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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哀希腊”的译介看晚清与“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革命话语建构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 newdu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拜伦及其诗作“哀希腊”在晚清的传播,历经多种版本的翻译与介绍。梁启超与马君武等晚清革命派将拜伦的希腊形象投射于中国现状,直接言说着浪漫主义——民族主义革命诉求。期间虽然夹杂着王国维影响甚微的批评,但随着苏曼殊对拜伦形象充满个性化的翻译与阐释,“革命”逐渐成为晚清末期知识界对浪漫主义的基本认识。尽管“五四”对晚清一直保留着激进的拒绝态度,在浪漫主义这一问题上却完全继承了晚清,并通过一系列以苏曼殊与拜伦为核心的哀悼、纪念与重塑,将多声部浪漫主义简化成了民族主义革命话语。
    关 键 词:拜伦/“哀希腊”/译介研究/浪漫主义/民族主义/革命话语
    作者简介:卢文婷,文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何锡章,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
     
    一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都将欧洲浪漫主义描述为一场以“革命”为基本主题的文学运动,并习惯于在此框架内寻找晚清与“五四”文学受到的浪漫主义影响。然而,这一理解至少存在如下两方面误读:首先,欧洲浪漫主义发端于18世纪末的德意志,其核心命题是“向后看”,即通过追溯民族传统来完成民族统一与复兴,而并非如同拒绝传统的“五四”文化革命。其次,浪漫主义进入中国文学界之初,既有小仲马的爱情至上论,也有雨果的中世纪情结,并未局限于“革命”论题。但是,随着民族主义运动日益高涨,“革命”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界的主流话语,晚清众声喧哗的浪漫主义逐渐让位给了“五四”的革命浪漫主义。在这场革命压倒传统的主题更替中,作为革命文学偶像的拜伦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哀希腊”也成了决定中国文学走向的重要文本。
    一、梁启超、马君武与王国维的政治性译介
    在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短暂的文学声名黯淡之后,作为引文出现的“哀希腊”却成功地激起了晚清读者的热情,译介层出不穷。1905年,马君武发表了“哀希腊”的全译本;1907年,苏曼殊以五言古体重译此诗;同年,王国维也完成了介绍文章“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相较于欧洲大陆,中国的拜伦热晚了将近半个世纪。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这一百年间,拜伦的声望变化颇富戏剧性。在19世纪初的英国人看来,拜伦勋爵是品行败坏的浪荡子,他的诗是其恶劣行为的文字记录。对于欧洲大陆读者而言,拜伦起初是颠覆英国(刻板)传统的时尚明星,之后则是世界主义的革命偶像。但是当革命落潮、西方文学走向更加内省的现代主义时,拜伦的诗歌声誉也逐渐滑落。梁启超1902年将“哀希腊”引入中国时,拜伦的声誉正在英语世界评论家挑剔的目光下逐渐消解。无论是以19世纪以降的英文诗或是以两千年来的中文诗为参照系,就文学美感而论,“哀希腊”似乎都不应引起晚清学界如此强烈的阅读渴望。然而,不仅“哀希腊”成了晚清最为人知的西方诗歌,拜伦也迅速成为20世纪初的青年偶像。
    相较于林纾翻译小说引起的文学审美震惊(aesthetical shock),“哀希腊”在晚清的成功主要与政治热情联系到了一起。在《新中国未来记》的第四回里,梁启超将他充满改革与救国热情的主人公置于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场景中:“只见那路旁满满地围着哥萨克兵,站内车内职役人等,自上至下,用的都是俄人,便像进了俄罗斯境内一样。连那站头所标的地方名儿,以及一切章程告示,都用俄国字;就是通行货币,也是俄国的”(梁启超5629)。被迫放弃本民族的语言,意味着被迫放弃民族与国家身份。由于担心读者忽略这一象征,梁启超甚至不惜打断叙事,通过眉批亲自提醒读者亡国的危险。经过上文的情绪铺垫,两个朋友听到了苍凉雄壮的英国歌声,拜伦终于出场了:“摆伦最爱自由主义,兼以文学的精神,和希腊好像有夙缘一般。后来因为帮助希腊独立,竟自从军而死,真可称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他这诗歌,正是用来激励希腊人而作。但我们今日听来,倒像有几分是为中国说法哩”(梁启超5630)。梁启超心中的拜伦形象显然是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革命偶像的翻版:“自由主义者”,为希腊独立而献身的“文界豪杰”。然而在梁启超写作《新中国未来记》时,在西方评论界,拜伦的革命领袖形象正在被“装腔作势的纨绔子”或“表演欲强烈的自大狂”所取代。不管梁启超是否了解西方拜伦评价的变化,但他显然更欣赏为希腊民族独立献身的英雄形象,而这一形象也正符合梁启超对晚清革命者与改革者的期望。希腊与中国,同是文明古国,同样积贫积弱,同样要奋起反抗。对于晚清读者来说,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哀希腊”“句句都像是对着现在中国人说一般”(梁启超5631)。拯救了希腊的拜伦,通过希腊与中国在历史及现状上的对等,而成为中国等待、召唤与崇拜的拯救英雄。
    三年之后,马君武发表了“哀希腊”的完整译文,从此拜伦的名字与“南社”联系到了一起。与梁启超相对单纯温和的改良梦想相比,南社不仅要求将中国改造成一个共和体制的强国,而且这一政治构建中包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中国面临的既是中国与列强的矛盾,也是汉族与满族的矛盾。在1907年尖锐的政治辩论中,马君武发表的“哀希腊”显然同时指向这两重矛盾。马君武的译文放大了梁启超节译所省略了的民族矛盾:“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战争平和万千术,其术皆自希腊出。德娄飞布两英雄,渊源皆是希腊族。……闲立试向波斯冢,宁思身为奴隶种”(转引自马君武438-440)。对比拜伦原诗:"The Isles of Greece"!"The Isles of Greece"!/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standing on the Persians grave,/I could not deem myself a slave(转引自梁启超5630-5631)。
    萨福(沙孚)只是“爱过,歌唱过”,马君武所谓的爱“国”之诗显然是替“loved and sung”补上了不存在的宾语;“德娄(delos)飞布(phoebus)”虽然在希腊“崛起”(sprung),但强调“渊源皆是希腊族”却是译者的创造。译文中反复出现的“奴隶”字样,更是加强了对民族矛盾的指涉。在南社的语境中,“奴隶”一词虽然偶尔指向梁启超所说的中外矛盾,但更普遍的却是指向章太炎等人笔下的满汉矛盾。通过这个指向,马君武的译文呼应着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邹容7)。邹容的革命目标虽然是实现华盛顿式的共和,但其宣传手段却重复着“反清复明”口号。古老的口号与现代的目标古怪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曲充满不谐和音的诡异复调,“扫除数千年种种专制”显然指向从先秦到晚清的几乎所有政权;“数千年种种奴隶性质”,似乎也并非仅指元、清两代汉人所自称的“奴才”,而是(“五四”即将定义的)“奴性国民性”;推翻专制、改造国民性的共和目标却不合逻辑地突然转到反民主、反共和的种族主义的要求:“诛绝满洲种”,“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而革命所要洗尽的“二百六十年大耻辱”,显然指向满清征服的旧耻辱以及晚清对外战争失败带来的新耻辱。当马君武重复着邹容的话语时,“哀希腊”带来的回忆也随之从现实挫败扩展到了集体记忆中晚明覆亡的精神伤痕。邹容、马君武以及南社诸人的排满诉求与共和梦想,通过这种含混而矛盾的文学语词,有力地鼓动着青年一代同样含混而矛盾的革命热情。胡适的例子颇具代表性。1905年,《苏报》案已然落潮,年轻的胡适与他的同学们暗中传抄被禁的《革命军》,深受邹容影响而拒绝参加官厅考试,反对政府对(汉族)革命派的迫害(格里德19)。将近10年之后,正是胡适再次翻译了“哀希腊”,并删去了马君武译本中对《革命军》的互文性指涉。胡适的重译,既是对青年时代革命狂热的一种象征性修正与批评,同时也遥相呼应着“哀希腊”热潮中王国维影响甚微的严厉批评。
    针对南社宣传的“哀希腊”与拜伦,王国维于1907年发表了“英国大诗人白衣龙小传”,旨在纠正这种民族主义指向的政治误读。拜伦“其时曾被举为上议院议员,总计前后三年中,彼在上议院中仅仅演说三次,余时皆酒色征逐,般乐以邀。……复去伦敦,漫游大陆……复肆口痛罹英国之宗教道德政治等之卑劣,以泄其郁怒。是时渐耽酒色,悖理之行渐多”(王国维399)。作为议员的拜伦,沉迷酒色,可谓渎职;而去国之后对英国的批评,也只为泄愤,而少有中肯之论。这个纨绔子弟显然迥异于梁、马二人笔下那个英勇献身的革命英雄形象。比起对拜伦早年声色犬马生活的详尽描写,王国维对希腊革命只是一笔带过,迅速转向对拜伦文学成就的评述。王国维持论甚严,以德国美学为背景,将拜伦定义为主观诗人,认为“其胸襟甚狭,无忍耐力自制力”,并援引英国学者马修·阿诺德的评价,认为拜伦“尚缺美术家之资格”(王国维400),“无技术家连缀事件发展性格之技俩,惟能将其身历目睹者比之于书耳”(王国维400-401)。该文对拜伦的苛评虽然重复着英语文学界的主流观念,但却肯定不符合晚清学界的共识。王国维似乎有意要给南社造成的拜伦热祛魅:南社所崇拜的英雄,其实是个浪荡子;南社所盛赞的“哀希腊”,不过是没有写完的长诗《唐璜》的一节,在其本土的评价远逊于《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而即使是比《唐璜》还高明些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在马修·阿诺德这样的大学者看来也仅仅是平庸之作。王国维对拜伦形象的颠覆虽然也包含政治因素,但却比梁启超与马君武塑造的拜伦更切合20世纪美学的兴趣转向。假如王国维的文章真能如他所愿,将学界的目光从政治宣传引向文学本体探讨,那么20世纪中国历史关于革命与启蒙的争论与选择也许会迥然不同。但是王国维的这篇文章几乎毫无影响,而在民间,作为浪漫英雄的拜伦将偕同苏曼殊成为新的大众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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