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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1932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遭到日军的轰炸与焚烧，包括教科书在内的数以万计的书册葬身瓦砾、片纸无存。1933年，商务印书馆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推出了气势磅礴、意义深远、影响广泛的“复兴教科书”，后被誉为“民国教科书发展史上一座里程碑式的山峰”。 万卷书册焚毁于日军轰炸 1932年1月29日，在日军进攻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的第二天，商务印书馆惨遭日军的轰炸，致使其总管理处、四个印刷厂、栈房全被焚烧。上万册包括教科书在内的珍贵藏书付之一炬，资产损失达到1630万元，占商务印书馆总资产的80％。 商务印书馆自1897年创办以来，在全国和海外共有三十六处分支店，职工五千多人，每年出版教科书和新书五百多种。在商务印书馆被轰炸之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面对日寇的猖獗，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道，“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 “士可杀不可辱。”在这种不屈信念的指引下，商务印书馆在遭受重创仅半年后复业，并以“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为鲜明标语悬挂在发行所，同时在各大报刊刊登启事：“敝馆自维新三十六年来对吾国文化之促进、教育之发展，不无相当之贡献。若因此顿挫，则不特无以副全国人士属望之殷……决定于本年八月一日先恢复上海发行所之业务。一面在上海筹设小规模之制版印刷工厂，借以继续其三十六年来贡献我国文化教育之使命。” “复兴教科书”启蒙民族自信 复业之后，商务印书馆选择将供应大批“国难版”教科书作为第一阶段的工作目标。“本服务文化之奋斗精神，特编复兴教科书一套，以为本馆复兴之纪念”，在这种职业的坚守和为民族开启复兴教育之路的信念之下，一个汇聚了编译人员、高校知名学者、中小学实践专家等210余人的“复兴教科书”编辑队伍就这样诞生了。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这个代表了教育领域高水平的编辑队伍陆续出版了上百种适合不同类型和年级的中小学教科书，以启蒙“民族自信力”与“民族精神”为主旨，注重儿童体格、德行、经济、政治的综合训练及能力培养。仅1933年复业之初，就出版了涉及国文、音乐、历史、自然等10多种学科的初级和高级教科书129种529册。此后，又于1934年和1936年分别出版了“春季始业”小学教科书和供华侨小学使用的教科书近50种201册。 这套具有纪念意义的“复兴教科书”的出版，不仅从内容上强化了中小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信仰教育，更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开拓精神的教科书，一些经典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教科书甚至使用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民族”成为教科书主题 在日寇铁蹄下编撰出版的一系列“复兴教科书”，无一例外地都将“国家”和“民族”作为书中内容的主题。在烽火岁月中，“勿忘国耻”“共赴国难”“民族复兴”成为教科书编辑人员的教育理念本源。 文化危机是更本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首先，复兴教科书选编了一些具有民族精神的课文来展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敬意和推崇，弘扬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道德及民族精神。如《中华歌》《中华民族》《孔子》等内容和标题的课文不断出现，积极地构建青少年儿童对于拥有千年文化底蕴的民族的基本认识和热爱。其次，采用“我”和“我国”作为课文的标题来增强学生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自信心，如《我的学校》、《我国的文字》等，或者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鼓励和激发学生们立志为国家发展做贡献的决心。在初中化学教科书的编辑当中，特别注重将国内化学工业的状况和我国的国产、国防联系在一起，使学生们认识到化学科学的发展对于国家国防和工业发展的重要性。最后，教科书以“勿忘国耻”、“共赴国难”、“英勇国殇”为三大核心，明确抗战救亡的严峻性、全民族性及正义性，用历史故事、国耻由来等鲜活实例，意在启蒙青少年为民族复兴而团结一致，努力学习。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1933年5月开始推出的“复兴教科书”不仅是中国近代教科书史上编辑校订人数最多、出版种类最多、经历课程标准最多的教科书，同时也是一场抗战时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为广泛的爱国、救亡教育宣传运动。它以民族精神为支撑点，提高了整个民族在抗战中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展现了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而挺起的不屈脊梁。（摘编自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教科书评论》）（吴小鸥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