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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按照向来文章的“章法”，在“青年必读书”栏的“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两句话，是正面回答《京报副刊》的征求的，是文章的标题所要求的主要内容，亦即是“紧扣主题”的，因而也是本文的“正文”，而“附录”栏中的一些话则只能是对“正文”的一些附带的说明或补充，是与主题没有直接关联的一些次要内容，因而也是不重要的。但是，在该文中，“正文”中的两句话却是对《京报副刊》的征求的婉拒，是没有回答的回答，因而其本身是没有实际内容的，是“无”。如果只有“正文”中的这两句话，它不但称不上一篇杂文，甚至也还不是一篇文章，因而它虽然处在“正文”的位置上却不是“正文”。而“附录”中的话却是板上钉钉的一些话，是有实际内容的，是“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话，这篇文章才成了一篇文章，这篇杂文才成了一篇杂文，因而它并不处于“正文”的位置，却是该篇杂文的“正文”。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青年必读书”的结构实际是对常见文章结构的一种颠覆，一种“反结构”。但这种“反结构”也是一种结构形式，只不过是鲁迅这篇杂文的独特的结构形式。这种结构形式利用与一般结构形式的差异而呈现出自己的特异性，同时也具有自己独立的结构功能。这种结构的功能是什么呢?具体到这篇杂文中，就是它扬弃了中国知识分子向来的读书为文的观念，而暗示了一种新的读书为文的观念。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的一种读书观念，就是到书中来寻求教诲、寻求启迪、寻求指导、寻求一种能够指引自己走向正确人生道路的正确思想理念的。在中国古代，这种正确的思想理念就是“道”，就是“理”。那些最早著书的“圣人”“先贤”则是最早悟了“道”、得了“道”的人，是首先懂得了人间“至理”的人。他们的书是载“道”的，讲的是人间“至理”，是没有错误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遵从的思想信条和行为准则。后代的人，特别是少年和青年，都是无知的，他们的知识和才能，他们的思想和品德都是通过读书而获得的，他们通过读圣贤书而悟了“道”，知了“理”，成了知书达理之人。他们也要著书写文章，后来的人、特别是青少年也会读他们的书，并且通过他们的书成为知书达理之人，所以他们的书，他们的文，也必须是载“道”的，传“道”的，说的也必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遵从的思想信条和行为准则，至少是与这些道理不相违背的。否则，就是贻误青年，害人子弟，祸国殃民，为人所不齿，所不许。对这样的人，人人得而诛之。但是，到了鲁迅这里，这种读书为文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纷至沓来的世界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和文学作品面前，鲁迅已经不认为哪一部书的作者就是圣人，就是完全正确的人；也不认为哪一个人的思想就是绝对正确的思想，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越是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越是一些有个性的人，越是有不同于别人的思想追求和人生追求的人，其思想主张也与别人有着明显的差别；越是那些伟大的文学家，越是那些有着与别人不同的社会人生感受和体验的人，其作品也越是显现着与别人不同的思想风格和艺术风格。他们说的话，往往是别人不敢说或说不出的话，他们讲的故事往往是别人不敢讲或讲不出的故事。这是他们著书为文的原则，他们与读者立于平等的地位上，而不是为了教训读者的，不是为了指导读者的，而是为了与读者进行交流的，因而他们讲的也不是绝对的真理，不是无所不包的“道”。面对这样一些书，再将其作为自己的修身教科书显然已经不可能了，再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已经不可能了。他们的话都是一些“人”的话，都是一些“个人”的话，而不是“神”的话、“圣人”的话。对于他们的话，首先不能当作对自己的教诲和指导，而必须首先将其当作作者个人的思想或感情，当作他们个人的话来倾听、来了解、来感受、来理解。他们感受过的人生不一定是自己曾经感受过的；他们思考过的问题不一定是自己思考过的。当倾听了他们的话，读了他们的书，自己没有感受过的人生也感受过了；自己没有思考过的问题也思考过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就比以前更加丰富了，自己的感受能力和思维能力就比以前提高了。一个读者永远不能期望其中的哪一本书或几本书就能够告诉自己应该知道的一切，永远不能期望读过哪一本或哪几本书就使自己懂得了人生的真谛、知道了自己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以及应该怎样走自己的人生道路。自己的一切仍然应该由自己去感受、去体验、去选择、去追求，读书仅仅能够丰富自己的感受和体验，丰富自己的思想和认识，提高自己独立选择、独立追求的能力和自觉性，而不能代替自己的一切。在这种读书观念的支配下，一个读者首先要承认别人说话的权利，尊重别人说话的权利，尊重别人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权利，说实话的权利，说真话的权利，尊重别人的思想的自由和想象的自由，既不能要求别人都是圣人、都是上帝，说的都是绝对正确的话，也不能要求别人说的都是自己爱听的话，想听的话。 鲁迅的这种读书为文观，显然不是中国多数人的读书为文观。当时《京报副刊》的编者向学界名流征求的“青年必读书”，实际就是能够对青年起到更直接的指导作用的书，就是能够指引青年走上一条所谓“正确的”人生方向、人生道路的书。因而也是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书。在鲁迅的观念中，这样的书是不存在的，因而他也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感受和体验为青年开出这样一个书目；如果迁就别人的观念勉强开出一个书目，则更不是他的本意。总之，在这个问题面前，鲁迅是没有按照自己的观念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的自由性的：他摆脱了这个问题本身的困扰，实际也是摆脱了一种向来的读书为文的观念。 在“附录”中，鲁迅才找到了按照自己的观念说话的自由，因而贯彻的也是自己的为文的原则。 在这里，还要附带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正文”与“附录”的内在连接的问题。 表面看来，该文是由“正文”和“附录”这两个“答非所问”的截然不同的部分构成的，其中的转折十分明显，也非常突兀，在结构上好像是不统一的，好像很难将其视为一篇内容统一、结构完整、条理清晰的所谓“好文章”。我认为，在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鲁迅对《京报副刊》编者征求“青年必读书”活动的感受和理解。实际上，鲁迅对《京报副刊》的这个征求活动并不是绝对否定的，因为他分明知道《京报副刊》这次征求活动的本意只是为了开展青年读书的活动，活跃青年读书的气氛，培养青年爱读书、读好书的习惯，除了扩大《京报副刊》的社会影响和销路的自身目的之外，也不无爱护青年、关心青年成长的良好意图，鲁迅不同意的仅仅是它的提问题的方式。正是在这里，鲁迅与《京报副刊》编者的征求活动有了相互呼应的渠道，也引发了鲁迅说出自己意见的积极性。鲁迅也是爱护青年、关心青年的成长的，也是关心青年的读书问题的，并且有自己想说而尚未说过的一些话。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拒绝的仅仅是《京报副刊》提出的这个问题，而不是《京报副刊》开展的这个活动。对于这个读书活动，鲁迅不是比其他的人更不理解，而是比其他人有更切近的理解；鲁迅的回答并不是不符合《京报副刊》编者的意图，而是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满足着《京报副刊》编者的希望。所以，“正文”和“附录”是在关心青年读书的根本意向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气脉贯通、浑然一体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