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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刊行于1912年的《宋元戏曲考》，是中国第一部用西方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完成的戏曲专著。郭沫若《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称之为“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后学”。黄霖说，该书是“中国戏曲研究史上的划时代著作……对中国古代戏曲的发展历史、艺术特征以及元剧文学价值等根本性问题作了创造性的论述”(26)。不过，《宋元戏曲考》对于宮崎繁吉(1871-1933)、笹川临风、幸田露伴(1867-1947)、久保天随(1875-1934)及儿岛献吉郎(1866-1931)等明治学者的中国戏曲研究成果的吸取，也必须承认。 (一)元曲的文学价值 《宋元戏曲考》高度评价元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称其为“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元杂剧为一代之绝作……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之为之，以自娱娱人……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洁之气，时流露于其间”(27)。郭绍虞说：“戏曲文学，在过去，一向为封建士大夫所卑视”，而王国维却“推尊之(元曲)为‘一代之文学’……甚至谓曲在元朝，其地位超过了唐诗与宋词，给予很高评价，使当日读者耳目一新”(28)。 高度评价元曲的地位，在明治学者的中国文学史论中，早已是老生常谈。笹川临风《支那小说戏曲小史》说：“元人推出杂剧，开戏曲之初端，其杂剧数目一百有余，曲有南北二曲，皆斐然成章，纷红骇绿，永为后世所仰……元曲之盛行，是其文学史上之尤可夸耀者。”(29)又其《支那文学史》说：“元代诗歌、史笔、论文殆无可传于文学史者，而小说戏曲却独开其华采，为支那空前特异精彩之始。”(30)久保天随《支那文学史》说：“异人种的侵入，颇为有效地打破了中国因袭的习惯风俗，就文学而言，在传承观念之外，促成了新的小说、戏剧等轻文学的发生，这在有实际倾向的汉族中间，见到这般文学的勃兴，实在是空谷足音，是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紧要事项。”(31)又说：“元代杂剧、传奇、小说等轻文学，的确开启支那文学一新生面。”(32)宮崎繁吉《元朝小说及戏曲》也说：“元代八十年间发达起来的戏曲小说，不仅堪称元朝文学之荣华，即在四千余年之中国文学史上，亦可谓开创一新纪元，对此怎样大书特书都不为过。”(33)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纲》说，元代“于经术之外发达起来的小说戏曲，实为发一代之精华，而开支那文学史一新纪元者也”(34)。 《宋元戏曲考》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亦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35)此论可与《人间词话》评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合观。 罗钢认为：“所谓‘崛起于方兴之族’才是王国维的独得之见……这种‘野蛮民族有真正之文学’的观点，才是王国维称赞纳兰性德拥有‘自然之眼’‘自然之舌’的理论出发点。”而“西方原始主义(Primitivism)自然观，构成了王国维‘野蛮民族有真正之文学’观念的由来”(36)。罗钢不知，“野蛮民族有真正之文学”，正是明治学者一再强调的观点。久保天随《支那文学史》说：“盖元人初居于朔漠荒寒之区，以穹庐为生，其入中国，作为昔日勤苦之反动，自然势必以豪奢华美之耳目娱乐为主，在此需求之上，促成了唱曲作剧的发达。要之，异人种侵入之势力，破坏了旧来之因袭，焕发了人性自然美的情操，其结果遂至于此。”(37)又说：“此种轻文学虽为严格的儒教主义所非难，但元朝帝室不以儒教为贵，帝室的威力使文学从因袭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要之，支那纯文学幸而得来千载一遇的好机会，人性自然随即俄然发达起来。”(38)王国维野蛮民族的“自然”，即自久保天随元人的“人性自然”而来。 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纲》说：“盖元人思潮横逸于儒教羁绊之外……元人本居于塞外之野，以穹庐为生。及一朝雄飞于中原，作为昔日穷苦之反动，遂渴仰于太平文物之典礼，心醉于尽善尽美之歌舞音乐。朝夕闻楼上管弦之声，不复吹月下之胡笳也……精神上不为儒教所束缚，故于志怪之书及历来被视为败坏风教的小说戏曲亦无所忌惮。写人情，描世态，于诗书执礼以外，语怪力乱神，而博一世之欢心与爱读也。”(39)又笹川临风《支那小说戏曲小史》也说：“有实际倾向的北方人种的思想风潮，磅礴上下古今，而洽于禹域全土，小说戏曲不得不长久在其抑压之下。而黑龙江头一部落勃然兴起，在支那中部上演一出呼风唤雨、惊天动地之活剧，终至禹域一统者，则不独于支那历史别开一新面目，于支那人种思想上亦起一大变动。制度文物又非古之制度文物，小说、戏剧顿时发达，亦无外乎其余势所致。”(40)王国维所谓“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云云，即本于此。宮崎繁吉《元朝小说及戏曲》一章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元朝既为胡人新建之国，其文物制度亦非往时之文物制度，风流才子之徒亦不留意于儒教躬行实践之本旨，顺应时俗，随波逐流，淋漓倾泻，因此其戏曲、小说终能名垂千古。”(41)王国维所谓“彼以意兴之所之为之，以自娱娱人”云云，即本于此。 栗岛狭(1876-1945)《文坛三伟人》评多田义俊(1698-1750)、建部绫足(1719-1774)及上田秋成(1734-1809)等三人时说：“就戏作者而言，比学识深远更重要的是世才的圆滑；比学理贯通更重要的是洞观社会风俗人情……其艺术能人人情之奥秘，写世态之表里，在彼虽不过一时快乐之资，然以其为彻底之自然故能生美妙之感。”(42)王国维“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之论与之极为相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