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少数民族的文学不仅丰富多彩,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正是有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影响,才促成了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今天我们重写中国文学史,不仅要补上少数民族文学,还应补上各民族文学的影响交流史,真正将中华各民族的文学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我们高兴地看到忽视少数民族文学的现象已有所改善,在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七章,写了《多民族文学的民间精神》,其中涉及到了少数民族文学问题,但其落脚点主要是在民间文学的整理和改编上。从中可以看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认识和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中国文学史应该补上“两个残缺”。这不仅是文学史写作的需要,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需要。大家都赞同中国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对国外文学的吸收和借鉴。但我们在引进国外文学之前,首先应该对我们内部的文学进行清理,以期获得对自己全面的认识。以前不是有人说中国无史诗吗?事实上中国存在大量的史诗,不仅有纳西族的《创世纪》、彝族的《梅葛》、彝族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等创世纪史诗;还有藏族的《格萨乐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与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三大英雄史诗。以前也有人认为中国缺少神话,只能从《淮南子》、《山海经》、《庄子》等著作中寻到一些片断,其实少数民族拥有丰富的神话。在文学史上补上这些“残缺”,不仅可以使中国文学史更加完整,而且有利于我们对自己的文学作出更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在与他国文学的互照中,找到可以互补的东西,才能更好地激活我们自己的创造力。 我们提出重写文学史应补上“两个残缺”,其目的是要消除“话语霸权”,提倡“多元共盛”的观念。将现当代文言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写进文学史是消除“西语霸权”和“汉语霸权”前提,只有形成“多元”才能破除“中心”。我们倡导“多元共盛”的观念,是因为“多元”才是催生繁荣的标志。正如乐黛云所说,多元文化和谐相处,“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在相互渗透、参照中“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产生新的事物。”[16]而“一元化”只会窒息生机,导致文化苍白贫血。像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推行“燔灭文章,以愚黔首”的文化专制政策,并“焚书坑儒”,使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复存在,因此,秦文学没有取得任何引入注目的成就。在“文革”期间,由于倡导文化“一体化”,文学成为政治的喉舌,作品“假、大、空”,人物“高、大、全”,文学艺术失去了魅力。而多元文化共存的时期却无一不是文学文化繁荣昌盛的时期。如先秦的“百家争鸣”,造就了中国哲学的繁荣,诸子散文风格各异,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南北朝时期中国思想领域活跃,不仅有儒学,还有玄学、佛学,不仅有汉语诗歌,也有鲜卑语诗歌。其结果是文学兴盛,文论达到了中国空前的理论高峰;唐宋元期间,儒释道共存,辽金元文学互补,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唐诗宋词元曲成为中国文学的珍品…… “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今天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开放的视角与多元的观念重写文学史,补足残缺之处,明天我们定能看到多元化所催生出的累累硕果! (责任编辑:admin) |