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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的意义论视角 其实在这里，关于诗意的视角，或者说诗的意义论视角的特殊性已经摆显出来了：诗意不是从任何实际语用的角度而打量到的意义。这一点，在文学语用学的研究中得到了更为确凿的论证。 关于纯粹言说，布拉格学派曾经用过一个词：语言的诗性功能(poetic function)。雅各布森说： 指向信息本身乃是语言的诗性功能。对此一功能之彻透研究，不能脱离语言的一般性问题；反之，若想细察语言问题，则必须彻底弄清其诗性功能。任何把诗性功能领域归结为诗歌或是把诗歌归结为诗性功能的企图，都是一种妄想和简单化。诗性功能虽非语言艺术(verbal art)的唯一功能，但却占据着主导性与决定性地位；而诗性功能在其他的语言行为(verbal activities)中，则只占据次要和附属地位。(13) 语言的诗性功能在于它倾向于突出信息本身。在诗中，它是主要和关键的功能，而其他的功能，诸如表达言语者的意图、建立人际关系、表现事态、建立语言和客观事物的联系等等则居于次要位置。相反，在日常语言中，则是其他功能居于主要，诗性功能只作为一种附加性和次要的功能而存在。雅各布森所要突出的，是诗的言语与日常语言在语用上的差异：诗的语言有一种特定功能的优先性，虽然这种突出信息本身的功能——让人的注意力去关注讲述的信息本身，而不是这种信息的实际功用——在其他语言类型中也同样存在。这种语用上的差异进而决定诗的言语内部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功能结构：纵组合，即相当关系居于突出位置。 但是，在R·奥曼(R.Ohmann)看来，雅各布森对诗性功能的审视仍然是不明确的，因为诗性功能即语言的审美性本身是需要解释的现象。于是，奥曼借用奥斯汀的理论将文学语言引入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 文学作品是这样一种话语：它的句子缺乏正常情况下附着在它们身上的以言行事的力量(the illocutionary forces)。(14) 文学作品中有以言行事的叙述，但是奥曼指出，文学作品中的以言行事“是一种模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作品有意模仿一系列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言语行为，……它由此引导读者去想象一位说话者，一个情境，一系列相关事件等等。”(同上)毫无疑问，文学作品的叙述决非以言行事，它描述、承诺、邀请、诅咒、发疯、坦白，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因此文学中的以言行事是一种模仿。它能使人们进入一种语境而无须承担责任。它“使互动参与者无需从理想化的立场出发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共识，并协调相互的行为计划，约束相互的行为后果”(15)。这就是奥曼所说的，“由于文学作品的准言语行为并不施行世俗之事(carrying on the worlds business)——描述、敦促、立约等等——读者就正好用一种非语用的方式(in a non pragmatic way)来关注它。”(16)由此，哈贝马斯指出： 约束力的中立化把失去效力的以言行事行为从日常交往实践的抉择压力下解脱了出来，并使之远离了日常话语领域，使它能够通过游戏的手法创造出新世界——甚至于，单纯来演示崭新的语言表达所发挥的阐释世界的力量。把语言的功能单纯明确为解释世界，也就揭示了雅各布森所指出的诗性语言所特有的自我关涉。(17) 哈贝马斯曾经较详细地分析过普拉特(M.L.Pratt)文学话语的行为理论。(18)普拉特认为，以虚构性、以言行事的悬隔、脱离日常语用等来确定诗性语言的特殊性仍然是值得推敲的，因为虚构的因素，诸如玩笑、讽刺、狂想、寓言等充满了我们的日常语言，但是它们并没有构成一个脱离“世界活动”的自主领域。相反，有些非虚构作品，比如回忆录、游记、历史传奇、影射小说等，都是以文献为根据，因此绝不会完全成为一个虚构的世界，但是我们仍然把它们看作是文学作品。所以，“作品的虚构性与其文学性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哈贝马斯认为，虽然规范语言中充满了虚构因素、叙事因素、隐喻因素等等，但是“这一事实尚不足以推翻这样一种观点，即通过悬隔以言行事力量来阐明语言艺术作品的自主性”，因为雅各布森的观点是：只有当语言解释世界的功能压倒了其他功能而占据主导地位，并决定作品内部结构的时候，虚构性才可以用来区分文学与日常生活话语。相反，哈贝马斯认为，普拉特的分析实际上最终违背了自己的意志而把语言的诗性功能凸显出来了。普拉特认为，一个文本是否引人注目关键是看它是否具有讲述的价值，就内容而言，在于它能否超越言说情景所设定的局部语境而永远保持开放状态。就是说，有两样东西是构成文学的重要条件：“讲述语境的可分离性和敏感性(contextual detachability and susceptibility to elaboration)”(19)。这是文学文本必须满足的关键条件。简言之，对文学文本而言，值得讲述必须压倒其他功能，“最终可讲性才会优先于确定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日常交往的实际要求和结构约束力才会失去意义，人们才会努力提供重要信息，说出重要内容，坦率直言等等。人们为了讲的趣味而交流。 哈贝马斯说： 最终，这种分析对它原本要想反驳的观点提供了确证。只要语言的诗性功能、揭示世界的功能(the poetic,world disclosing function of language)获得了优先性和结构力量，语言就摆脱了日常生活的结构约束和交往功能。当语言的表达形式从以言行事的约束力量和理想化之中摆脱出来，虚构的空间就被打开了，正是以言行事的约束力量和理想化，才使得以沟通为取向的语言运用成为可能——因此，也使得这样一种行为规划的协调成为可能：主体间对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的承认。(2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