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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浪漫偶像：苏曼殊与拜伦 王国维的拜伦评论发表同年，默默无闻的鲁迅在日本写下了以拜伦为核心人物的《摩罗诗力说》。这篇十几年后将对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发生最重要影响的文章，发表于南社杂志《河南》上。鲁迅笔下的拜伦仍是梁启超与马君武建构的形象：“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鲁迅233)。在这场文学/政治论争中，王国维默默地失败了，他的严厉批评抵挡不住时代精神，对于仍在求学的“五四”一代，拜伦的形象定格在了革命英雄的一瞬间。这个学者们的英雄，迅速通过苏曼殊的通俗小说与生活传奇成为更具影响力的大众偶像。 在翻译拜伦之前，苏曼殊已经是南社小有名气的诗人，并有《梵文典》等学术著作问世。但对普通读者来说，苏曼殊只是个陌生的名字。1908年出版《拜伦诗集》时，苏曼殊这个名字开始在学生中流行。1911年《断鸿零雁记》第一部在海外刊登，读者寥寥。直到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上海《太平洋报》重新连载的《断鸿零雁记》突然走红，苏曼殊才真正开始成为大众偶像。其时政治气氛已然变化，曾经被视为危险人物的南社成员，现在成了民族英雄。南社成员苏曼殊，既是诗人，又是“革命和尚”(包天笑352)，同时因缠绵悱恻的《断鸿零雁记》成了风度翩翩的大众情人，再加上苏曼殊复杂晦涩的出身之谜与印度之旅，大众偶像(popular icon)的一切要素都已具备。上述种种虽然足以构成一个鸳鸯蝴蝶派偶像，但却不足以影响醉心西学的大学生们。当革命成为合法的时代精神，西方成为越来越具号召力的普遍梦想时，苏曼殊带着他的拜伦译诗集出现了，在学界的高度评价下，迅速成为西化学生们的新英雄。从此拜伦将同苏曼殊一起，演出一场既古典又现代的双人舞，共同塑造一种革命与爱情轮舞的浪漫主义。 苏曼殊化的拜伦，既是传统的革命志士，又是反复无常的情人，行为乖僻但心地宽厚，挣扎在欲望与理想之间，不得不以疯狂与颓废对抗邪恶的世界。这个既温柔又具颠覆性的拜伦虽然也属于欧陆传统，但经过苏曼殊古色古香的译文与具有明显古典指涉的评论，拜伦形象也进入了从屈原、李白到徐渭的“我本楚狂人”传统。在《断鸿零雁记》中，作者称“拜伦犹中土李白，天才也。莎士比尔犹中土杜甫，仙才也；师梨犹中土李贺，鬼才也”(《苏曼殊全集》2：165)。拜伦与李白唯一的相似，就是二人都有过大半生的漫游生涯，除此无他。这一类比虽然荒谬，但却非常有效。李白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起读者的想象，当李白所激发的传统视域慢慢覆盖了拜伦时，这个外国诗人虽然因为局限在中国传统中而失去了异域美学特质，但却也因此而造成了读者对他的迅速接受。 尽管苏曼殊的误读如此严重，但这个潇洒忧郁的拜伦形象却随着《断鸿零雁记》的流行而深入人心。这一形象不仅能够唤起读者对中国古典诗歌伟大传统的回忆，从而给拜伦诗添上了它们并不具备的光辉；同时也明确地接续着马君武所塑造的“民族英雄”形象。论者常因对苏译的文学兴趣而忽略其政治目的，但苏曼殊本人却对此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在《〈拜伦诗选〉自序》中，苏曼殊重复着马君武的论调：“震旦万事蘦坠，岂复如昔时所称天国(Celestial Empire)，亦将为印度巴比伦埃及希腊之继耳！……美哉拜伦！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之吟咏，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苏曼殊全集》1：86)。希腊仍被视为中国的对等，拜伦仍被视为革命英雄。苏曼殊的李白比拟，使读者自觉融合了盛唐回忆与现实忧患，大大强化了拜伦形象的效果。 戴着苏曼殊面具的拜伦上场之后，虽然继续吸引着观众，但是拜伦一人显然无法维持这场狂欢的假面双人舞。为了塑造一个影响持续百年的文化偶像，历史捧出了戴着拜伦面具的苏曼殊，将崇拜推向了感伤而狂热的高潮。《断鸿零雁记》的主人公甫一出场，就反复吟唱着拜伦的名字，将观众情绪带入了混合着衰落与光荣、死亡与复活、责任与爱情、战士与诗人的浪漫气氛。在这巴洛克式的怪异复调中，苏曼殊不断戴上拜伦的面具，将“拜伦”这个名字在晚清的所有意义附着在自己身上。《本事诗》指向薄命：“丹顿裴伦是我诗，才如江海命如丝。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语谁？”(《苏曼殊全集》l：27)《讨袁宣言》指向革命：“昔者，希腊独立战争时，英吉利诗人拜伦投身戎行以助之，为诗以励之……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苏曼殊文集》323-324)《题拜伦集》指向死亡：“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此刻飘篷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苏曼殊全集》1：33)当《断鸿零雁记》的读者从知识界逐渐扩大到普通市民时，拜伦的名字也逸出了革命党与学生的小圈子，而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之中，造就了“五四”浪漫主义对革命与爱情主题的痴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