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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最后，我们还能看到，鲁迅《青年必读书》不但有着自身的完整性和谨严的结构，有着为论敌无法颠覆的思想力量。在这个角度上，它像一座城池，布局巧妙且严密，在其内部，有着简单、朴素、和平，甚至可以说是亲切的氛围。它有着鲁迅对当今青年的关心，有着鲁迅与当今青年略无隔阂的心态，有着鲁迅轻松乃至有点诙谐的口吻，因而也是为外力所难以攻破的。但与此同时，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又取着明显的对外攻击的姿态。不是八面玲珑的，不是没有棱角的。实际上，它的自身形态，就呈现出与“文化爱国主义”对峙、对立的状态，就是对文化爱国主义以“中国书”“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文化观进行的一次公开的挑战。“我以为要——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这些话，从与鲁迅有同感的青年来说，不无痛快淋漓之感，不无诙谐幽默的意味，但从那些文化爱国主义者的角度，则是大逆不道的，也是难以忍受的，因而也会激起他们的反对。这种反对恰恰能使他们原本混沌的面目更加清晰起来，从而使愿意理解鲁迅《青年必读书》的读者在更切近地理解鲁迅《青年必读书》的意义的同时也更清醒地看清文化爱国主义者的真实面目。也就是说，鲁迅的《青年必读书》不但充分呈现了鲁迅的“自己的经验”，同时也暗示着一个自己的论敌；不但表现了一种以“人”为本位的文化观，同时也隐含了它的对立面——文化爱国主义的文化观。二者通过对立相得益彰、通过辩驳相互发明：读者越是更深入地感受和理解了鲁迅以人为本位的文化观，也越是能够更清醒地看清文化爱国主义的文化面目；越是能够更深刻地看清文化爱国主义者的文化面目，也越是能够更清醒地感受和理解鲁迅以人为本位的文化观。这大大拓展了鲁迅《青年必读书》的思想内涵。 在这里，存在的是一个文化与人的关系的问题：在以“人”为本位的文化观看来，“文化”是为“人”、为“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人”的尊严和幸福而存在的，而在文化爱国主义者看来，“人”是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存在的。 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的时候，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具有温柔敦厚的特征的，它是在这个社会的统治阶层的有形与无形的保护下相对平和地运行的，绝大多数人满足于这种文化传统所能够给自己提供的有限的自由空间，而对在这种文化传统中所无法实现的一切则取着隐忍的态度，而那些极少因违背这种传统而受到惩罚乃至被夺去生命的人则被绝大多数人视为他们个人的原因从而引不起整个社会的关注。整个社会呈现着波澜不惊的状态，社会生活有起伏，有动荡，甚至有着惨烈的历史事实，惊心动魄的历史变故，但影响不到这种文化传统的稳定性。在这时候，整个社会都是以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为本位的，人必须接受传统的制约，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其自己的价值体系制约着整个社会的人，人的是非曲直、善恶美丑是在这种传统的价值标准之下得到衡量的。 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在这个民族的少部分人意识到自己的权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并因此而公开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这少部分人开始以“人”的现实需要及其合法性、合理性而公开反抗固有的文化传统，因而固有的文化传统也无法继续维持自己表面的温良恭俭让的特征，而开始以自己的力量遏制、扑灭这种新的文化倾向的生成与发展。在这时，也只有在这时，这种文化传统的非人性乃至反人性的一面才在自己论敌的面前暴露无遗，并激起自己论敌的决绝的反抗。 “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少数接受了西方文化影响从而自觉意识到自己作为“人”、作为“个人”的合法权益的知识分子发动的。具体到鲁迅的《青年必读书》就是切切实实从当时青年具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出发，关心的是这些“人”、这些“个人”的“实人生”，鲁迅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才有了这种关于“人”、关于“个人”的自觉的，所以他也劝当今的中国青年多看“外国书”，从而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发生了“擦枪走火”的现象。但当文化爱国主义者“挺身”出来维护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的时候，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对“人”、对“个人”权益的冷漠乃至冷酷就暴露出来了。实际上，当没有人从“人”、从“个人”的切身利益出发向传统发起挑战的时候，当所有的人甚至连自己的亲人都不得不从一种凌驾于“人”“个人”的切身利益之上的抽象的道德理念评判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的时候，一个人是感觉不到或者分辨不出周围人对自己的关切爱护与冷漠冷酷的区别的，但当有人从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出发表达了一种与传统观念不同的观念，而这个人又感到它是亲切而切实的，所有其他人对这个人的冷漠乃至冷酷就显现出来了。在这里，人们开始意识到以“人”“个人”为本位的文化观与文化爱国主义文化观立足点的根本不同。文化爱国主义者的文化观不是从任何确定的“人”“个人”的现实需要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而是从根本无法落到实处的一些抽象理念或“传统”“国家”“集体”“多数”等集合性概念出发的，所以文化爱国主义者赖以压制论敌的都是像数典忘祖、离经叛道、卖国求荣、里通外国等这些根本不容对方说话的“大帽子”，并且常常是具有一些法律效应的道德律令。这不但表现出了对所议论对象的习惯性的冷漠，更表现出了对论敌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冷酷心情。也就是说，在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一个民族的固有传统才真正撕下了它温情脉脉的面纱，而暴露出了它扼杀人性、扼杀个性的本来面目。它不是中国古代某个思想学说的自身本质，但却是当它被作为一种传统凝固下来之后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文化爱国主义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生成与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思想，它常常是以一种学术思想的面目出现并得到流传的，但它本质上不是一种学术思想，而是一种朦胧的传统观念，是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不须经过个人的思考和研究就从这个民族的传统中盲目接受下来的一些固定观念，这些观念彰显了一些人人可见的事实，但也掩盖了不为人所见的大量事实，或者干脆对大量可见的事实也采取闭眼不看的态度，因而它也无法上升到真正学术研究的高度。直至现在，中国的文化爱国主义者仍然仅仅从一种抽象理念出发将中国古代社会描绘成一种美满或者近于美满的社会，并以此将一些抽象的文化理念绝对化，从而造成了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不用变、不能变的假象。事实上，任何一个人的思想学说的作用和意义都是有限的，它不可能解决社会人生中的所有问题，人、人类必须面对自己的现实处境重新感受和思考自己的人生，从而也以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充实和丰富整个人类的文化。任何将一个民族已有的文化传统绝对化的企图，都必然遮蔽了这个民族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大量事实。所以鲁迅在反驳上文提到的那篇文章的作者的时候，说他“其实是连近时近地的事都很不了了”：“但有一节要请你明鉴：宋末，明末，送掉了国家的时候，清朝割台湾，旅顺等地的时候，我都不在场；在场的也不如你所‘尝听说’似的，‘都是外国的博士硕士’；达尔文，罗素也还未来华，而‘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辈’的著作却早经行世了。钱能训扶乩则有之，却并没有要废中国文字，你虽然‘哈哈，我知道了’，其实是连近时近地的事都很不了了的。”(23) 文化爱国主义是在中国近现代民族危机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潮流，是依附在政治爱国主义的躯体上生成与发展起来的，但它又与政治爱国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政治爱国主义是有一系列清晰可辨的外在特征的，并需要提倡者自己做出实际的贡献乃至牺牲，而文化爱国主义则只是一些话语形式，主张者不但不须做出自己实际的贡献和牺牲，而且还可以著书立说，立身扬名。文化爱国主义有一个著名的文化命题，曰：“文化同化说”。按照这种学说，中国文化同化了周边的各少数民族，甚至连满族入侵也不是满族灭亡了中国，而是中国文化同化了满族。这当然也不失为一种说法，但从以“人”“个人”为本位的文化观念看来，这种同化的代价却是用中国大量社会群众和那些死于清朝文字狱的大量知识分子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并且清王朝的政权到头来还是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大量志士仁人的鲜血和生命推翻的。充其量，“文化同化论”只是文化爱国主义者的一个梦，这个梦用于中国古代历史或许还有点温暖人心的作用，而在现当代的世界还要继续做这种梦，就未免显得滑稽了。从1931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侵略军在华十余年，也没有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倒是日本文化同化了好多中国人。这种想用中国文化征服世界的愿望，在略有一点现代世界知识的人的眼光里，都不能不是荒诞不经的。 一篇文章的一种观点，只要能够牢牢地立在读者的头脑中，它就将与现实社会各种不同的思想观念相遭遇、相遇合，并且在这种遭遇或遇合中思考一系列相关的问题。鲁迅的《青年必读书》也是这样。鲁迅《青年必读书》中的这些新异的议论一旦进入读者的心灵，当它遭遇到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文化爱国主义的论调，自然就会有一番比较，有一番思考，所以鲁迅这篇杂文的价值和意义也将有不断拓展的可能。 时世不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鲁迅《青年必读书》所昭示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理念则是不变的： 青年应该看哪些书?“要少——或者竟不——看”那些让你“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的书，“多看”让你“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的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