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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曲的成就及对元曲家的评价 《宋元戏曲考》说：“北剧南戏皆至元而大成，其发达亦至元代而止。嗣是以后……元人生气至是顿尽……已失元人法度矣……不逮元人远甚……其词亦无足观……较之元人，显有人工与自然之别。”(43)这种扬元而抑元以后的论调，是对笹川临风中国戏曲史观的沿袭。笹川《李笠翁》说：“元代戏曲小说富于典雅雄浑分子，明朝戏曲小说多流利清澈之音，至清则异之，戏曲小说充满卑俗之辞意。”(44)王国维不过是将笹川的扬元明抑清略作变通，改为扬元抑明清而已。 《宋元戏曲考》说：“元剧关目之拙，固不待言……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45)此论与《人间词话》“元曲诚多天籁，然其思想之陋劣，布置之粗笨，千篇一律，令人喷饭”及《文学小言》“叙事的文学(谓叙事诗、史诗、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以东方文学之国，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46)之论一样，都涉及对中国戏曲的评价问题。这也很难说与明治学者无关。久保天随《支那文学史》说：“杂剧所重在知音善歌……其尚未能成为真正的戏剧，自不难想象。唯其词章灿然炫人眼目亦无疑。元人绝技极于此。”(47)“《西厢》之意匠结构，虽未必值得激赏，至其文辞，实极天下之妙者”(48)。 所谓中国戏曲“尚在幼稚之时代”(49)之论，即照搬笹川“中国戏曲幼稚”的观点。笹川《支那之戏曲》说：“要之，支那之戏曲幼稚，且有未能发达者也。虽其辞采不乏名篇，由其结构，自其所以为戏剧者观之，尚属稚气纷纷耳。”(50)笹川《汤临川》也说：“支那戏曲列于世界戏曲史上明显逊色固无可疑……作为剧来说尚未发达……以词采论虽不乏名篇，观其结构，自其所以为戏剧者观之，则支那戏曲犹稚气纷纷耳。”(51) 黄霖指出，《文学小言》的“这些论调，带有明显的民族虚无主义的色彩，是非常错误的”(52)。黄霖不知，王国维只不过是在重复明治学者“中国戏曲幼稚”的观点而已。其后在《宋元戏曲考》中对此观点有所修正：“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53)《宋元戏曲考》还说，元剧“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入耳目，述事则如出其口。辄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语言”(54)。郭绍虞说：“王国维非常重视元曲自由地使用新语言的特点，文中指出，元曲的描写‘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于自古文学上所未有。”(55)王国维这一观点，其实参考了笹川临风的相关论述。笹川《支那之戏曲》说：“曲文之词采不惟与诗文之词采不同，且须判然相反。何则？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贱粗俗，宜蕴藉忌分明。词曲则不然，话则本于街谈巷议，事则取于直说明言，读传奇而令人费解，或初阅不见其佳，深思后则得其意所在者，便非绝妙好词。”(56) 《宋元戏曲考》于元曲家中推崇关汉卿：“元代曲家，自明以来，称关、白、郑、马……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元中叶以后，曲家多祖马、郑而祧汉卿……实非笃论也。”(57)黄霖说，王国维“在这里捍卫关汉卿在元杂剧中的地位，实质上也就是捍卫了元杂剧的艺术价值及他的‘意境说’”(58)。实则捍卫关汉卿在元杂剧中的地位，也不是王国维的独得之见，而是承袭了幸田露伴的观点。幸田《元时代之杂剧》称关汉卿为“巨匠大家”，并说：“元时代剧曲家中蔚然而秀者，实不过三四，而关汉卿即其一。”(5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