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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精彩之处就在于，这些人物不仅是其中的被叙述者，在另外的一些场合，他们往往还会发出“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譬如在“注释”中，他们就常常以“自述者”的身份出现，这些自述者都是些“思想者”式的人物，都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比如杜远方，他头上顶着易学大师的头衔，在与“我”交谈时，戴着重镣的他笑着说，监狱是他的“彼岸”。这是一个人仅仅思考自身命运所难以企及的境界，只有亲临其境的人，才具有这种可能性。在这里，“我”看到一个“带着满足与彻底的宁静赴刑”的人，走得特别优雅、安详。“我”与敏芬探讨其中的原因，为什么一个人死了，却还活着？敏芬以对他的爱印证了这一点，也许这爱中还掺杂了一些她的悔恨。“我”对敏芬说：“他在慢慢回归，从一个老总到普通人。你对他的意义大于他对你的意义，所以他没有恨，只是遗憾，遗憾你们没能在一起多待一些日子。” 很显然，“我”与杜远方、李敏芬的这番对话，犹如一束哲学之光照亮了逃亡中的这场艳遇，并赋予它某种象征意味，使得这场不同寻常的爱情具有了救赎的性质。然而，“我”似乎意犹未尽，又进一步指出，在杜远方的头脑里“仍有许多简单生硬的东西，这些东西就如知识也有水垢也会附着在他的脑子上”。比如对权力的崇拜和享受，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已经习惯了这种东西，甚至成为这种东西的化身，一举一动都可能不由自主地把权力的优越感带出来。“我”的这种认识真可谓入木三分--杜远方、居延泽、巽，包括“我”的老同学，那个掌管监狱最终却被投进监狱的杨修，哪个不是权力的囚徒？实际上，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三组人物关系--杜远方、居延泽、李离为一组；居延泽、谭一爻、巽为一组；杜远方、李敏芬、云云为一组，无不受到权力的支配。 在这方面，“我”是颇有些自负的。“我”以为，人的囚徒困境，源于人的无知无识，“唯有图书馆才能时时或最终打破”这种困境。在这里，图书馆也被赋予了救赎的意义，“事实上无论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到了我的图书馆都获得了新生，他们不再仅仅是他们自己，而成为了灵魂的共同体。”但是，“我”的自负却难以抵挡杨修的自负，因为，“杨修虽只是某种系统的一个零件，但却有着整个系统的自负，许多时候他不是自己在说话而是系统在说话”。“我”看到了这种差异，而这种差异“不是书或图书馆就能解决的”，知识分子的那点优越感，在权力面前简直脆弱得不堪一击。这不是“我”的问题，而是“我父辈的问题，祖父的问题，干脆说是文化基因的问题”。“我”因此怀疑灵魂共同体的存在，以为那也许是自己“欺骗自己的谎言”。“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也是个“囚徒”，图书馆又何尝不是看守所？至此我才能理解宁肯何以让“我”始终坐在轮椅上。（解玺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