赖，心也算踏实。小说里写到了不少乡村特有的自然生态和风俗习惯。“媳妇也挺悬乎的，成亲前半个月差点飞了，多亏媒人压茬子，硬给做了主，这媳妇才千辛万苦地娶到了家。”女人做的是“哭十八场”的营生，替那些死去的领路，替那些活着的人哭丧。看热闹的人里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多不知道哭十八场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过七关是个啥。不相干的人围了一圈，抻了脖子，踮着脚一直往里挤。跪着的儿女们悲伤肃穆的脸里也埋藏着些许兴奋。这些描写，看得出也是源于真实的生活经验。小说详细记述了女人和丈夫学戏的过程，那种平凡夫妻的日常生活很温暖。“胡大帮她练功，教她抛手绢，学下腰，学翻跟头，很辛苦，可却默契得很，他眼一瞄，她就知道自己没做到位，他再瞄，她就知道他又想她的身子了，便收拾家伙，跟他回到小屋子里去折腾。”也写到了和于焕生的合作。于焕生的喇叭吹得好，如泣如诉，这些年两人的配合已炉火纯青。还写到和于焕生妻子的关系处理，都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话题。之所以小说名为“跑夜”，也是源于一个习俗，因为当年该跑的时候没有跑，女人不甘心，在和于焕生回家的路上，她终于决定跑一次，尽管人生过半，自己也已经渐渐衰老，“她管不了这些了，多少年来想跑没跑，今天终于可以。多少年心里一直急急的，和跑时一样急，现在终于可以借着跑来缓缓劲儿了。一棵棵树的影子从身边跑过去，一块块模糊的石头从身边跑过去，那些开始有了成熟味道的庄稼地，电线杆子，都在跑。还有月亮、云朵也在跑。现在，她速度仍不减当年，这个时候，她希望于焕生追上来，也希望她追不上自己。”一个女子对生活的执着，就通过这个深夜奔跑的细节呈现出来。 四、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作家如何书写现实 2013年，因为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和方方的中篇《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作家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作家如何书写身处的现实，再次成为文坛热点话题。作为正面表现时代生活的两部作品，获得了几乎截然相反的评价。个中缘由，值得我们深思。此外，阎连科的《炸裂志》和田耳的《天体悬浮》也同样引起了广泛关注。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甚至把很多人甩出了生活轨道。各种社会问题不断爆发，城乡断裂难以弥合，人心人性不断异化，这些问题，随着社会发展会越来越尖锐和突出，写作者不可能完全无视，如何更好地把握生活，表现生活，对于每一位严肃的写作者，都是严峻的考验。孙焱莉对生活怀着爱意，写那些被生活伤害的普通人，写残忍的家庭暴力，写被社会和家庭忽略的小女孩，写被丈夫外遇逼得走投无路的女人，她们对爱和温暖的渴望，对一份踏实生活的向往。作者以对现实生活的熟稔，揭示人生和世界的不同侧面。 《日蚀》写一个缺少爱的家庭，母亲离家出走，父亲心情不好，不上班，昏睡发呆。芳莲整天跟随父亲左右，试图照顾他，直到有次倒开水烫伤，父亲才振作起来下井挖煤。芳莲跟着后妈和哥哥生活，喜欢一只狗，整天和狗待在一起。作者写到芳莲喂养小狗的情形：“芳莲把左手的食指弯曲着浸到奶盘子里，只露一个指尖，那指尖从稠白的奶汁里露出来，圆圆的，如一颗粉嫩的豆。她右手捉起黑宝，把它的嘴放在指尖上。这个小家伙忽然激动起来，动作迅猛，头摇晃几下，一下子用舌头包住了那颗豆子，用力吮吸起来。一些奶汁就顺着芳莲的手指源源不断地到了黑宝嘴里。芳莲的手指在温暖而紧密的包拢中有种被吞没的感觉，一丝痒直抵身体的某处，她心里也跟着忽倏地晃悠一下，升腾起一股毛绒绒的雾气来。”世界广阔，唯有小狗的亲昵，可以给她带来温暖的抚慰，这个有着自闭症倾向的女孩，始终游离在世界边缘。后来父亲矿难死了，后母和胜子，还有各种亲人，来来去去，芳莲不知道自己会如何，生活对于她来说，谈不上什么希望和未来。小说写小女孩内心中无法说出的悲伤。她一直渴望光和温暖，种下那些向日葵，在她的生命里，是对光亮的向往。日蚀，是残缺，是覆盖，是缺少光照的人生。小说写出了乡村生活的艰难，孩子的孤独和茫然。 《眩晕》写了兄妹两个家庭。哥哥和妻子郝云梅日子过得平淡如水。因为没出息，受媳妇歧视。原因很简单，郝云梅几年前从那个濒临倒闭的粮食部门花了两年的时光和大量的财力调转到了林业局，然后整个人顺理成章地变得有分量了，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都有了一种十足的优越感。女人身体里添充了这种感觉就好比眼睛里也长了刺儿一样，让人生畏。时间如一列冒着汽儿的火车，“隆隆”过去，每个人都在变化，在这喧杂的声音与热闹里，妹妹杜小胖为人妻为人母也竟然恪尽职守把个家料理得很好。小胖有点弱智，嫁出去之后经常挨打，后来有了女儿，遭到同样的家庭暴力，甚至来自父亲的性侵犯。小说中这种非人性的东西，让人震动而愤怒。母亲去世那一段写的尤其好，“我妈在小胖孩子三岁时终于撒手人世。临去前，她的眼睛让人揪心，如从房角垂落下来的一堆小小的灰团，散散地盯着小胖，又散散地看着我，再看小胖时，人就去了，没声没息的。”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在面临各种问题，作者以悲悯的眼光打量人世，同情那些无助的人们，尽管没有出路，那种忧虑仍旧值得我们深思。《过完年就离婚》从一对夫妻吵架写起，追溯两个人走到一起的过程，以及与爷爷奶奶感情的对照，揭示当代人情感的脆弱与不安全感。大致的前妻心梗去世，辛梅和前夫经历三年煎熬离了婚。在辛梅感觉里是一种血淋淋地剥离，血丝肉丝粘连不断，钻心无比的疼，彻头彻尾的冷，无所适从的绝望。前夫和一个女人好上后，提出离婚。小说中详细描述了那女人的嚣张：明目张胆的给她打电话和她谈；打电话发信息挖苦讽刺她；再后来就用最恶毒与龌龊的语言羞辱谩骂她。直到她终于完全绝望。后来，她和大致结婚，婚后四年她瞒着大致又买了一套房子，大致知道后觉得她有私心，二人吵架，相约过了年就离婚。接着写回家看望病危的奶奶，大致和辛梅到家时，家里已来了好多人。爷爷盘腿坐着，把瘦小的奶奶整个抱在怀里。奶奶蜷缩着，看上去那样小，像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爷爷一只臂搂着她的肩与头，另一只手，轻轻在奶奶的胸前从上往下捋，不时小声问：舒服点没？好点没？还憋闷不？看到大致进屋，爷爷轻唤奶奶的名字：菊，菊啊！菊——柔声说：咱大孙子和孙媳妇回来了……三天后，奶奶出完灵，在从坟地回来的路上，辛梅对大致说决定回去就把房子卖了。因为爷爷奶奶超越生死的感情，给了二人重新面对自己生活的决心。小说重点是对爱的思考以及不安全感的呈现。小说结尾写到：“此时，辛梅正站在空落落的院子中央，看起来就像一根孤独的树桩，大致慢慢地走了过去。”两个孤独的人，在这个充满了自私自利、互不信任的年代，最终仍然彼此靠近了。 当然，孙焱莉对现实生活的思考还有待深入，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认知，对于时代本质的把握，对于生命存在的理解，整体性的艺术表现能力也有待提高，还需要更深刻的思想能力和更鲜明的艺术个性。就像张丽军在《未完成的审美断裂：中国70后作家群研究》一文中所说的：“70后作家有幸亲眼见证了乡土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亲身经历了这种愈来愈快的加速度城市化进程，亲身体验到这种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相分离割裂的痛楚、悲哀、挣扎。因而，70后作家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去深入民间、大地、历史去呈现这一代人的喜怒哀乐，建立起属于这一代人打通过去和未来的经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2期） 下面这段话，我曾经在博客上贴过，引起很多人共鸣，权作此文结尾吧。这一类题材，这些年来并不鲜见。打工者，留守者，彼此遥望，都身处底层。作者也大都取这一视角，有现实批判，人性揭示，也有文化反思。基本上是对时代的侧面展示，对于日益腐败的制度，日益艰难的生存，日益败坏的道德现状，很多写作者还缺少更开阔的视野和正面碰触的勇气。生活的冷酷，世道的变迁，这个时代对人的轻蔑，我们都感知得到，没有旁观者。然而，置身这个喧嚣时代的空洞混乱的生存感觉，却没有多少人能真正表达出来。那种负罪的人生，孤独的绝望，弥漫在日常生活和人心深处。我们被彼此隔离，暗生敌意；又面目模糊，沆瀣一气。历史在不断重复，我们负责指摘，却不负责悔罪。因为我们没有信仰。对待那些残酷的现实，我们没有态度，对于如何改变这现实，我们也缺少负责任的思考。这个时代，既缺少思想者，更缺少行动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