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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跨文化的语境出发，对20世纪流亡文学作了初步探索。认为流亡作家经受了从越界、失重到寻根的阶段；通过失语、杂语形成自觉的语言意识，以洋泾浜混合语反抗移居国的普遍语言霸权。流亡作家往往喜欢用个人史或家庭史来写民族史或族群史，以之作为确认文化身份，纪录集体无意识和历史记忆的主要形式。移民经验的双重性和文化上的无根性使流亡文学获得了双重视角和空缺意识。流亡文学不仅仅是“纯”文学的表现，更是一种文学行动和文学展演，其背后体现的是一种要求得到“承认”的差异政治。在流亡文学中，传统意义上的缪斯女神经历了地理意义和美学意义上的双重流放。 关键词：流亡文学 越界 失语 双重性 英语中的“流亡”一词（diaspora）来自希伯莱语Galut?，原指犹太人在“巴比伦之囚”后分散流落于异邦；或指犹太人社团在巴勒斯坦或现代以色列之外的聚集。这里的“流亡”一词不仅具有地理意义上的，更具有宗教的、哲学的和末世学的含义。从流亡一词的原义引伸出的相关意义指任何集团性的迁徙（migration），或指有着同一文化、宗教传统的人们移居到远离故土的异国他乡1。 流亡与西方文学有着不解之缘。古代欧洲的行吟诗人可以说是最早的流亡诗人。荷马流亡希腊群岛吟唱特洛伊战争的史诗；奥维德因得罪罗马皇帝而被流放到黑海边，老死他乡。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对手放逐出佛罗伦萨，在流放中写下了他的传世之作《神曲》。18世纪不少法国作家如伏尔泰、卢梭等因宣传启蒙思想而遭受专制政府迫害，经受颠沛流离之苦。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开宗名义，将第一卷名为《流亡文学》，指出正是“法国大革命引起的大动荡、共和国和帝国引起的战事，把欧洲各民族推到一起，使他们互相熟悉起来”2。 20世纪是人类迄今为止经历的最为动荡不安、复杂多变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东西方之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以及后冷战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使流亡和移民成为全球性的社会文化现象，也使流亡与文学的亲密关系得到空前的凸现和发展。一大批文人、作家、学者出于政治的、宗教的、个人的原因，或自愿或被迫地离开自己的祖国，漂泊于世界各地；一大批移民的后代出于对民族文化本根的认同，对主流话语霸权的抵制和反抗，在异国他乡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而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流亡作家。他们的创作构成了人类精神迄今为止创造的最复杂最迷人的文化景观之一。3 1、 越界. 失重. 寻根 流亡首先意味着越过边界(cross border)。在20世纪特有的语境中，越界既是一种现实行为，也是一种象征表演(symbolic performance)。不管这种越界行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它都表示对以往生活的彻底否弃，对人类寻求幸福、自由的权利的确认，以及对某种理想境界的追求。正如秘鲁－西班牙作家马. 巴尔加斯. 略萨所说，移民“从世界上存在着饥饿、失业、压迫和暴力的各个地方秘密地越过和平、繁荣、富有的国家的边界，这种做法无疑是违法的，但他们是在行使一种天然的、合乎道义的、任何法规或条例都休想扼杀的权利：生活、生存、摆脱遍布半个地球的野蛮政府让人民遭受的地狱般的苦难的权利”4 。 越界使流亡者割断了与自己的家庭、亲人、朋友、祖国的联系纽带，使他/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解放，但也使他/她变得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寂寞。流亡者失却了归属感，觉得自己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处在一种轻飘的失重状态。越界也打乱了传统的地域、种族、语言和文化的分界线。流亡者与移入国定居者的结合、移民后代与当地土著的杂交，形成种族、文化和语言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杂交的文化既给流亡文学带来广阔的视野和全新的经验，也给流亡作家带来了文化上的精神分裂和个人疏离感。 米兰. 昆德拉在《移民生活的算术》一文中说，有三类不同的移民作家。第一类一直无法与移居地社会同化。第二类虽已融入移居地社会，却摆脱不了乡土文化的根。第三类作家融入了移居国的社会，并从祖国的土壤中拔出了根。5 上述三种情况中，第三种情况极为困难和少见，普遍出现的是第一和第二种情况。这是因为，流亡作家大多是在成年以后才移居国外的。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童年的记忆和教养是最深刻的，不可转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实际上都生活在他或她的前半生中。也就是说，我们的前半生已经塑造了我们基本的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和日常生活习惯，后半生不过是对前半生的回忆而已。 由此，流亡者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精神浪子。按照拉什迪的说法，“传统上，一位充分意义上的移民要遭受三重分裂：他丧失他的地方，他进入一种陌生的语言，他发现自己处身于社会行为和准则与他自身不同甚至构成伤害的人群之中”6 。于是他感到了自由后的失重，产生了自我身份/认同危机：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将去向何方？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更深刻地理解V.S.奈保尔的一番谈话。这位印裔英藉作家在上世纪80年代与人谈起50年代他刚从特立尼达移居英国牛津的那些日子时，还是心有余悸。“那是一个困难的岁月……我非常孤独。……由于陌生和寂寞，我产生了精神混乱。远离家乡，远离熟人。牛津，这是一个疏离的世界。显然，一个人始终是个局外人。”7 如此看来，昆德拉在西方世界出版的第一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就多了一层文化含义。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不仅有无家庭责任之“轻”，也有无民族根基之“轻”、无文化家园之“轻”和精神失重之“轻”。可以猜想，小说主人公托马斯喜欢听的贝多芬的那段旋律肯定也曾在作家昆德拉的耳中回响过，“必得如此？必得如此！” 无独有偶，华裔美藉女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开头也有一段有关“轻”与“重”的描写。小说主人公之一吴精美的母亲逃出内战纷乱的中国时，带着一只美丽而沉重的天鹅进入了纽约移民局的办公室。但为了获得签证，她不得不放飞了天鹅，只留下一根洁白的鹅毛，作为越界后的见面礼送给了女儿。在汉语文化中，鹅毛既是一种轻飘飘的物质，又荷载了沉甸甸的象征意义，所谓“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女作家用这个高度浓缩、富于文化意蕴的形象作为这部描写两代中国移民生活的小说的开场白，其蕴含的失重感、民族记忆和寻根意识是不言而喻的。 2、 失语. 杂语. 洋泾浜语 语言是文化之根，民族之母，集体记忆之载体。流亡作家的文化身份危机和寻根意识首先在“失语症”上得到表现。流亡作家的“失语”是双重性的，既是语言的更是文化的。流亡者来到异国他乡用一种自己不熟悉的语言与人交流，必然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即使能够熟练使用移入国语言的人们，也会经历一个类似婴儿脱离母体的失语过程，将自己的母语的思维习惯逐渐转化为移入国的语言－思维习惯。在此过程中，与母语相关的文化记忆也渐渐淡忘。 拉什迪的小说《东方，西方》中有一篇题为《朋友》的短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绰号叫“肯定玛丽”的印度老太太，她虽已在伦敦生活多年，但说起英语来仍相当费劲，特别是字母“P”对她来说是个大问题，她常读作“F”或“C”。她推着柳条购物车经过门厅“去购物”(going shopping)时，会告诉别人说“去电击”（going shocking）；回来时，当门房主动上前要帮她把车提上前门台阶，她会回答说，“好的，跳蚤”（fleas），其实她想说的是“好的，请”（please）。她乘电梯上楼时，还会隔着铁栅栏对“门房”（porter）喊，“喂，求爱者（courter），谢谢你，肯定是的”，等等。 后来，这位老太太实在受不了因发音不准、交流不畅而被人误解，受人歧视的困境，患了心脏病，身体就像泥塑一样，随时都会塌崩。最后她终于宣布了一项决定，“我知道我有什么病了，我需要回家……天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国家。”多年后，她的外甥女写信告诉小说叙述者“我”，她的外婆已届九十一高龄，在老家安度晚年，身板仍然很硬朗。 在同一部小说中拉什迪还写道， 不只是“肯定玛丽”和我父母会碰上麻烦。我的同学也取笑我的一些孟加拉式英语表达。比如我用“喂大”代替“长大”，（比如“你在哪里喂大”），该说“三次”我却说“三番”，应该说“拦板”我却说成“干板”。又把所有的意大利面食都叫成“通心粉”。 其实，拉什迪在这里提到的还只是一种表层的失语，对于某些年轻人，它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治愈。而深层的失语，即对某种语言背后体现的文化价值内涵的理解和融会贯通，则可能是流亡者或移民们永远难以企及的。正如乔伊斯笔下的那位流亡艺术家斯蒂芬. 达德路斯在面对他的英语指导老师时所敏锐地意识到的： 我们所讲的语言首先是他的语言然后才是我的语言。在他口中和在我口中，“家”、“基督”、“麦芽酒”、“主人”这些词是多么不同！我阅读或书写这些词，灵魂不能不骚动不安。他的语言是如此熟悉又陌生，对我来说永远是一种学来的言语。我没有创造或接受它的词。我的声音无法接近它们。我的灵魂在他的语言的阴影下犯愁。8 现已加入法国藉的米兰. 昆德拉如今面临的正是当年的乔伊斯－达德路斯面临过的语言困境。他认识到，“在语言中思考和叙述是全然不同的两码事”，“我能用法文思考……然而，我却不知道如何用法语讲一则有趣的故事。本来听着好笑的故事会变得死板和笨拙。”9 如果说，上述英法流亡作家感到的是失语的问题，那么，对一些拉美作家来说，他们遇到的则是一个杂语的问题。拉丁美洲是欧洲最早的殖民地，来自西方殖民者的文化与当地的土著文化历经数世纪的矛盾、冲突和磨合后，形成了十分丰富的杂交文化景观，并在语言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在《寻求现时》一文中，奥克塔维奥.帕斯对拉美作家面临的语言问题作了深刻的阐发。他说“语言是超越我们称之为民族的政治和历史存在的巨大的现实。我们在美洲言说的语言证明了这一点。与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相比，我们的文学特别依赖于这个基本事实：它们是用一种移植的语言书写的文学。语言诞生于本地的土壤，由共同的历史哺育成长。欧洲的语言从其本地的土壤和传统中连根拔起，被移植到一个陌生的和无名的世界中：它们在新的土壤中扎下了根，当它们在美洲社会中成长的时候，它们经历了变形。它们是同一种植物，但又是不同的植物。我们的文学不是被动地接受移植的语言的变化的命运，而是参与了并加速了这个过程。不久它们就不再仅仅是大西洋对岸的回声：它们成了欧洲文学的对立面，常常是一种回应。”10 不仅如此，失语、杂语背后还隐含着一种权力/支配关系。移居国政府为了统一文化及其相关的价值观，往往强行要求移民抛弃自己的母语，学习居住国的语言，以使后者完成文化心理的转换。而这必然引起移民的本能的反抗。通过文学创作，确认语言/文化差异，以反抗普遍语言（如英语）霸权，建构起自己的话语权力和文化身份，是许多移民作家的语言策略。正是在融入的意愿和反抗的意愿的张力中，出现了平衡对抗、缓和冲突的混合语或洋泾浜语。 在一篇题为《母语》的散文中，谭恩美提到了语言问题。作为移民的第二代，她说的是一口标准的、合乎语法逻辑的英语。但她的母亲说的则是一种被称为“破碎的”或“断裂的”英语。谭恩美说，“使我烦恼的是除了用‘破碎’之外我找不出其他办法来形容它，仿佛它是遭破坏的，需要组装好，仿佛它缺乏某种整体性和正确性。”11她小时候就是在这种语言环境中长大的。上中学，她的其他课程都能拿到A，就是英语差强人意，只能拿B。为了证明自己能说能写标准的英语，她放弃了原来报考的医学预科，大学一年级主修英语；毕业后，为了证明自己已全面掌握英语，她用精心制造的句子开始写作小说。但最后，她决定用陪她长大的英语写故事，用跟母亲平时讲的“简单的”或“破碎的”英语写她的故事。她终于成功了。在她看来，成功的标志不是批评家的评论，而是她母亲在读完她的《喜福会》后对她宣布的裁决：“好容易读。” 谭恩美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流亡作家和移民作家面临的共同困境和两难选择：如何既融入主流社会，又保持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身份？运用“洋泾浜”或“破碎的”英语看来不失为一条出路。 与此相似，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 莫里森在在她的成名作《最蓝的眼睛》（1970）中，以独特的小说语言探索了代表白人的学校教育和代表黑人的家庭教育之间的巨大反差对黑人孩子造成的悲剧性后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