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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25年1月，《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10部的书目。所以，这个题目实际是一个“问题”，是《京报副刊》向象鲁迅这样的学界名流提出的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显而易见，《京报副刊》的编者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其意绝对不是为了为难象鲁迅这样的专家和学者，而是怀着尊敬和信任的态度向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并且认为他们不但能够很轻易地作出自己的回答，而且他们的回答对于青年的读书以及青年的成长和发展肯定是有指导意义和实际帮助的。实际上，其他的专家和学者也确实已经按照编者的要求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开列了自己认为青年必读的书目。 这是《京报副刊》编者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些读者在阅读这篇文章时的期待。 但是，鲁迅并没有满足《京报副刊》编者的期待，也没有满足我们这些读者的阅读期待。 “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乍一听来，这个回答确实让人感到失望，也颇觉鲁迅辜负了《京报副刊》编者的美意。按照我们中国人向来的习惯，鲁迅这里的回答是有点不近人情的。但要从鲁迅一方面着想，我们也会产生另外一种感觉，也会感到鲁迅说的倒是一句更加实在的话、心里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大凡真正的读书人，真正爱读书的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需要读书的，并不关心别人或青年应该读什么书、不应该读什么书，更不会为了做青年的导师才去读书。所以鲁迅说“从来没有留心过”倒是读书人之常情，让人觉得自己对这个问题已经胸有成竹或认为自己能够作出正确的回答，反而是不合常理的。 在中国古代，是有过与“青年必读书”相似的问题的答案的，那就是宋明理学家为青少年规定的固定的教材：“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五经”(《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左传》)，并且这个“必读书目”也曾与鲁迅有过关系。鲁迅说：“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①实际上，规定了人们的读书，也规定了人们的思想，起到的是束缚和禁锢人们的思想的作用。所以，鲁迅接着说：“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② 处在从中国古代文化向中国现代文化转换过程的鲁迅，重视的已经不是作为社会圣贤的人，而是各自的个性得到更加充分发展的人。当然，这样的人也要读书，也有一个选择读什么书的问题，所以《京报副刊》的编者征求“青年必读书”的书目至少在主观上并非为了束缚和禁锢青年的思想，但在这里，却有一个问题，即在鲁迅看来，对于现代的中国青年，还有没有一个离开各个青年的个性要求而“所有青年”“必须”读而不能不读的书的问题，还有没有一个专家学者在不了解各个青年的个人兴趣和个人需要的情况下能够为“所有的青年”选择出一个“必须”读而不能不读的书的问题。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京报副刊》的编者显然是在学校教育的固定教材之外而为青年提供阅读的书目的，它面对的是一般青年的自由阅读和青年学生的课外阅读，在这个范围中而又征求适用于所有青年的“必读书”，这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吗?为读书不多的青年开列阅读书目并不是没有必要的，但显而易见，这必须建立在对特定青年的特定兴趣和特定需要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并且是在特定专家和学者所熟悉和了解的范围之内。鲁迅也曾为许世瑛开过一个书单③，并且至今有人以此作为否定鲁迅《青年必读书》一文的正面价值的论据。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许世瑛是鲁迅好友许寿裳的儿子，是鲁迅十分熟悉的一个刚刚考入中国文学系的青年，并且是应许世瑛本人的要求而开列的。关于这件事，许寿裳曾有过十分详细的记载： 吾越乡民，儿子上学，必定替他挑选一位品学兼优的做开蒙先生，给他认方块字，把笔写字，并在教本面上替他写姓名，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位老师品学的熏陶和传授。1914年，我的长儿世瑛年五岁，我便替他买了《文字蒙求》，敦请鲁迅做开蒙先生。鲁迅只给他认识二个方块字，一个是“天”字，一个是“人”字，和在书面上写了“许世瑛”三个字。我们想一想，这天人两个字的含义实在广大得很，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无遗了。后来，世瑛考入国立清华大学——本来打算读化学系，因为眼太近视，只得改读中国文学系，请教鲁迅应该看些什么书，他便开示了一张书单……④ 为许世瑛这个特定青年开列一个书单，以指导他在大学中文系的学习，鲁迅不但是有资格、有能力的，同时也是有义务、有必要的，但要为无主名、无分别的全体中国青年开列一个必读书目，那就俨然以青年的导师自居了。关于青年与导师的关系，鲁迅在此后写的《导师》一文中有更加明确的态度。在该文中，他首先指出，“青年”并不是一律的，而是各不相同的：“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⑤接着，他指出世间并不存在能够做青年的导师的人：“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⑥我之所以不惜篇幅将鲁迅这里说的话全部引用出来，因为时至今日，想做青年导师也自以为能够做青年导师的人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因而他们对鲁迅的《青年必读书》也采取了一致的讨伐行动。实际上，只要重新读一读鲁迅的这些话，我们就会知道，鲁迅这里说的并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比那些自以为能够做青年导师的专家和学者的高头讲章更近人情，更是“人话”。如果认为鲁迅这里的话意在驳斥对方，难脱“强词夺理”的嫌疑，那么，我们还可以引出鲁迅关于自己所说的一段话来。他说：“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⑦所以，鲁迅的结论是：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⑧ 想到这些，我们就会感到，鲁迅对《京报副刊》编者征求的婉拒，恰恰能够引发读者对于“青年必读书”这个问题本身的思考。它不是没有意义的，而是意味深长的。它展开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思维空间。 但在当时，鲁迅对《京报副刊》编者活跃读书空气，引导读书风尚的好意还是理解的，也无意以自己的意见反对其他学者和教授开列自己认为青年应该阅读的书目的意图，所以鲁迅还是为这个问题留下了一个活口的。“所以现在说不出”，实际是一句并不以自己的“必无”否定别人的“必有”的婉转话：虽然以后我仍然可能“说不出”，但到底也有说出的可能，所以我也无法断定别人现在说得出还是说不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