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同代人新辟“重读经典”栏目，对现当代文学，特别是80年代以来的经典作品，进行新的视野下的重新解读。此前已推出赵天成重读《白狗秋千架》的文章，欢迎关注。本期送上谢尚发重读孙甘露的《信使之函》的文章。孙甘露的文体实验大胆新锐，同时备受争议。“《信使之函》等小说，采用‘极端’的‘反小说’的文体形式，表现了孙甘露创作始终坚持的‘先锋性’和‘试验性’。在这些作品中，缺乏可供辨析的故事情节和主题；局部语句、段落的美感和机智的碎片，与总体的‘混乱’处在同一结构中。“（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对于这一文本，且看谢尚发作何解读。
    把孙甘露界定为先锋小说家，恐怕没有人会怀疑——因为连孙甘露自己都知道，自己是一个先锋小说家。但何谓先锋？一个先锋小说家的本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些似是而非、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概念，实际上是一次对小说的谬之千里的称谓，以及对文学写作的差强人意的概括。理论总有理论的理由，而文学自有文学的存在事实。作为对一种文学现象的说明，“先锋小说”或者“先锋小说家”的称谓事实上并没有必要去较真。反倒应该较真的是，在这样一个概念的预设背后，隐藏着何种对于小说的别样理解？借助于重新阅读《信使之函》来清理这些概念背后的种种，我以为是一个不错的尝试。
    依然清晰地记得，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偶然找到了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那一套“跨世纪文丛”中，孙甘露的一本《访问梦境》吸引了我。其时，年轻气盛，因为高三毕业即读了《外国文学史》，尤其是倾心于20世纪外国文学史的我，便一俟落入书籍的海洋之中，就急不可耐地寻找那些被成为“先锋”的作品去恶补一番。但到底是为何如此？现在想来，多半是与青春年少的反叛精神与再造一个新世界的期许有关。但到底要反抗什么？又期许什么？心中倒是寥寥，根本没有任何概念，算来该是属于无病呻吟的一路。因着连对方的对象都根本不存在，那么所谓的反抗也就徒有其表，对先锋文学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眼花缭乱的形式创新与不守规矩的胡言乱语。因此，那时候倾心于孙甘露的《信使之函》，顶多是倾心于一种说不清楚的华丽孤步舞，一种形式上的语言之美妙，譬喻之精当。至于那其中到底蕴含着什么，却总是不甚了了。
    重读《信使之函》，所感受到的仍旧是扑面而来的风格。先锋小说首先在书写形式上挑战传统的写作方法，这一点恐怕已经是文学的常识了。不管是意识流的写作方式，还是新小说的写作方式，或者后来许许多多自动写作、活页写作等，其实都首先在形式上做足了文章——形式即风格，即文体。所以《信使之函》读上去最先的感觉，也是这种风格的冲击。开首第一句话，颇具有诗意，“诗人在狭长的地带说道：在那里，一枚针用净水缝着时间……”，紧接着又说，“那是候鸟的天空。它们已经在信使忧郁的视野里盘旋了若干世纪了。它们的飞翔令信使的眼球酸痛。这些冬天的街道因此在信使的想象中悠久地如此神秘而又神圣。世俗的无线世纪在信使路径它们的时候已经成为可能。”不得不说，这些都是“天才的文辞”，是“惊人的才华的漫溢”和“肆无忌惮的文字的挥霍”。通篇便是这种诗意的语言，汪洋恣肆地铺排在小说的角角落落。
    若先锋小说仅仅只是在文字上玩弄一些诗意的游戏，那么它早晚会寿终正寝，不得好下场。但往往，先锋小说基本上都是在一个特别炫目的外表下面，掩藏着更为深邃的哲理与思想。孙甘露的《信使之函》同样如此，因为在诗意言说的表层之下，埋藏着对于人世的体认和感悟。但所不同的是，这种体认和感悟绝不是以愤怒的面容出现，也是不是强悍的控诉和无耻的谴责作为基调的，却相反，是用了诗意的言说方式，表达对凡尘俗世的领悟。信使要去往的地方，叫做耳语城。听上去，这更是一个喜欢窃窃私语，尤其是喜欢嚼舌头的地方。“耳语城的人民生活在甜美的时光的片段里。”在众多的修饰短语中，“甜美”和“时光的片段”，大概是最重要的两个。任何一个存在着，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只能够领受一小段属于自己的“时光片段”，至于这个小小的时光片段是甜美的还是悲惨的，那只有耳语城的人们知道。在另一层意义上，耳语城的人们是可怜的，因为他们所能够享受的，永远只不过是“甜美的时光的片段”——瞬间安然，已是时光难得了。信使到来，似乎是要传播上帝的福音，但信使中途会不会改变上帝的谕旨，恐怕也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接下来，孙甘露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对信进行定义。这个信到底所谓何意？从最表层的身份来推测，一定是信件。但是“信念”“信任”同样包含在这封来自遥远的天国的信件之中。“信是纯朴情怀的伤感的流亡。”可谓人心不古，那纯朴情怀的纯真年代，必然流逝不见，那么耳语城的人民如我等者，所缺乏的，首先便是这一份“纯朴情怀”。然而谁能够重回花季少年少女的时代？青春易老，天真与稚嫩将被淹没不见。“信是私下里对典籍的公开模仿。”如何重回往日的时光？重回那纯真的年代？于是，最时尚前言的东西，也便是最复古返归的东西，人们靠着对古老典籍的模仿，来确证对美好时光的拥有，哪怕那只是“时光的片段”。“信是自我扮演的陌生人的一次陌生的外化旅行。”这怎么可能呢？重回美好时光，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欺骗，谎言所安慰的只不过是受伤的本心罢了。于是，欺骗是一种自言自语的抚慰，在孤独的灵魂中占有一席之地。但那自我期许的，终将会成为一场梦——旅行是自我疗愈，不管是我自己还是陌生人，其实都只不过是一个人罢了。“信是一次遥远而飘逸的触动。”那触动的，顶多是对往昔的无限惦念与怀恋。然而往昔是那么的遥远，也是那么的飘逸而不可相信。于是，在这个逻辑之中，展开了信的多重含义的争执与延伸：“信是一种状态。”“信是一种犹犹豫豫的自我追逐，一种卑微而体面的自恋方式，是个人隐私的谨慎的变形和无意间的揭示。”“信也是一声喘息罢了。”……与其说孙甘露是在探讨信的种种含义，不如说是在借助信这样一种外在的物件，来探讨自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由信连接着的写信人和收信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甚至包括信本身所建立起来的联系，是否牢不可破。路过耳语城，还是到达耳语城，对于信使来说， 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借此而获得的对于生命的体认才是最终的收获。孙甘露的野心太大，而他优雅的文辞又无法去承载这种盛大的野心，因此他只能在这篇小说中，以言不及物的方式，虚头八脑地探讨种种信的含义，以至于在最后，他竟要自我否定了——“信起源于一次意外的书写。”那么由此可见，孙甘露的《信使之函》本身便是信使之函，是信使传往耳语城的信件，他所探讨的种种含义，其实并非是信件本身的含义，而是要传达他的写作的怪圈——换一种说法，孙甘露是在变相地追问：小说是什么？
    按照《信使之函》的书写方式，我们完全可以追问：小说难道就是讲故事吗？小说难道就是要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吗？小说难道不可以写成诗？或者直接写成散文诗？因此，孙甘露借《信使之函》给文学批评所发来的“信使之函”正是要确立一种全新的小说观——小说完全可以摆脱故事、人物、情节、动作等传统意义上的构成要素，而只是一任语言如流水般流淌在文本的各处。或者说：小说更是一种意境的流露，一种情绪的传达，和一种不知何所言的所言，不知何所道的倾诉。因此，《信使之函》是孙甘露送给文学界的一封“信使之函”，告诉写作和批评的人们，小说除了故事、人物、思想等之外，还存在语言、诗意和意境。现实主义在耗尽了它的创作机能之后，必然会被新的写作手法所取代。这新的手法或许不是进行置换，而是开拓视野。
    按照《信使之函》的写作方式，可以说：小说是在言辞中重造一种意境，将人安放其中，享受一种审美的愉悦。
    2017.3.5
    北京·逸远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