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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 有关周作人文集的版本校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正如 一九三六年鲁迅刚去世不久，周作人就应《宇宙风》杂志社之邀，写了两篇回忆鲁迅的文章，这就是发表在《宇宙风》第二十九、三十两期首篇的《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两文随后又被收入周氏自编《瓜豆集》②中。二十年后，也就是一九五六年，周作人又将自己写作的一组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文章结集为《鲁迅的青年时代》③，而旧作《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也作为“附录”收入。然而，如果将《宇宙风》上的初刊本（包括收入《瓜豆集》中的文本）与作为《鲁迅的青年时代》“附录”的文集本进行对读的话，会发现后者较之前者做过了相当多而且巧妙的修改。关于这一点， 一般来说，初刊本要比解放后的修改本更值得珍视，因为它更加接近作者的心灵原貌，但这并不意味着修改本的价值就随之降低。况且周作人文集版本的具体情形如何，还有待日后对各个文集汇校后才能找到答案。而《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的两种版本间的差异，揭示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同样的叙述对象，叙述者也是同一个人，为何二十年间的言说形态会发生如此多的改变？也正是因为解放后修改本的存在，才使得周作人很多微妙的心态信息得以浮出水面，显现出周作人的鲁迅叙述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修改本与初刊本其实同样重要。近读《周作人散文全集》⑤，发现此书也只收录了一种版本的《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⑥，即《宇宙风》上的初刊本，而到了涉及一九五六年的第十二卷时，则未收入《鲁迅的青年时代》中的修改本。我建议日后可将两种版本并行收录，以呈现周作人不同时期的鲁迅叙述。 修改本的重要性，正在于它透露出周作人的鲁迅叙述与二十年间文坛变迁之间的密切关联。如果回归三十年代周作人的言说语境，会发现这一时段的周作人对于左翼文学始终微讽不断，始终有一种相当紧张的批判意识。因而，面对鲁迅去世后掀起的纪念热潮，周作人选择冷眼旁观。自一九三○年以来，周作人受过左翼文学的批评，也批评过左翼文学，结合这番经历，会发现他在一九三六年回忆鲁迅，其实有这样一层潜在动机：即以鲁迅逝世为契机，由客观叙述鲁迅生平学问，反衬出在鲁迅纪念中虽然卖力宣传鲁迅，实则不懂鲁迅、乃至利用鲁迅的左翼文学家们的“虚诞”⑦之处。 周作人其实很早就意识到了鲁迅身后被随意曲解的命运。例如，他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谈到那篇写于一九二二年的《关于〈阿Q正传〉》未被收入自编文集时说，这是“以免为无论那边的批评家所援引”⑧。熟悉周作人言说语境的人就不难察觉，尽管说的是“无论那边的批评家”，但实际上指的就是左翼批评家，不把自己当年的评论文章收集，也是为了避免自己的鲁迅评论也被左翼批评随意取用的命运。此句到了五十年代的修改版中就变成了“以免为批评家所援引”⑨，将原先别有所指的深层意蕴消抹殆尽。 正因为三六年周作人的鲁迅叙述是一种针对左翼的有感而发，因此他才反复强调自己的回忆是极具价值、符合事实的海内孤本，绝无制造加添的虚诞成分。而这种“不虚诞”的写作标准，也一直延续到了五十年代。周作人称其《鲁迅的青年时代》是“以报告事实为主”，绝无“制造加添”与杜绝“空想乱说”⑩。由这番表述来看，周作人对二十年来从未停歇的鲁迅纪念实际上仍然保持距离，人为添加或主观臆想在他看来都是鲁迅纪念中需要力戒的因素，实际情形当然事与愿违。进入五十年代之后，鲁迅地位急速上升，周作人的处境愈显尴尬与边缘，他不可能再锋芒毕露地针对左翼的纪念鲁迅有所指摘，而是回归他一贯立意，提出要呈现鲁迅作为“一个人”(11)的平凡事实。 因此，可以看到，初刊本中，周作人便提出鲁迅形象塑造着存在着“人”与“神”的对立；到了修改本中，周作人删去了“神”、“神话”、“神学”、“偶像”、“傀儡”(12)之类讽刺左翼文学有意无限拔高鲁迅的用语，仅指出鲁迅有被当作“超人”(13)的倾向。很有意思的是，虽然在公开出版的鲁迅回忆集中，周作人删去了“神话”之类用语，但就在做出这一删改之后，在给曹聚仁的信中，他却仍然保留了“神”的提法，对曹氏《鲁迅评传》不把鲁迅“当他是‘神’看待”(14)表示赞赏。周作人的鲁迅评说中始终有一些固定不改的评价，比如三六年十月二十二号，上海《大晚报》刊载了周作人在鲁迅刚逝世之后所接受的采访谈话，突出一点就是强调鲁迅的“虚无主义”与“悲观”(15)，这一回忆引起了当时青年的极大不满，曾有人写文章公开批评周作人是“气愤”“一般毛孩子”对鲁迅的“崇拜”(16)。然而就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号给曹聚仁的信中，周作人仍然说曹聚仁能看到鲁迅的“意见根本是虚无的”是“十分正确”。这似乎体现了公开表态与友人私语之间的微妙差别。然而，《周曹通信集》七三年是在香港公开出版的，周作人意识到这一见解迟早会公布于众，这是否有通过另一种方式来表现他对鲁迅评价自有其“恒”与“变”并存的特点？虽无法给出确凿答案，但无论如何，五十年代的周作人，当不再有可能借题发挥与意气用事时，却正是他真正平心静气地回归鲁迅、从情感上接近鲁迅的开始。 将两种版本对读，首先能发现的是修改本更加关注细节的精密。就在周作人删去了对左翼批评的弦外之音的同时，又大量补充了有关鲁迅所读书与所抄书的版本信息。如他自己所言：“有地方也供给了些新的事实，虽然这分量不多。”(17)事隔多年，周作人仍然对半个世纪前的琐屑细节保持着惊人的记忆力，而其对“事实”的追求与复归鲁迅真身的意愿亦同样惊人，这一点也让周作人自己颇觉安慰。在《关于鲁迅》开篇，周作人标榜他的回忆是“事虽细微而不虚诞”，如果说初刊本的着重点在于“不虚诞”，则一九五六年已经七十一岁的周作人，却是在“细微”情节的复原上做了努力。通读修改本关于鲁迅少年的野史杂览一段时，觉得更像是一种娓娓道来的生动讲述，叙述者自己仿佛步入了时光隧道，众多书名浮现成了一本本可触可感的木版本、石印本或铅印本，闪现着不曾褪色、反倒愈趋精确的少年回忆，成为一份真正不可替代的“海内孤本”。 然而这种情感上走近鲁迅，却又呈现出复杂的形态，这便是两个版本的差异中给我们带来的第二点启示：即周作人五十年代后在其鲁迅回忆中尽量隐去了自我身影。三六年以兄弟身份谈鲁迅，周作人心理上是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矜持感的，他就说自己的回忆有着绝非“人云亦云”的“独到之见”。到五十年代周作人意识到鲁迅纪念已不容置疑其动机，又表现出适时顺世。修改本中则把周作人自己从早年“周氏兄弟”的共同事业中剥离出来，甚至避免谈到自己与鲁迅哪怕只是文学趣味上的个人差异。例如，在初刊本周作人在谈到《域外小说集》偏重斯拉夫系统与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时，曾提到鲁迅对于安特莱夫作品的偏爱：“豫才不知何故深好安特来夫，我所能懂而喜欢者只有短篇齿痛（BenTobit），七个绞死的人与大时代的小人物的忏悔二书耳”(18)，但到了五七版中则删去此句。 如果再结合周作人《亦报》随笔中的鲁迅回忆短文，会发现情况变得更有意思。《亦报》上周作人专谈鲁迅的文章多被收入《鲁迅的故家》与《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在专谈鲁迅的文字中，周作人回忆鲁迅与回忆往事的比重始终在发生微妙变动；而另有很多不以鲁迅为专门对象的回忆文，却让人明显感到背后站着一个鲁迅。周作人一生最反对写赋得文字，但那些谈鲁迅的文章，却往往又有着自我命题的意味，周作人能几十篇、几百篇地写下去，究其奥秘，却在于很多时候鲁迅只是话题契机，顺着一些旧事遗踪，周作人进入的正是一个属于自我的回忆空间，“鲁迅的故家”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被置换成了周作人自己的“故家”。从通过回忆来为鲁迅作品做注脚，或纠正鲁迅作品一些细节失误，可以看到周作人进入的正是一个可以自如回忆往昔的话题领域，鲁迅固然是主角，但究其写作目的，或许理解为晚年周作人的“朝花夕 与此同时，在那些不以鲁迅为题的文章中，周作人或谈与鲁迅相关的人事（如《俟堂与陈师曾》），或谈鲁迅作品的某一细节（如《忌讳尼姑的习惯》），有的即便与鲁迅并无直接关联，却仍然不免触及鲁迅故迹（如《故乡的雨》），鲁迅成为周作人回忆文章中根深蒂固存在着的潜背景。当然周作人也有谈到专属于他自己的绍兴往事（如《祖母的一生》）、或与鲁迅关系不大的北大旧事（如《饼斋的名号》），但这类文字并不多。大多数时候，周作人在谈绍兴、谈北大往往要刻上鲁迅印记，他自己则选择在这类场合中悄然隐身。周作人究竟是走近鲁迅，还是走进往昔已经很难辨明。一九五○年代的《亦报》随笔中，周作人写到不少“畸人”形象，如《冯汉叔》、《南京绍兴饭馆》、《宗族里的畸人》、《观音弄的畸人》等等，这种对“畸人”的关注，正与其自我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呼应关系。 因而，两个版本的对读，又可以理出第三点启示：周作人对《阿Q正传》的评价经历了一番起伏变迁。《关于鲁迅之二》中在谈到鲁迅与域外文学关系时，曾提及《阿Q正传》受果戈理、显克微支的影响，周作人在初刊本中说： 用幽默的笔法写阴惨的事迹，这是果戈理与显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传》的成功其原因亦在于此，此盖为不懂幽默而乱骂乱捧的人所不及知者也。(19) 到了修改版中，这一段则成了： 用滑稽的笔法写阴惨的事迹，这是果戈理与显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传》的成功其原因一部分亦在于此，此盖为但能热骂的人所不及知者也。(20) 三六年周作人提出《阿Q正传》成功借鉴了果戈理与显克微支以幽默法写阴惨事迹的笔法，这成为这部小说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这其实是一种为了凸显一点而不及其余的表述，读者读到这里，并不会认为周作人在这里是在下定论说《阿Q正传》成功的唯一因素便在于此。但到了五十年代，周作人则将此句更定为“《阿Q正传》的成功其原因一部分亦在于此”，下笔相当谨慎而面面俱到，这当然是因为周作人意识到五十年代《阿Q正传》的地位极为崇高，他所提供的视角再重要，也只宜作为问题的一个方面。 初刊本中，周作人认为果戈理与显克微支的影响，使得《阿Q正传》有一种“冷嘲”特色，这一点其实早在一九二二年《关于〈阿Q正传〉》中周作人便做过专门分析：“冷嘲”即所谓“冷的讽刺”，与近代小说中的“热骂”有很大不同的。而这也正属于周作人颇为自信的“独到之见”，紧接着便批评了左翼解读中所谓的“不懂幽默而乱骂乱捧”。但修改本中，周作人似乎是直接接着《关于〈阿Q正传〉》的话往下说，即“冷嘲”风格是“但能热骂者所不及知者也”，而略过了周作人的鲁迅观中的重要一环：对左翼批评关于鲁迅的艺术渊源虽然无知却敢于“乱骂乱捧”的讽刺，一笔勾销了所谓“阿Q的旧帐”(21)，重新回到了二十年代《阿Q正传》初诞时的现场批评。 总结以上三点，可以说，尽管修改本的《关于鲁迅》在个人地位的变迁和时代潮流压迫的双重影响下，做出了种种修改，但其价值仍然值得重视。可以这样说，初刊本《关于鲁迅》，主要针对左翼而非鲁迅，就回忆本身来说并不严谨；修改本则去除掉当年的情感化判断，对研究鲁迅以及周作人自己的心态都提供了更符合实际的视角与素材。然而，这种复归真实鲁迅的意愿，却又与叙述者的现身与隐身、如何剪裁鲁迅评价史的意愿之间不断冲撞、纠缠，始终处在灵魂的挣扎中。 其实，周作人大量而集中地谈鲁迅，开始于一九五○年前后。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是在一种相当特殊的语境下有意识地回忆鲁迅的。四九年一月二十八号，刚从老虎桥监狱中保释出来的周作人来到上海，此后，一直住在尤炳圻家，直至八月十五号返回北京。此前三年多的阶下囚生涯，在他自己看来不过是“且作浮屠学闭关”。而在这种自我意识下，周作人对随即而来的新中国政治文化感觉陌生而隔膜就不难想见了，说他对于政治前途毫无把握、心存恐惧其实都是实情，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中周作人开始触及鲁迅的话题。客寓沪上不久，周作人就在四九年三月二十号上海《自由论坛晚报·未晚》上发表短文《鲁迅与周瘦鹃》，述及鲁迅褒扬周瘦鹃《欧美小说丛刊》的往事，文中称其为“ 由于鲁迅本身便是五十年代的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存在，因此，一九五○年以后的周作人，在阐发鲁迅见解中融入自我观点会是一条比较稳妥的途径。虽然在谈及鲁迅作品时，周作人有时会将自己混同在“我们读者”的广大群体中，仿佛自己与鲁迅的距离与其他人同样遥远（如《副将与二丑》），把自己降到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位置；然而，他对鲁迅作品的偶尔点评，往往又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独到眼光，如《活无常与女吊》中对于女吊的欣赏口味与鲁迅的惊人相似，又如“《祝福》热”中不忘提及《风波》的伟大（如《〈祝福〉》）。 周作人一直相当自信他对鲁迅的评价是独特的。实际上，《关于鲁迅》与《关于鲁迅之二》这两篇回忆文本正提供了日后鲁迅研究的重要角度甚至操作细节（例如鲁迅与野史旧籍，与俄罗斯、日本文学等等），甚至可以说，研究者们后来的走进鲁迅，很大程度上是沿着周作人的路径在前行，“周作人鲁迅”一直是鲁迅研究中的重要视角。周作人一直以呈现和叙述一个本色鲁迅、凡人鲁迅为目标，然而二十年间的版本差异，却又呈现出背后的这位叙述者的心情从来就不曾平静。 注释： ①见王风编《废名集》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00页。 ②周作人：《瓜豆集》，上海宇宙风社1937年3月初版。 ③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④顾农：《周作人〈关于鲁迅〉的两种文本》，载《温故》（之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188页。 ⑤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⑥两文分别载《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七卷第426－434、446－454页。 ⑦⑧(21)周作人：《关于鲁迅》，载《宇宙风》 ⑨(11)(13)(20)周作人：《关于鲁迅》，《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16、126、126、131页。 ⑩(17)周作人：《序言》，《鲁迅的青年时代》，第5、5页。 (12)载《宇宙风》 (14) (15)周作人：《谈鲁迅》，《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七卷（1936－1937），第365页。 (16)小乎：《鲁迅先生死后的敌人——周作人的态度真正令人奇怪》，载刘运峰主编：《鲁迅先生纪念集》（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69页。 (18)(19)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载《宇宙风》 【作者简介】丁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北京100089 （转自：《鲁迅研究月刊》(京)2010年3期） (责任编辑：张雨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