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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早年对科学僭越的“时代病”之预感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 温儒敏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鲁迅在20世纪初写有《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等文,怀疑科学、物质文明无节制的极大发展,可能会构成对人生的一种“威胁”,他提醒如果片面地追求科学和物质文化,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和潜在的危害。鲁迅早年对科技偏至“时代病”的感悟和思考,对当今也还有尖锐的警示性。
    关 键 词:鲁迅/《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科技与社会/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温儒敏(1946-),男,广东紫金人,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但在当今中国,对鲁迅的理解是各式各样的。其中有的对鲁迅采取颠覆的态度。他们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太厉害了,几乎就是全盘否定;而20世纪中国文化出现所谓“断裂”,跟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四新文化先驱者们的“激进”大有关系。最近中国又掀起“国学热”,提倡传统文化的研究,于是对鲁迅和“五四”的批评的声音也就加大了。这种社会现象很复杂,这里不可能展开讨论,我只想回顾一下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一些思考,特别是他所关注的科技发展和人性的关系问题。也许从这里也可以了解鲁迅作为思想家的特别之处。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确是采取彻底反对和批评的立场的,他认为这是文化转型的必要过程。鲁迅对传统文化有一种整体感受,他基本上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尊重人的,是缺少活力的。当传统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拘跘着社会进步时,要冲破“铁屋子”①,鲁迅只好采取断然的态度,大声呐喊,甚至是矫枉过正。鲁迅把传统的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批判,他对传统文化中封建性、落后性的东西批判得非常厉害,完全不留情面,不留余地。但这是为了打破封建禁锢,提醒人们不要落入复古的老套。可以说鲁迅是全盘否定传统,但是这种全盘否定,是有历史理由的。②
    鲁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体验是非常深刻的。他认为中国文化最大的病,是对人的压抑,对个性对生命的压抑,对创造力的压抑,“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腐到毫无精力了”③。所以,他要猛烈攻打,冲破传统的束缚。鲁迅总是从如何“致人性以全”④的角度考虑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他的任何激烈的批判都是着眼于人性的复归。
    鲁迅也并不讳言自己的“偏激”,他是要通过某种必要的“偏激”来打破禁锢,激活思想,引导解放。鲁迅太了解中国的国情,太了解中国文化的弊病了。他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个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容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鲁迅甚至还说,在中国办一件事太难了,连“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⑤。这也是一种体验,一种整体性的把握,鲁迅对中国人,对中国的文化的利弊,的确看得很透。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有很多糟粕,整体上很难适应现代中国的变革需要。鲁迅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有怀疑、有焦虑的。⑥
    那种认为鲁迅和五四一代人的偏激造成了中国文化“断裂”的观点是浮浅的,这种指责也是缺少历史感的。如果我们能够回到上个世纪初那种特定的历史语境来讨论问题,就比较能够理解鲁迅对于传统的攻打,他那种决绝甚至是偏激的批判态度,同时也不会忘记鲁迅“偏激”反传统的另一面——对文化转型的探求的贡献。
    鲁迅对文化转型的焦虑与思索,涉及面很广。我这里就其中一点来讨论,那就是鲁迅早年对现代“文明病”的感悟,以及对科技发展与人性关系的思索。他在一百多年前的思考,现在看来是非常有价值,甚至在当今也还有尖锐的警示性的,好像就是针对当下中国的情形来说的。
    鲁迅年轻的时候在南京水师学堂学水手,后来到日本学医。他最初是理工科出身的,后来为了疗救国民精神,才立志转向文学创作。鲁迅其实最有资格从科技与人文的“结合部”来谈论问题。他早年非常关注世界科技的发展,甚至写过很多与科技有关的文章,比如《中国地质略论》、《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等,都是20世纪初写的,当初影响不大,后来几乎不为人所知。但今天看来,这些论著都很“前卫”。鲁迅提出的问题仍然缠绕和警示着我们,这位文化巨人留给我们的思想资源值得珍视。
    鲁迅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中国非常落后,经济上贫弱不堪,文化上精神上也几乎垮了。不少先驱者提出向西方学习,期盼能“科技救国”。也有人看出西方文明很多弊病,认为只有东方文明最好,幻想最终还是要靠东方文明来“挽救”世界。鲁迅在诸多争论中显得比较独立。他不反对学习西方,科技兴国,但更看重的是“立人”。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⑦。他认为“立人”是“立国”的前提。鲁迅所要“立”的“人”,当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民”、“良民”,而是具有健全独立人格的新人,这种新人脱离了旧的传统道德的束缚,又能摆脱过于物欲化的现代文明的利诱。我们当然不必理解为科技和“立人”是对立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也不能实用主义地断言,必须先把科技搞上去,经济大发展了,回过头来再考虑人的精神问题。鲁迅是人文学者,他的意见是在科技发展的同时更注重民族精神的重建。一百年前,鲁迅看到了科技的发展是世界性大趋势,必然极大地改变世界,包括改变中国。这是不可逆的趋势。但他高明之处在于,当普遍地举起双手欢迎科技时代到来时,当科技极大地改变世界并给人类物质生活带来便利时,鲁迅似乎先知先觉地感觉到这个改变可能是有正负两方面的。一方面,科技进步当然是可以给世界带来好处,鲁迅说那是照耀世界的神圣之光,科技带来的物质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翼。但鲁迅又说,不能过高地评价科学对国民精神改造的价值,不是科技发达了,生活质量就高了,人的素质就高了。他甚至怀疑科学、物质文明无节制地极大发展,可能会构成对人生的一种“威胁”。他提醒如果片面地追求科学和物质文化,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和潜在的危害。这些观点在《科学史教篇》和《文化偏至论》两篇文章中得到充分的阐述。当时是在190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没有拉开序幕。
    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一个观点:科学的发展必须“致人性以全”。科学发展为了什么?是为了人类更加美好的生活,为了人性的健全。所以,他反对过分崇奉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忽略精神的解放与重建。鲁迅这样提醒人们:“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趋于无有矣。”⑧意思是说,知识、科学虽然重要,但不应当过分推崇,更不能当成人生的目的,否则会丢掉人性健全发展这一根本,那就本末倒置了。
    鲁迅这样提出问题,绝非危言耸听。他看到了19世纪后叶西方社会的教训。那时欧洲科技发展已经显出对科学与物质文明崇奉逾度的弊果,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唯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已停,于是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⑨。鲁迅指出科学偏至、物欲膨胀所带来的人文衰落,当然是指西方当时的社会弊病。他认为这是一种“通蔽”,是“新疫”,是普遍的,一经出现,就不容易控制的,这也就是“时代病”,或文明病。事实上,鲁迅的担忧已被近百年来世界科技发展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所证实。⑩
    但鲁迅又不是抵御物质文明的清教主义,他用的是二律背反的思维方式。他承认西方的科学和物质文明毕竟有代表社会进步的一面,或者说这是一种趋势。这一点,鲁迅和当时那些只盯着西方出现的弊端,盲目以为只有东方文明可以救世的国粹派和改良派是不同的。鲁迅认为中国的出路还是要冲破传统,另辟蹊径,向西方学习科学和物质文明;不过,也应该注意吸取西方的教训,不能以为“科学万能”,应警惕从西方可能传过来的“新疫”。在五四之后的“科学与玄学”的论争中,鲁迅对玄学派盲目以为所谓“东方精神文明”胜于“西方物质文明”的论调固然不屑,但也显然不赞同“科学的人生观”的提法。(11)鲁迅的思想是超前的。作为一个思想家,鲁迅最有价值的是,提醒在引进发展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同时,不忘记“根底”在人、在人的解放和民族精神的重建。(12)
    在谈到科技和人性关系时,鲁迅是非常谨慎的。他说科学发展要注意“致人性以全”,也就是以人为本,做科学研究,从事科技工作,不忘记最终目标是为了提高人的整体生活素质。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鲁迅反对在崇奉科学物质文明的同时放松对人的尊重。他显然意识到,如果放任科学僭越自身界限,科学就会“异化”,就会抑制和消解人所当有的自由意志,毁坏人伦道德的底线。论及科学的偏至带来的后果问题时,鲁迅认为物质的、科学的无序发展足以引起人的欲望的加速度的发展,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必将泛滥,这将是人类的灾难。鲁迅这种意识是超越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可惜大音希声,当时鲁迅的文章影响并不大,甚至多年以来始终也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
    这些年我国科技和经济都有了大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条件也大大改善了。毫无疑问,这是巨大的进步。但我们是否也付出了过多的代价呢?我们在发展经济、推进科技的同时,是否注意做到了“以人为本”呢?实际上问题很大。鲁迅当年所说的“通弊”、“新疫”,或者说“文明病”,现在似乎都出来了。鲁迅说物欲膨胀的后果会造成一种通病,人文精神、人性的关怀可能会受到破坏,现在不就这样吗?比如环境生态问题、诚信问题、道德底线的突破问题,还有安全感问题等,都出来了,被鲁迅不幸而言中。有些地区、有些部门只管发展,只管赚钱,别的顾不了那么多。这就造成很坏的后果。我们老是说“交学费”,但未免交得太多,代价太大了。鲁迅提出的对现代科技发展的焦虑,决不是杞人忧天。欲望的膨胀,还有人有时候有邪恶的好奇心,它都可能会在科技发展里带来人类所不能控制的灾难。比如说克隆人,现在尽管美国、英国很多国家都发表声明,不准克隆人,但我想迟早会有好事者把人克隆出来的。这是人类邪恶的一面,后果不堪设想。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科技偏至、物欲来蔽、人文亏蚀、道德滑坡的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这些问题的产生缺少警觉,缺少“致人性之全”的发展观。看来,如何张扬性灵,克服过分崇奉物质的弊害,如何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避免西方曾有过的所谓文明病,的确是有待解决的大问题。
    最近中国开始强调科学的发展观,是有了问题意识和危机意识,是付出了许多代价之后的自觉。我理解这除了求真务实,协调好经济起飞中的各种矛盾,还有一点更重要,那就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方略。现在经济上去了,物质生活改善了,但人们仍然有许多抱怨,多集中在人文精神失落、价值标准混乱、道德滑坡等方面,其实也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因为“以人为本”这个观念被我们所淡漠太久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并不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现在执政党能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是个非常大的进步。看来是要补课,上上下下都来培育“以人为本”的意识。在这一点上,如果回顾一下近百年来发生在中国的关于科学与人生的许多争论,会发现前人已经给我们留下不少智慧的资源。比如鲁迅,他是文学家,同时又是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他对现代中国文化转型就有许多独特的看法,对“科学的发展观”也有超前的提示,不妨温习一下,从中也许能得到新的启示。(13)
    中国之路应当怎么走?当时年轻的鲁迅不可能有明确答案。他不是革命家,只是人文思考者,他的思考也许难有可行性,但起码是一种观照与警醒,其人文价值也就在这里。鲁迅当年毕竟年轻,不像中年以后那样怀疑与悲观。中年鲁迅的思想非常深邃,为大家所看重,但青年鲁迅的思想也自有价值,尽管当时不见得有多少影响。现在看来,鲁迅能从二律背反的角度看待科学(科技)与人生问题,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达到了当时的思想高峰。1907年前后的鲁迅是那样心存焦虑,但对中国之前途也还是怀有热切的期望。他渴望中国能有一批有识之士,“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14)。现在看来,这种渴望并不偏至,是很辩证,也很有思想深度的。
    中国这30多年的变化天翻地覆,称得上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力增大,科技发展了,物质生活也丰盈了,可是科技文化偏至、遮蔽人性的现象严重,国民的幸福感并不见得在不断提升。鲁迅当年提出和思考的一些问题仍然缠绕和警醒着我们。重读鲁迅早年那些默默无闻的旧作,我们似乎能发现什么——都希望中国能“别立新宗”,真正成为少受现代“文明病”困扰的“人国”,那么就要珍惜鲁迅以及百年来中国变革中成就的思想遗产,不受浮躁风气的左右,扎扎实实前行。
     
    注释:
    ①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到过一间铁屋子:“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②参见温儒敏:《鲁迅的问题仍然缠绕和警示着我们》,《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9期。
    ③鲁迅:《突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4页。
    ④鲁迅:《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页。
    ⑤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3-14页。
    ⑥参见温儒敏:《鲁迅的问题仍然缠绕和警示着我们》,《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9期。
    ⑦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8页。
    ⑧鲁迅:《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页。
    ⑨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3页。
    ⑩参见温儒敏:《科学发展应顾及人性之全》,《北京科技报》2005年4月20日。
    (11)“科学与玄学”之争发生在1923-1924年,其中一派强调在中国发展西式科学之必要,而缺乏对科学万能论的反省;另一派则多看到西方科学僭越自身界限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鲁迅没有直接参与这次争论,大概也因为他并不赞同这次争论中表现的非此即彼的偏颇。这次争论的问题早在1907年,鲁迅就大致解决了,而其思想较争论双方都要辩证得多。但鲁迅显然对“东方精神文明”优胜论表示不屑,这在鲁迅一些杂文(如《泰戈尔来华的我见》)中也可见。
    (12)参见温儒敏:《鲁迅的问题仍然缠绕和警示着我们》,《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9期。
    (13)参见温儒敏:《今天我们怎么关注鲁迅》,《解放日报》2005年7月31日。
    (14)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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