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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道”之光所照亮的一隅——庄子的意义论与20世纪西方文学意义论的视角相关性(5)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艺理论研究》(沪)20 吴兴明 参加讨论

    四、视角的会通与分野
    显然,关于诗性言语的特殊性,从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海德格尔的纯粹的所说到奥曼以言行事功能的失效,直到普拉特关于讲述语境的可分离性,见解其实是高度一致的。他们都共同认为:诗意的言说是以揭示世界的功能为优先。此“揭示”(disclosing),就是敞现,是排除了一切用之意向的屏蔽而对意义真相的揭示。由于此在切身的存在关连或价值关系联络,意义真相的“揭示”是不同于知性状态下纯粹对象性的认知的。不管是语境的可分离性、文学语言的自指性、纯粹的所说,还是以言行事的失效,都无非是从不同的侧面来讲述同一个诗意的特殊性:它的非实用性语用特征。还原到庄子之所论,则可以说,凡此种种无非出于一种独特的眼界:原域,或者是就天道而论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引申说,这就是弗朗索瓦·于连一再强调的中国古代的“圣人无意”(21),或老子所谓的“以天下观天下”(《老子》54章)。正是由于语用针对性的“无”,才保证了“去蔽”或纯粹揭示的可能性。这就是诗的揭示何以会常常高于科学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庄子的意义论与现代西方诗言意义论在视角上的会通。
    但是,在越过此共同点之后,庄子与海德格尔和文学语用学有迥然不同的展开。就是说,他们在越过此会通之点后,意义追思的内在指向却有着根本的分野。关乎此,我们不妨从两个层面来考察。
    第一,关注重心的差异。海德格尔的重心是,以诗为直接的拯救之途:“作诗就是采纳尺度,而且就是为人的居采纳尺度。”(22)海氏所面对和思考的,是对整个现代世界的工具理性统治的拯救之路。结构主义和文学语用学关注的是如何建立一种规范的文学知识。庄子思考的重心则是:我们究竟要如何做才能进入“原域”、守住“原域”。
    简言之,庄子的关注重心是具体的意义操作。有似于胡塞尔强调现象学态度的“艰苦训练”,《庄子》一书的真正重心是“心术”,即关于人如何回返天道原域的精神操练(23)。庄子的独特贡献在于:提供了一条如何通达“原域”世界的回返之途。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意义论视野。首先,是展示原域之“观”和摧毁日常性眼界(《逍遥游》、《齐物论》)。《逍遥游》是一系列眼界的对比,强调眼界差异的关键性和重要性,由此拈出原域眼界:“大而无用”,据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上”(24)。然后,《齐物论》展开为对日常眼界的一系列摧毁。何者为“齐”?简言之,“齐”就是等而观之、等量齐观。“齐”,不是建构性的,而是摧毁性、解构性的。“齐”正是要摧毁、解构一切区分和蕴涵在区分之中的等差。在庄子看来,区分(即人世意义的建构)不仅仅是语词性的,它包含实际眼光形成的方方面面:语词的分割(言与意)、价值的差异(美与丑、仁与不义)、制度的规定(礼)、认知的局限(小知与大知)、立场的偏见(是非)乃至身心、生死、物种的局限等等。因此,要回返原域,就是要摧毁这些确立等差的眼光及其历史的板结化建构物。庄子的思考极为彻底:1)“齐物”——摧毁打量“物”的眼光的分割,拆除观物之彼此、贵贱、大小、时空、成毁、是非、有用无用的眼界,超越“分别心”而“和以天倪”,让物在自在显现之中成其为物。2)“齐是非”——摧毁分割世界的价值眼光,拆除对世界的是非、贵贱、好坏、美丑等等的意义区分。3)“齐生死”——拆除决定人的价值是非眼光的最大的根据——生与死的分别,从而在根本上排除意义固执,扫出让世界自行显现的根本障碍。4)“齐物我”——拆除一切区分的先天根据:主体客体的区分及其对象性打量世界的眼光,人作为自然物种的先天局限等等。通过这一系列拆除,人达于“天籁”、“道枢”,达于原始状态的“神交”、“形开”和“混沌”。其次,是“心术”。这是回返原域的具体操作。人究竟要如何做才能真正通达原域世界呢?庄子提供的办法是修炼。修炼有两个相互关联和转化的层面:一是眼界回收。回收的具体目标,庄子用了一个词:“外”。这是一个收视返听、归心如一,而后解脱外物之役,在视野上逐渐回返、显现、深化的过程。先“外天下”而后“外物”,“外物”而后“外生”,“外生”而后“朝彻”、“见独”,“朝彻”、“见独”而后“入于不生不死”。就排除自然态度的经验牵引而言,“外”其实就是拆解、跳开、摆脱,用叶朗先生的话说,就是“排除”:“排除对世事的思虑”、“抛弃贫富得失等各种计较”、“把生死置之度外”(25)。在此意义上,“外”是一种摆脱,一种顿悟式的跳出。在长期的修炼之后,人逐步脱离人世间的“世内”之见而使原域的世界得以呈现,由此,它所展现的是就天道本身所现形的世界:“知天之所为(以)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人之所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26)二是入神与道。入神与道即有效地通达原域世界,进入一种非常独特的精神状态:“心斋”、“坐忘”而与道大化,洞彻世间一切、万物意义之本始,从而游心天地有无间,苞有一切创造的可能和意义的原始开创(27)。
    第二,内在指向的差异。这一点,在前述“心术”的论述中已经显示出来。庄子意义论的价值指向非常鲜明:“天道”的指向就是“天”本身,就是自然。这里的自然是与“人世间”相对应、相区别的自然。因而作为意义追思,庄子的指向是不断从“人世间”退回到“天人”,或者说是据“天人”交感的领会而不断地摧毁人世间的意义建构。庄子最看重的意义是口不能言的意义,即在成言(世间之言)之前的“未封”、“未定”之意,因而他反复引导的方向是走出人世间,走向荒野。就是说,与各种各样世俗之“用”的视角不同,庄子给“原域”(“天道”)所确定的指向是“世外”。这一指向容易使人想到海德格尔,但海氏的意义指向其实不是“天人”,而是“人神”,是内聚在语言深处的“天地人神”四维一体的原始并存。这一点也容易使人联想到罗尔斯顿“走向荒野的美学”,但罗尔斯顿张扬的是一种“环境伦理学”,而庄子则是意义论。这一点当然更与结构主义、符号论完全不同,后者的求索意向一直牢牢指向语言符号系统的内部。
    实际上,作为意义论术语,在汉语中还有一系列与“世外”相似、相近的表达:荒、洪荒、大荒、荒古、荒原、原始、荒野、混沌、恍惚、恍徜、混茫、茫茫、鸿蒙……在汉语世界,“世外”是一个自古有之且浩瀚广博的原始意义域,它不仅确指空间上的遥远极地和时间上的无限远古(如《山海经》),而且也指与世内一切已封已定之意义系统相对应的“混沌”、“鸿蒙”和“恍兮惚兮”。这是一个汉语世界特有的意义的维度。在《庄子》、《老子》中,在古人谈诗论文、论画、论人生、论生死中,一直有一种茫茫虚无和明丽人生、广漠荒野和有限世内的映衬、区分、缠绕和转化浸润。没有这个似乎是发自虚无而又最终归于虚无的广袤的意义域,世间日用的一切意义就丧失了根基、灵韵和自我更新的原动力。而在这之间,所确定的中国诗、文、艺的意义方向是返向原始的:它崇尚一种直通洪荒的创世性。这一指向同时又受到佛学引入的极大强化。
    而在庄子,这一“创世”的方向是通过“心术”的训练来实现的,由此又极为深邃地影响了中国古人的创作论。从陆机《文赋》的“收视反听”、“精骛八极”到刘勰的“神与物游”、“澡雪精神”,到宗炳的“应会感神”,“独应无人之野”,到孙过庭的“意先笔后”,“翰逸神飞”,到皎然的“意静神王,佳句纵横”,中经唐宋的以禅论诗、以“自然”论诗、论艺、论文,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童心说、性灵说、神韵论,形成了中国极为独特的尚灵主义的创作论传统。在这一论域之内,儒家的规范主义意义论几乎无法与道家的原域心术之论相抗衡。只要讲到诗、文、艺的奇异创造,儒家的王道理性就被尚灵的神秘向往乃至荒野气息所驱逐和笼罩,回返原域的创作冲动于是一再冲破王道规范的意义约束。由此,才有迥然区别于西方“神灵凭附”说和现代天才论背景的中国式的艺术创作论(“入神”和“神境”论)。作为一个意义维度,“世外”当然不是指自然时空,而是指逼近洪荒的创意性:一种意义原创的边界状态。
    中国诗意论的真正展开起于魏晋时代。在这一时代,传统的言、意之论发生了从政治语用向审美语用的大面积转变,传统诗意论的诸种命题开始显露出雏形,以“意”论诗、论文、论艺逐渐汇聚成传统。魏晋之后,循着庄子的奠基,中国传统的诗意论不断从儒家的王道之论转向“原域”的视野而进入对诗的意义论言说,其中包括唐宋文论、诗论对佛学“世外”眼光的挪用。作为一种意义指向,它贯穿并形成了中国传统诗意论的一系列基本命题,鲜明体现了弗朗索瓦·于连所说的中国文化发展的“意义的方向”(28)。遗憾的是,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对于诗、文学、艺术的这种“创意”品质仍然缺乏基本的体认,艺术一再被定位为抒情或认知、再现或表现,定位为社会学意义上的认识、反映或审美意识形态,意义论含义下的“世内”与“世外”被曲解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人”与“自然”,于是,所有关乎世界、人生意义上的“创意”都被心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表现”和“认识”一笔勾销……
    值得注意的是,“意”总是由“言”来带出的,无论是“畛”内之意还是意之本始,都必定聚合于“成言”,聚合于人与语言的意向关系中。现代语言学告诉我们,并没有一个纯粹“原域”的世界存在于语言之外,那不可言说者筑居于可言说者的背景之中,或者说可言说者同样也是不可言说者之据。可言说者与不可言说者、陈言与新言、“成言”之定与未定、符号的在场与不在场等等是一种逻辑区分,而不是有两个可以分离的事实世界。在定与未定、在场与不在场的关系中,并非“在场”或确定之意才是中心,而是两者互为参照和构成。因此,“原域”并不是一个外在于语言的世界,着重呈现“原域”之意义创构的文学不可以用任何“世内”的意义来归并和分类。同时,意义的原创,即前文所谓直通洪荒的创意性也决非与现实人生毫不不相关,相反,纯粹的揭示是不受任何实用目标牵引而对意义真相的自由的去蔽。用德里达的话来说,文学是一个纯粹满足揭示性要求的自由言说的“奇怪建制”(strange institution)(29)。由此,又有德里达反语音中心论的文字学和更深远意义上的文学行为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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