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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互动的整体文化观 由于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往往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一个时期，人们把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看成毫无区分的统一体，忽视不同文化成分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对抗。在列宁提出两种文化学说，强调对民族文化进行阶级分析之后，人们又往往只看到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各种文化成分之间的差异和对抗，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以上两种文化观都是片面的，在实践上也不利于认识复杂的文化现象，不利于当代文化建设。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钟敬文和巴赫金都表现出理论上的成熟和清醒，他们都倡导一种多元互动的整体文化观，又都特别强调下层文化对上层文化的激活作用。他们的种种见解对于文化理论的建设和当代文化建设，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很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梳理和研究。 巴赫金文化诗学的重要内容就是强调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学研究不能离开文化语境，特别是不能离开民间文化语境，提出“文艺学应当与文化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他的两部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的核心就是阐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与民间狂欢化文化的内在联系，拉伯雷的怪诞现实主义与民间诙谐文化的内在联系，这是他的文化诗学的实证研究。那么到了晚年，在《答＜新世界＞编辑部问》[5]（1970）一文中，巴赫金又在上述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文学和文化的关系，对文化本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从理论上做了深刻的阐述，形成了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文化观，而这种文化观又具有鲜明的特色。巴赫金的文化观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就是提出要“在一个时代的整个文化有区分的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现象”，其中又特别强调要重视“那些真正决定作家创作的强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特别是底层的民间的潮流）”。巴赫金的文化观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要点：一是倡导一种整体的文化观。他指出一个时代的文化是有区分的统一体是相当深刻和全面的观点，既强调区分又突出统一，也就是说一个时代的文化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个整体。二是极力提高民间文化的地位。他认为在一个时代的文化中要特别重视民间文化潮流，重视来自底层的民间文化潮流对作家的创作和文学进程所产生的强大而深刻的影响，如果不这样做就“难于深入到伟大作品的底蕴”，文学就会让人觉得是一种委琐而不是严肃的事情。三是重视一个时代各种文化之间的互动作用。他认为一个时代不同文化领域之间，不同文化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彼此是相互作用的，而且这种相互间的作用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在他看来，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封闭的，而是对话的、开放的，而各种文化的对话和交融正是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正是这种多元互动的整体文化观，构成了巴赫金文化诗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如果说巴赫金是立足于上层文学，立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和拉伯雷的创作，进而探讨他们的创作同民间文化的关系，最后提出整体的文化观，提出要在一个时代文化有区分的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现象，那么钟敬文则是立足于下层文化的研究，立足于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的研究，进而在考察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中，提出整体的文化观，他针对贬低下层文化的传统观念，鲜明地提出下层文化是上层文化的根基，指出正是这两种文化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整体的民族文化，强调要在民族文化的大系统中研究民俗文化。 早在1982年，钟敬文在杭州大学中文系的讲演中，就提出中国文学三层论。他说：“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三大干流之一……哪三大干流呢？一是古典文学，在过去是占压倒地位的，是正统的文学。这中间出现了许多伟大的作家。二是俗文学，或叫通俗文学。因为中国唐宋以后，都市兴起了，都市的市民和农村不一样，主要由商人和都市居民等组成。由于适应这一部分人的需要，所以产生了小说、戏剧，产生了通俗文学。在它上面有古典文学，在它下面不农民、工匠等的文化，或叫做第二层的文学。第三就是民间文学，它是由我们国家占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所创造和继承、发展的文学。……它具有古典文学和俗文学所没有的自己的特点和优点。”[6] 1986年，钟敬文在《谈谈民族的下层文化》[7] 一文中又从文化的角度提出民族文化三层论。他说：“所谓‘下层文化’是指在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领域里，那种跟一般处于高位的上层文化相对立的处于下位的文化（严格地说，两者之间，还有‘中层文化’，这里就不涉及了）。从社会阶级的角度看，前者（上层文化）主要是占有优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成员所创造、享有的文化，后者（下层文化）则主要是被统治阶级、被剥削民众所创造、所享有的文化。这两种文化汇合起来，就构成了整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整个民族文化中，钟敬文特别强调下层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是“形成过去整个民族文化的基础”，这就充分地肯定了下层文化在整个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传统的贬低下层文化的声音中，这种独到的见解是十分鲜明和大胆的，具有一种震聋发聩的作用。在肯定下层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钟敬文又进一步阐明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这两种文化之间既有相互对抗的一面，又有相互渗透的一面，两者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他说：“在同一民族里，这种分离着、差异着，乃至于对抗着的两种文化，却又互相联系着、纠结着、渗透着，形成一个整体的民族文化。”以文学为例，诗歌、小说和戏剧这样一些文学体裁都可以从民间文学中找到它们的源头，反过来说，传统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的改造对民间文学也有提升的作用。 !992年，在《民俗文化学发凡》[8] 一文中，钟敬文明确提出民俗文化学的概念，认为民俗文化就是中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他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三条干流。第一条是上层文化，从阶级上说，它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第二条是中层文化的干流，它主要是市民文化。第三条干流是下层文化，即由广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中、下层文化就是民俗文化，它虽然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但却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部分。”他认为“中华民族的三层优秀文化的荟萃，构成了我们民族传统的灿烂文化”，提出要“在民族文化的大系统内，研究民俗文化”，以利于“更全面地了解民族文化的总体面貌及其历史和现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钟敬文和巴赫金对文化的思考，特别是对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关系的思考，有许多共同的理论蕴含，这些思考对于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他们都倡导一种多元互动的整体文化观，不论是文化三层论也好，文化两层论也好，它的根本点都在于认为民族文化是一个整体，不能只看重上层文化，贬低下层文化，没有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荟萃，就无法构成一个民族灿烂的文化。同时，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是互动的，它们之间不仅有差异，有对抗，也有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推动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不在于两种文化的相互对抗，不在于两种文化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不在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而在于两种文化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不同文化的互动正是文化发展的动力。 其次，他们对于多层文化及其互动关系的思考不仅是在理论层面进行的，而且是在历史层面进行的。他们总是把文化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提出在文化转型期一个时代新的文化的形成必须得到下层民间文化的强大支持，必须十分重视下层民间文化对新文化形成的激活作用。 文艺复兴是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它的直接文化动因是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重新被发现，新兴的资产阶级正是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发现了许多可以同中世纪封建神学相抗衡的东西，他们借助古代文化精神摧毁以神为中心的封建文化思想体系，建立以人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文化思想体系。值得重视的是巴赫金从民间文化的角度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种令人感兴趣的新见解，他深刻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思想家们接受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和艰难过程，因为即使在文艺复兴时代教会的意识和封建文化的影响仍然是强大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在许多情况下是“通过中世纪世界观的三棱镜”被接受的。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思想家们如果仅仅是“通过个体思维探索或者对古代文献的书斋式的研究”，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克服中世纪的影响，就无法让古希腊罗马文化真正发扬光大，进而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思想文化武器。因此，巴赫金特别强调，文艺复兴在接受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时，必须得到民间文化的支持，“真正的支持只能来自民间文化”。这是因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所体现的平等对话精神、更替和更新的精神是同中世纪的观念相对抗的，是同文艺复兴的观念相一致的。对此，巴赫金说：“狂欢节（再强调一次，在这个字眼的最广泛意义上）将意识从官方世界观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使得有可能按新方式去看世界；没有恐惧，没有虔诚，彻底批判地，同时也没有虚无主义，而是积极的，因为它揭示了世界的丰富的物质开端、形成和交替，新事物的不可战胜及其永远的胜利，人民的不朽。要向哥特时代发起猛攻并形成新世界观的基础，这是强大的支持。”[9] 同文艺复兴一样，“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来文化而形成新的文化，它的矛头直指中国古代的封建文化，张扬的是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同样，“五四”新文化的形成也是一个十分复杂和艰难的过程，它对旧文化的决裂和对西方文化的接受，都是历史的必然，但也出现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偏颇。事实上只有外来文化影响的民族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才能创造民族的新文化。在这个问题上，钟敬文和巴赫金一样，从自己的研究领域，从民间文化的角度，提出了十分独到和深刻的见解，显示出大家的理智和清醒。1989年，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钟敬文写了《“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10] 一文，他称“五四”运动为伟大的“历史母亲”，是自己的“启蒙老师”。同时，论文根据文化分层论，对“五四”运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提出一个十分独到和十分重要的观点，他认为不能笼统地说“五四”运动否定传统文化，而要弄清楚究竟否定的是哪个层面的文化，肯定的是哪个层面的文化。他说：“人们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就存在着怎样对待传统文化中的不同层次的问题（不管对待者本人是否意识到）。具体一点说，他肯定或否定的是社会中哪一个层次的文化？是肯定或否定上层社会的文化呢？还是肯定或否定中、下层社会的文化呢？这结果和意义是有区别的。”[11] 1999年，他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书中又一次指出，“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说过，就传统文化而言，‘五四’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全盘否定的，它打击得最严厉的，是上层文化。它对民族的通俗文化和下层文化，却是保护的和提倡的，这个区别我们要搞清楚。”[12] 这里所说的通俗文化和下层文化就是钟敬文通常所说的中层文化（市民文化）和下层文化（民间文化），统称为民俗文化。具体来说，钟敬文认为“五四”在宏扬民俗文化方面做了四件重要的工作：一是热情扶植民众的口头活语言，白话升格和进行方言调查；二是赞扬口承文学，以顾颉刚、董作宾、钟敬文为代表的学者开展歌谣征集活动，创办《歌谣》周刊；三是使优秀的俗文学，优秀的通俗小说、戏曲登上文坛。首创新文化新文学的胡适一方面反对文言文，称之为死文学，另一方面又极力抬高通俗白话小说的地位。四是对作为民族文化的风俗习尚的勘测和探索。如当年著名的北京妙峰山庙会调查。所有这些宏扬民族中、下层文化，宏扬民俗文化的活动，钟敬文认为不是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思想（民主主义）没有关系的，而恰好是“从另一方面对旧制度、旧伦理和旧文艺（正统文艺）的批判，是更基本的、积极的批判。因为这些新得宠的传统文化，是民族中、下层的文化，是正统的文化所排斥或认为不足挂齿的‘低贱文化’”。[13] 对中、下层文化的宏扬，从根本上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所体现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精神，是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同民间文化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支持一样，宏扬传统的中、下层文化也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强大的支持。 从巴赫金到钟敬文，他们关于文化转型期下层文化对新文化形成的作用的精彩论述，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今天我们同样面临文化的转型，在当代文化中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局面，有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有雅文化和俗文化，有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在当代新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各种文化如何在互动中得到共同的提高，上层文化如何从下层文化中吸收营养，下层文化如何在上层文化影响下得到提升，特别是新文化的形成如何得到下层文化的激活和支持，在解决这些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时，巴赫金和钟敬文的理论的和历史的论述都会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