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赫金是俄罗斯20世纪杰出的思想家和文艺学家，他的文化诗学研究在20世纪文化诗学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钟敬文先生是在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上民间文化研究的道路，在近一个世纪中，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事业，他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国际享有崇高的声誉。 在文化诗学的题目下，让钟敬文和巴赫金展开对话，这是可能的，也是有意义的。 首先，钟敬文对巴赫金和他的思想十分关注。自从20世纪八十年代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介绍到中国，当着复调、狂欢、对话这些名词在学界广为流传之后，他就以一位民俗学家敏锐的学术眼光，高度关注巴赫金和他的狂欢化思想。1995年，他亲自参加并主持了博士论文《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的答辩。1998年，当《巴赫金全集》中译六卷本出版后，他亲自参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的首发式，并以《略谈巴赫金的文学狂欢化思想》为题，发表了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巴赫金的学术贡献，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巨匠”，指出巴赫金的狂欢化思想“确实有比较普通的学术意义”，而且“早已超越出了他的国界”。更有意义的是，他还在巴赫金狂欢化思想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中的狂欢现象及其民族特色，作了十分精彩和深刻的分析。他的一番讲话让人真切感受到这位世纪学术老人的学术锐气和活力依然不减当年。 其次，钟敬文和巴赫金虽然有各自的文化语境，有各自的研究领域，有各自独到的思考，但在许多问题上他们的思想是相通的，见解是相同的。在研读过巴赫金和钟敬文的有关著作后，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对文学和文化关系的思考，对文化诗学的思考，竟然十分相似。比如说，他们都认为传统的文艺学只概括上层文学不概括民间文学是偏狭的；他们都认为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互动的整体，在社会转型期下层文化对新文化的形成有激活作用；他们都认为狂欢是人类生活中具有一定世界性的文化现象等等。而在研究方法上，他们也都强调实证的态度，强调文化的主体性和研究者的民族意识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学者是完全可以在同一学术层面上同外国学者展开平等对话的。 近年来文艺学界十分关注中西诗学对话的话题，问题讨论得很热闹，但总让人感到失之空疏，同时也有些底气不足，似乎我们只有接受西方各种新潮文论的份，而无法同西方文论展开真正的平等对话。钟敬文和巴赫金对话的研究，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文化诗学的理论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这种对话将告诉我们中西诗学对话应当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实现，它需要以一种什么方式进行，最后应当达到什么目的。这些目标在一篇文章中是很难完成的，但这一个个案研究将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下面让我们看看就文化诗学而言，钟敬文和巴赫金的对话是在哪些问题上展开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