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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鲁迅的《青年必读书》一经在《京报副刊》发表，立刻就招来了激烈的反对，这种反对其实是至今未息的，其理由大概也都没有什么两样：不客气的斥之为“卖国”，客气的斥之为“贬低中国文化”。 唉!是的!“看中国书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所谓“人生”，究竟是什么的人生呢?“欧化”的人生哩?抑“美化”的人生哩?尝听说，卖国贼们，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大概鲁迅先生看了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的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吗? 哈哈!我知道了，鲁迅先生是看了达尔文罗素等外国书，即忘了梁启超胡适之等的中国书了。不然，为什么要说中国书是僵死的?假使中国书(是)僵死的，为什么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尚有他的著作遗传到现在呢? 喂!鲁迅先生!你的经验……你自己的经验，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无以名之，名之曰：“偏见的经验。”(22) 当我们作为一个读者直接阅读鲁迅的《青年必读书》这篇短文的时候，我们感到它是简单易懂、没有什么深奥的意义的，鲁迅只不过是对当时的青年说了他想说的话，只不过是觉得多读外国书对青年更加有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甚至连他的话本身也未必那么在意，而恰恰是在它遇到这类猛烈攻击的文字时，只要我们仍然保留着一般读者那种自然朴素的心态，我们才能够感到，鲁迅的这篇杂文实际是包含着更多、更丰富的内容的。 在这里，我们首先感到，仅就鲁迅说了这么几句话，就暗示鲁迅是“卖国贼”，至少是有些过分的。在这里，就有了一个反差，即鲁迅即使说的话不是完全正确的，但到底是说的自己的话，没有倚势压人的意思，而对方倒是有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好像鲁迅就不能说，至少不能这么说。 那么，这种反差是怎样出现的呢?显而易见，鲁迅发表的只是自己的意见，只是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自己的经验”就是“自己的经验”，并没有一个更高的标准，所以也无法断定它是“正见的经验”还是“偏见的经验”，而它的反对者倒是有所倚恃的，倒是以为自己抱住了一条大腿、掌握了一个“更高的原则”的，正是因为他自以为掌握了这样一个“更高的原则”，所以他才能够判定鲁迅的“自己的经验”不是“正见的经验”而是“偏见的经验”。 这个“更高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爱国”。这里的“爱国”不是亲自上前线杀敌，也不是捐献出自己的钱买飞机、大炮，而是口头上的，文化上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爱国主义”。这种“文化爱国主义”是有自己的标准的，那就是不能说中国文化的坏话，不能认为外国文化比中国文化好。鲁迅说“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是与这样一个原则直接相违背的，所以不论鲁迅说的是不是实话、真话，都是不能忍受的，都是鲁迅“不爱国”的表现。“不爱国”就是“卖国”——至少在“性质”上是如此。 我们看到，正是因为这位作者自以为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原则”上，所以他有了对鲁迅及其“经验”直接下判语的权利。实际上，当一个平常人表达对别人或别人的意见的看法时，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要对别人和别人的意见有较之一般人更透彻的了解和理解，因为一个人根本无法对自己并不了解的对象做出自己的批评，更莫说是做出如此清晰的、斩钉截铁的否定性判断，但这位作者却认为没有必要了解和理解鲁迅为什么发表了这样的意见，而没有发表他认为不容置疑的正确的、合理的意见，所以尽管他说对鲁迅的“自己的经验”“真的百思不得其解”，他还是断定鲁迅的“自己的经验”不是“正见的经验”而是“偏见的经验”，并且是带有“卖国”的性质的。 但是，正是因为这位作者并没有了解和理解鲁迅及其“自己的经验”的意愿，所以他也进入了对鲁迅《青年必读书》理解的盲区、误区。在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能够感到，鲁迅本文的内容并不仅仅是甚至也主要不是要当时的青年“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亦即并不仅仅甚至也主要不是这个“结论”，因为鲁迅这样说是有条件的，是有前提的，那就是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而看外国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在鲁迅的这篇杂文中，这个“条件”、这个“前提”实际比它的“结论”更重要，因为正是这个“条件”、这个“前提”才是鲁迅这样说而不那样说的原因；它的“结论”是可以变化的，但这个“条件”和“前提”却不能变化。为什么呢?因为它才是当今中国青年“读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是与当今中国青年的成长和发展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在鲁迅的观念中，当今的中国青年看什么书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而这是从当今中国青年的成长和发展出发的，所以归根结底，鲁迅关心的还是当今的中国青年。而不是“外国书”。而那位作者在声色俱厉地指斥鲁迅的时候，首先关心的却仅仅是鲁迅的那个“结论”，是“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至于鲁迅这个“结论”有没有前提条件以及前提条件是什么，并不是他关心的对象，因而他也并不重视鲁迅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如若如此，尽管他仍然不一定同意鲁迅那个“结论”，但至少不会将事情扯到“卖国”与“爱国”这类不相关的事情上去。 如果我们再往深处想一想，为什么这位作者更关心鲁迅的那个“结论”而没有感觉到鲁迅实际关心的是当今中国青年的成长和发展呢?这里的原因分明是因为他更关心的是鲁迅对“中国书”的态度，而不是鲁迅对当今中国青年的态度。从他的文字中，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到，他分明没有认真思考过当今的中国青年为什么需要读书，需要读些什么样的书，这些书对当今的中国青年会发生什么样的实际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当今中国青年的成长和发展有无实际的意义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而是一看到鲁迅对“中国书”持有大不敬的态度就激动起来。在这里，实际表现出的是两种文化观的不同：鲁迅和这位作者的关心都不在外国，而在中国，只不过鲁迅首先关心的是当今中国的青年，是人，是人的生存和发展，而这位作者首先关心的则是“中国书”，大而言之，就是“中国文化”。鲁迅的文化观是以人为本位的文化观，这位作者则是以“中国书”“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文化观，是“文化爱国主义”的文化观。 正因为这位作者首先关心的是“中国书”“中国文化”，首先关心的是人对“中国书”“中国文化”的态度，所以他也不再将“中国书”“中国文化”“外国书”“外国文化”作为当今中国青年的阅读和接受的对象来思考，而鲁迅首先关心的是当今的中国青年，是当今中国青年的生存和发展，所以不论是“中国书”“中国文化”还是“外国书”“外国文化”，在他的观念中，首先都是当今中国青年阅读和接受的对象。其“弃”其“取”都是以当今中国青年的实际需要为根据的。我认为，只要我们意识到这种差别，我们就会知道，鲁迅的《青年必读书》绝对不像它在“文化爱国主义者”的观念中那样“过激”和“片面”。在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鲁迅所面对的当今的中国青年，绝对不再是也不应该再是中国古代那样的封建官吏的后备军，甚至也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现代书斋知识分子的后备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要到社会上独立谋生，都要以自己的力量开辟自己的人生道路。中国的社会越发展，中国的教育越进步，中国的文化越普及，中国的青年越不能仅仅依靠中国古代《四书》《五经》中那套“修、齐、治、平”的大道理生活，越要有在当今的现实社会中求生存、求发展的能力，越是要有“做事”的能力。文化爱国主义者常常举出像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这些“国学大师”的榜样来否定“五四”新文化的传统，岂不知即使这些“国学大师”，在中国现当代社会也已经不是像孔子那样的“圣人”，不是像朱熹那样的“国师”，不是像中国古代官僚那样的为当今皇帝出谋划策的谋士、为皇权政治卖命卖力的工具。他们也是“做事”的，只不过他们做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这件事。他们的研究，是在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教育体系中特定系科的专业研究，并且中国现当代的青年不能也不会都成为这样的“国学大师”——中国社会盛不下这么多的“国学大师”。鲁迅的《青年必读书》不是说给这些极少数的“国学大师”和准备做“国学大师”的青年听的，而是说给更广大的知识青年听的。对于这些更广大的正在成长着的当今中国青年，对于这些必须到社会上自求发展的当今中国的知识青年，鲁迅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也就是说，成不了“国学大师”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近现代表现社会人生的文学作品，研究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著作、研究自然科学的自然科学成果，不是对于他们有着更切近的性质吗?因为它们不是“维稳”的，而是“做事”的；“维稳”的要“沉静”，“做事”的要热情，鲁迅认为要“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其理由是看中国书“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看外国书则“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不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吗?有何“过激”之处，有何“片面”可言呢? 与此同时，鲁迅的《青年必读书》是不是像那些“文化爱国主义者”所担心的那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书”和“中国文化”呢?在这里，我们首先必须意识到，鲁迅不但不是将“自己的经验”作为对当今青年的教诲、教导和教训而直接要求他们服从的，而且他面对的不是中国社会上的所有人，而只是当时的知识青年。中国社会上更多的中年和老年人，读什么书与不读什么书，鲁迅管不了也不想管，他的“经验”对他们不起作用；与此同时，鲁迅也不认为当今的青年当有了实际的人生经验，已经想做点事，因而也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追求和人生追求之后，就不必再看中国书、就不必研究中国文化，就一定不做“国学大师”；再者，有当时的青年，也有未来的青年，当未来的青年选择自己的阅读对象的时候，“中国书”的整体状况是怎样的，“外国书”的整体状况是怎样的，是不是看中国书仍然让人“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看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也不在鲁迅《青年必读书》所涉及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在鲁迅的《青年必读书》中，完全确定的只有一点，即青年应该多看那些让自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的书，要少看或不看那些让自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的书。他没有宣判“中国书”“中国文化”死刑的权力，也没有宣判中国书、中国文化死刑的能力，与其说他认为两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太虚弱，不如说他认为两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太强大；与其说他认为当今的中国青年太容易背离两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而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不如说他认为当今的中国青年太容易成为两千年中国文化传统的奴隶而丧失自我、丢失个性、自闭自封而不思进取。 从“文化爱国主义者”的角度，鲁迅的《青年必读书》是有“全盘西化论”的嫌疑的，这恐怕是连我们这些鲁迅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认它有“过激”倾向的原因。但是，我们恰恰没有看到，“全盘西化论”与“文化爱国主义”才是一对孪生兄弟，因为它们都是以“书”、以“文化”为本位的：“文化爱国主义”是以中国书、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全盘西化论是以西方书、西方文化为本位的，鲁迅则不同，他是以“人”为本位的。他在《青年必读书》中关心的是人，是当今的中国青年。这些青年是中国青年，不是外国青年；他希望中国青年要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是与中国的社会人生接触，为中国社会做点事，而不是到外国去与外国的社会人生接触，为外国社会做点事。在这里，外国书像是发动机，它发动起来的是中国青年的生命活力和追求热情，是在中国社会求取生存和发展的意志力量，并以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带动整个中国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他并不认为西方人已经给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画好了一张社会蓝图，中国青年只要按照这样一张蓝图建设中国社会就万事大吉了。中国青年的路要靠中国青年自己来走，中同社会的事要靠中国青年自己来做，这与“全盘西化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鲁迅并没有成为陈序经“全盘西化论”和胡适“充分青年的西方化论”的追随者，他走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己的路。 所有这一切，都是怎样呈现出来的呢?都是依靠鲁迅《青年必读书》这篇杂文的文本本身呈现出来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虽然短小，但却不只是，甚至也主要不是一个判断，一个结论，不是仅仅告诉我们要“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而是一个具有自己的所指和能指的全部内容的“结构”。它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因而也是有自己的动能的，是在当今中国青年成长和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并通过这种需要得出的一个具体结论。这里有三个环节：当今的中国青年、当今中国青年成长和发展的需要：“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结论：“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三环是紧密相扣的，构成的是一个“思路”，而不仅仅是一个“观点”，其中任何一环都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各有各的独立作用和意义，一环变环环皆变，不容人们对它做出任意的解释，尤其不容人们将其仅仅作为一个“结论”，一个“观点”；当我们将这个“结构”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固定下来并试图理解它和解读它的时候，这个“结构”又是具有自己的势能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不以自己的先入之见轻率地对其进行否定性的判断，只要我们愿意理解鲁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就会更切实地考虑当今中国青年的社会处境和文化处境，就会更切实地关心他们在这样的社会处境和文化处境中的命运和前途，就会更切实地考虑他们的实际需要，同时也会更切实地思考中国书、中国文化和外国书、外国文化。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成为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不断感受和理解的“问题”，从而也会依靠自己的亲身感受和体验不断丰富这篇杂文的具体内容。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新的人生观念、文化观念生成的基点，也是一些新人的思想出发点。与此同时，它又不是鲁迅强加给我们的，而只是以他“自己的经验”从我们自己的感受和体验中引发出来的。——鲁迅没有正面回答《京报副刊》编者提出的问题，但却以“附录”的形式超完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