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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哀悼、宣传与重塑：革命的英国浪漫主义 1918年苏曼殊的去世给这场双人舞投下了更加耀眼的光芒。众多的悼念文章、回忆录，以及稍后的戏剧演出与遗稿出版，伴着死亡的光辉，成倍地放大了苏曼殊/拜伦已然树立的声望。通过死亡这最后一笔，苏曼殊成了中国的拜伦：忧郁的诗人，献身革命，以叛逆对抗世俗，并且英年早逝。对苏曼殊的集体哀悼，带来了更加强烈的阅读兴趣与市场需要，从而激发了包括南社、鸳鸯蝴蝶派与新文学等各种作家团体在内的文学创作热情；而层出不穷的悼文、回忆录与戏剧演出又反过来进一步扩大了苏曼殊/拜伦的影响力。 苏曼殊在南社与革命党中绝非重要人物，除了1913年纸上谈兵的《讨袁宣言》再无任何建树。苏曼殊去世后，柳亚子与柳无忌父子致力于考证苏曼殊身世，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专辟一章回忆苏曼殊生平，顾悼秋、泪红生、马仲殊与蔡哲夫等人纷纷发表回忆文章，毕倚虹将苏曼殊故事穿插到小说《人间地狱》中(柳亚子290，326)，半个多世纪后，包天笑在其《钏影楼回忆录》中仍以“风月闲笔”反复提及苏曼殊轶事。纵观从民初到世纪末的南社回忆，或者替苏曼殊辩护其半僧半俗的叛逆行为，或者称赞其诗画才华。虽然无人强调苏曼殊的革命成就，却也无人试图给他的“革命”名声祛魅。南社的回忆默许了苏曼殊的革命神话，并通过不断编辑出版苏曼殊文集而强化着偶像力量。① 鸳鸯蝴蝶派从另一个角度刻画着苏曼殊形象。鸳鸯蝴蝶派追认与他们并无直接师承的苏曼殊为先驱，也许主要是出自销售定位的考虑《礼拜六》杂志的读者群主要是女性，以《断鸿零雁记》的作者为号召，可能会提高杂志的知名度与销量。这一非常成功的策略一方面利用了苏曼殊爱情小说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通过杂志数量众多的畅销言情作品而强化了苏曼殊作为爱情偶像的形象。但鸳鸯蝴蝶派的追认却并没有将民初复杂的苏曼殊/拜伦形象限制在“爱情偶像”的单一维度上。与学界流行的看法相反，《礼拜六》虽然主推言情小说，但也大量刊登西方题材的作品；②鸳鸯蝴蝶派作家虽然无法割舍中国传统的措辞、情境与人物模式，但他们对外国文化也鲜少表现出明显的敌意——他们的作品中常常充满流行的西方语词与西方人形象。鸳鸯蝴蝶派政治与文化上的矛盾，事实上继承了苏曼殊/拜伦这一游走在革命与爱情、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复杂形象。苏曼殊/拜伦的革命与政治倾向，在鸳鸯蝴蝶派的个案里，穿行在错综复杂的传统与西方矛盾中，通过言情小说曲折地传达给了《礼拜六》保守的读者们。 《新青年》上连载的《碎簪记》，将苏曼殊的读者群从南社与鸳蝴派的传统受众群扩大到了崇尚西学的新青年。与屠格涅夫的《春潮》同时刊登的《碎簪记》很自然地呼应着“五四”的恋爱自由与婚姻自由主张，而苏曼殊早年出版的《拜伦诗选》也显然契合新青年对西方文学与革命的兴趣。《新青年》对《碎簪记》的推介与对拜伦的宣传重塑着业已建构成型的苏曼殊/拜伦形象。③1918年苏曼殊去世之后，《新青年》的陈独秀、周作人、刘半农与创造社的郁达夫、张定璜等新文学名家都曾陆续发表谈话录、回忆文章与通信纪念。时隔七年，当苏曼殊的声名逐渐淡出文学想象时，厦门大学在拜伦逝世百年纪念集会上演出了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由于演出非常成功，文学剧本也随即出版。飘零生在剧本序言中回忆：“演王妈叙事，则见其凄凉；演静子言情，则见其缠绵，但闻台下掌声如雷。演至玄英回国后之潦倒，妇女有泣下者”(《苏曼殊全集》3：41)。而黄嘉谟在另一篇序中则指出：“是剧非社会剧，非哀情剧，实一问题剧也”(《苏曼殊全集》3：45)。戏剧演出再次召唤出了以革命与爱情为核心的苏曼殊/拜伦形象。死亡使偶像变成了革命与爱情完美结合的圣徒。这个圣徒所代表的浪漫主义，启发并限制着“五四”一代对错综复杂的浪漫主义的理解。 苏曼殊/拜伦的巨大影响，使英国浪漫主义被简化成了以拜伦为中心的文学史。在中国现代文学想象中，英国浪漫主义仿佛是横空出世的孙悟空，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总是定格在拜伦所代表的革命者那一瞬间。围绕这一瞬间，英国浪漫主义历史上的德国源头被切断——司各特、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被解读成为反动文学；发展中的拉丁文学(主要是法国与意大利)影响被抹去——济慈、勃朗宁、史文朋以及拉斐尔前派因其异质的反浪漫主义倾向而被拒绝。切断了德国源头，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将无法理解司各特中世纪传奇在强势的英格兰语境中对苏格兰民族传统的追索与坚持，无法理解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从德国诗人那里继承的重塑宗教与世俗、古典与浪漫关系的现代传统(Abrams 17-70)。这一理解缺失事实上削弱了“五四”激进反传统姿态的自我更新与自我反思能力——打碎旧传统，并不一定导向建构新传统；而与“五四”激进派相对立的国粹派与《学衡》派，也受制于这一缺失的语境，他们既不愿抛弃传统，但又无法提出一个既继承又更新传统的道路，更不可能以温和的传统姿态抗衡激进的反传统力量。这个横空出世的革命概念太具诱惑力，以至于这种诱惑力掩盖了其背后复杂的哲学与伦理背景：中国知识界迫切地接受了拜伦的革命观念，但却没有追问这种破坏一切的激进革命为何会产生于英国。对英国革命历史与哲学根源的忽略，导致了“五四”启蒙革命理念的难以为继，而最终走向一种反启蒙或盲目革命的方向。“五四”反传统的革命精神所蕴含的矛盾，不仅造成了从土改到文革的激进暴力，也在更深刻更隐蔽的层面上预言了现今假“国学”之名复兴的种种不良传统。而从文学自身的层面来讲，拒绝从济慈到拉斐尔前派的浪漫主义诗歌，而师从拜伦并不成熟的诗艺，事实上限制了中国现代诗的发展、接受以及经典化。与时代精神共谋的革命浪漫主义，通过强大的宣传话语操控着读者。对于普通读者来说，现代诗意味着拜伦式的狂暴与讽刺，现代诗人意味着拜伦式的忧郁与愤怒。这个新近建构的体系，虽然与中国温柔敦厚与忧国忧民的主流传统相悖，但却由于苏曼殊在误读中引入的“名士”亚传统而显得不那么难以接受。苏曼殊/拜伦所激起的现代诗与现代诗人想象如此强烈，它不仅使三、四十年的中国现代诗派显得难以理解，而且进而影响了曰后文学史的写作：现代主义诗学背景的缺失造成了对政治宣传作品的热情，郭小川与艾青被文学史长期视作伟大的白话诗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这种大声疾呼的、革命加爱情的通俗诗歌理念。 对于“五四”知识界来说，打破拜伦幻想并非不可能之事。但“五四”的主要人物，或是默许(如胡适)，或是积极参与(如鲁迅与刘半农)这一形象的塑造。晚清学界将拜伦作为英国浪漫主义的核心，至少有两个理由。第一，晚清革命派试图通过将民族矛盾引入宣传话语，从而将革命扩大到历史与公共社会领域。第二，希腊成了汉族中国的对等物，反抗土耳其的战争成了中国革命自身的指涉，在此语境中，正义的拜伦也即预示着正义的邹容、章太炎、苏曼殊以及更深远意义上的革命派。拜伦显然是革命派言说自身合法性最具号召力的偶像。“五四”继承了晚清所塑造完成的集体神话与阅读记忆，但是，比前辈视野更开阔、对西方更熟悉的“五四”知识界，面对更多的现代化选择(革命、启蒙、宗教、民间道路或精英取向等等)，却几乎以一种类似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共同言说着革命主题。值得注意的是，以革命为核心的英国浪漫主义在“五四”初期并非唯一的浪漫主义声音，郭沫若所推崇的德国浪漫主义神秘的自然与忧郁，林纾所构建的爱情化的法国浪漫主义都在浪漫主义的复调中回荡。但当1905年默默无闻的《摩罗诗力说》随着鲁迅影响力的高涨而在20年代以后变成浪漫主义的标准描述时，浪漫主义被简化成了英国浪漫主义，而英国浪漫主义又被简化成了革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